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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中国，不少人赞誉相加，主要理由是“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至于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与人民整体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国为这种短暂的经济增长支付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这些事实，则很少有人去想。但从十六大前后举世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高期望这一点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对江泽民时期的中国情况恶化并非毫无所知。“揣着明白装糊涂”，也许就是普遍的一种心态。
世界各国媒体一直认为中国的媒体市场是块“空白”，指望中国政府开放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中国一直赞美有加，2005年初是法国、英国的一阵猛热闹，导致“无中国不成新闻”的局面。从5月开始又是美国几大著名新闻周刊纷纷报道中国。从这些媒体的报道中，读者们看到了一个现状美好，人民富裕、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国――而近年来，尽管中国政府从未许诺任何“改革”，而这些媒体却帮助中国政府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神话，比如2003年初，一向善于“作秀”、喜爱表演的深圳特区，在世人对它已经渐渐淡忘之际又上演了一出新剧，宣称自己要进行“政府改革”，于是国际传媒纷纷竟相报道，称“这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演与试验”。一些国际大媒体采访笔者时，无论笔者如何解释这只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一样的“行政改革”，并试图说明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但一些媒体无论如何都要将此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兆”。这一“改革神话”刚破灭，又有国际知名媒体制造出“媒体改革”神话，直到2005年8 月2日，中国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才将外国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的梦想击得粉碎。众多海外媒体垂头丧气，BBC中文部于8月5日发布消息，说“相对于去年公布的开放媒体市场政策，这些措施显然是一大倒退，使得外国的媒体也失望”――以往BBC一直在营造中国媒体改革的神话，至今还不肯承认这神话是营造出来的幻影，并非中国现实。因为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要开放媒体市场，中国主管宣传的官员更是从来就没有宣示过“媒体要改革”，相反倒是不断在宣布要加强控制。比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2003年7月曾宣布：“有几项标准永远不会更改，即：媒体的角色是“党的喉舌”，党管理媒体及媒体机构人事，以及媒体依然要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 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也毫不含糊地说过：“中国的媒体公司需要按照企业模式展开经营，并要时刻留意保留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并肩负起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义务。”
笔者绝不反对各国传媒进入中国市场，笔者只反对这些媒体放弃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去迎合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些媒体在专制者面前弯下了它们在本国政府面前未曾弯下的腰，却没有换得市场，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传媒业里，资本原则只能屈居于第二位，第一原则仍然是政治原则。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的态度有如一个寓言故事：一位农夫牵着一头驴子赶路，为了激励驴子加快脚步，农夫在驴子的鼻子前晃动着一把青草，吸引着驴子追赶着青草。中国政府这几年扮演着“农夫”的角色，而一些外国媒体则宛如那头追赶着青草的“驴子”，这把“青草”就是中国暗示给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专制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反对者（包括潜在反对者）向他们低头，在反对者没有低头之前，专制统治者会在“驴子”面前晃动青草。但只要一低头，青草就立即收回。因为专制者已经成功地向世人证明了西方传媒追求所谓“自由民主真实”的原则，只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幌子而已。
以往对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国官方理论界都有意误导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些海外学者亦有意参与唱和，笔者一直不理解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曾在私下里问过，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们要做成一双靴子，哄共产党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脱下来，就可以慢慢达到目的。”将幼儿园阿姨哄小孩子时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现很好，我们给他戴朵小红花，明天他一定会表现更好”，用之于对待一个具有50年执政经验，且在夺取政权的28年艰苦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机变与权谋的政党，这种方式是表现了学者的“智慧”还是这些学者个人别有所求，笔者不想置评。但事实是，每次都是学者们辛苦表扬了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却收得越来越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共政府与以往还不同，就在2003年的两会期间，干脆由政府发言人宣布：“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两会议题。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国际社会的中国学界与传媒一度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这才算是结束了纸上的行程。
其实要判断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将做些什么非难事，只要依据两点：一是中国的现状怎样，因为未来的道路只不过是现状的延伸罢了。毛时代是“极权政治＋计划经济”，邓时代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专制政治从来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对象，而是他们统治社会的基本手段。从现状来看，中国目前的局面实在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临的问题却比前任要严重得多。从中共政府近几年的作为来看，只见加强社会控制，未见有任何放松迹象。二是政权的统治基础构成有无可能改变。一旦统治基础被制度认可，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导者个人力量。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只不过是为这种强势集团“俘获国家”的社会格局正名，并开辟一条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在中国执政，都得依靠现在已经形成的统治基础，都得容忍强势集团通过挤压平民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体制。这一点只要平心静气想想朱熔基总理上任之初，举世对他的热切期望，以及他最后难逃“堂?吉诃德”命运就了然于心。
胡锦涛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出现的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重民、亲民、爱民”脱节。
对于党务工作向左转这一倾向，只须列举胡锦涛这两年的“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就可知道：
从胡锦涛作为“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来看，胡锦涛迷恋于重复毛式话语，整篇讲话于解决中国时务毫无实用价值。试想想，要今天中国的腐败官员们放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珠环翠绕的奢侈享受，去“艰苦奋斗”，几乎无异于痴人说梦。
被列为全党重点学习的胡锦涛即2003年“七一讲话”，则更是不着边际。这个“讲话”中为中国构想了一些假想敌，即“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当胡总书记煞有介事地陈说“西方敌对势力”的种种罪状时，他本人仿佛已经忘记中国的问题正是中国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
则整个政务系统却表现出一种急剧右转的倾向。这可以从“反腐败”力度大大降低中窥见一二。由于胡锦涛多次表态“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真反腐败就有伤官场和气，于是这两年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大为减少：2002年中国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尚有51,077件，而2003年急剧下降为18,515件； 2002年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尚有4,291人，而到2003年则下降为2,728人。反腐败力度下降还犹可，一个主张政府与贪官共同分赃的“一二三工程”居然包上“反腐秘籍”的外壳堂皇登场，这个方案主张只要官员交出贪污的钱款，就可以不予追究并保持现有官职。政务系统更是与贪官们息息相通，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让世界上最右倾的政府也瞠目结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11月颁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从12月1日开始，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这一来等于为贪官污吏携带财产出境放行，并且大大降低其转移财产出境的成本。
对于底层百姓的困境，中国政府几乎不再有任何纾解民困之举。2004年宏观调控引起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让底层人民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感困难，但从来未见任何解困方案出台。对于日益频繁的底层反抗，也从“剿抚并用”到“以剿为主”，90年代前半期发生底层反抗，中国政府总还要给几根胡萝卜以示安抚，而现在胡萝卜日益变小甚至干脆不给，政府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导致社会仇恨日益加剧。“亲民重民爱民”的口号虽然呼叫得非常响亮，但落到实处却几乎不见痕迹。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并拥有非常强大的 “消防能力”，如越来越借助于暴力的政治高压，越来越普遍的由警察与国家安全部特务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统”，越来越严格的新闻管制，以及为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开放的一扇分享利益与权势的窄窄的门。笔者的看法是：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确实能够延长中共的统治寿命，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寿命其实正是通过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换来的，一句民谚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的现状：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中共的寿命越长，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大。
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垮台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比任何时代的困难还要多，还要大。
我相信，中国人的后代在评价今天的中国历史时，一定会认为中国的前途是被不负责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识精英、依靠投机钻营发财的经济精英共同谋杀，也一定会惊讶于今天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被他们愚弄。对历史，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我们这几代人确实难辞其咎。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能够很清晰地观察到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政治之间的脉动，在所谓“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败统治得到了不少“爱国华侨”最大程度的理解与支持。每观及此，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句话：“长期以来，每个政府连同其智慧与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绝佳象征。可以说，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Carlyle, Thomas Scottish author, essayist, & historian (1795 - 1881)In the long-run every Government is the exact symbol of its People, with their wisdom and unwisdom; we have to say, Like People like Government.）
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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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8年3月；《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1999年10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3 “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南风窗》2005年2月（下）。
4 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2005年5月20日在“财富论坛”上的讲话，中国环境信息资源网， http://www.cern.gov.cn/NewsInfo.asp?NewsId=200505200010。）
5 “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南风窗》2005年2月（下）。
6 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凤凰卫视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凤凰卫视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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