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肃反运动中，作家丁玲、《文艺报》负责人陈企霞被打成反党小集团。195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批发全国，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展开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
所有的文化界人士都属于“党的文艺队伍”，非党的文艺队伍根本不存在。可以预计，“批评和斗争”将涵盖全体文艺干部、“整顿和纯洁”的对象将是一大批文艺界、文化界人士。
这是1955年底时的形势。
然而没人料到，进入1956年后，“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并没发生。不仅没有发生，连丁玲、陈企霞都被平了反。足足推迟了一年半，到1957年6月，那场清洗才开始。到那时，丁玲、陈企霞重新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再次被批斗。而且没人料到，“整顿和纯洁”的不仅是文艺界、文化界，全国各行各业无一例外展开了大清洗。若论其酷烈的程度，那就更是谁也想象不到的了。
那场推迟了一年半的大清洗，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为什么推迟了一年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促使形势大变的是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
1956年2月，苏共首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苏联社会的丑恶暴露于世，“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正如胡乔木所说：
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苏共是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北京市委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后的讨论会上，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说：
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
在4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马上接过陈伯达的新颖提法，在同一天作会议总结时说：
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这条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新提法，由陆定一于5月26日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向各界人士宣布。陆还宣布，中共“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许多人耳目为之一新，认为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当然，也有人在推敲：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限于艺术和学术，而且要区别学术和政治，那就等于说政治领域“不得入内”。要是鸣、放涉及了政治怎么办？没有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何来学术上的诸多“自由”？正如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
其实，毛泽东本人从未许诺过任何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的就是一家独鸣。他赞成“百花齐放”是要鸟儿在笼子里多唱几首颂歌，决不许鸟儿钻出笼子。他执政的七年中，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从未中断。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到对梁漱溟的批判等，无一不是将学术问题和政治搞在一锅里煮，结论则无一不用“阶级斗争”罩住了事。无论哪个问题，只要毛泽东发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就再无立足之地，那个领域也就了无生气。学者们要么沉默，要么做释经家，当传声筒，决无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能。
个别人早改了行，如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改搞文物，清华大学教授陈梦家改搞考古。别人多半采取沉默的办法。
如北京大学美学教授朱光潜。他自述道：
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象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
学者们将大量精力用于清理自己的“反动思想”，禁区重重，徒有着书立说之志，没什么成果问世。北大教授周礼全曾是哲学大师金岳霖的学生，他说：“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学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写成的。他五六十年代的哲学著作，就难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
过去几年中，艺术家们都谨小慎微，唯恐犯错，时间一长肚子也就空了。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作家赵树理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不甘沉默的只能当传声筒。
作家李准1979年在《文艺研究》上著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这就是对那一状况的沉痛反省。
在1957年“反右”之前，文学家已经当了好几年传声筒。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辩论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百家林立的局面。没有诸子百家，何来百家争鸣？然而，就在这种气氛下，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这真有点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还记得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怎样靠丑化自己过的关，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还弥漫着肃反运动留下的杀气。对于被伤害的、被整死的无辜，没有一句反省，不显示一点歉意，创痛犹在，记忆犹新。大家仍有余悸，不会因为宣传部长在大会上振臂一呼，就立即行动起来，你争我鸣。牡丹芍药更不会自己从地底钻出来，争妍斗艳。
然而，这一次中共的态度实在诚恳得很。陆定一在7月20日对出席会议的中共各省市管宣传、文教的官员们讲话，要他们听取批评，勿乱扣帽子：“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反领导等等。”他要官员们让人讲话：“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
无论什么话，多重复几遍总有用处。过去几年累积起来的疑惧逐渐消褪，气氛终于松动了。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终于有人由于自身的善良，或是由于天生的健忘，或是由于练就的勇敢，或是架不住宣传机器的千呼万唤，或是抵不住“百花齐放”美丽的诱惑，跳出来喊叫了。
其实，记者作家刘宾雁早在中共鼓吹“双百”之前就已经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独自行动起来。1956年2月间，他完成了一部中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文章主角是个党的干部，此人为官的哲学是“最重要的就是领会领导意图”，“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发表该文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中说：“我们期待……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
不久，这样的作品又出现了，作者还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相继在6月和10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着力描绘某省党报的一位女记者如何在在弥漫着官僚主义气息的环境中追求真理、主持正义。一年后反右，上海作家协会整风办公室的姚文元【原《文艺月报》杂志社理论组组长】批判该文说：“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栋……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作者带着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
姚文元说的不错。刘宾雁的文章一改风行全国的用华丽的词藻颂扬执政者，用空洞的议论掩饰予盾和危机的文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天津戏曲学校校长何迟用他的相声作品“鸣”了一下。《开会迷》着力讽刺一个党的干部：“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了，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有一天，他又召集会议，“讨论一百年后工人福利问题。”“一百年后的事，干嘛现在就讨论哪？”“要展望一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啊！”
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中，作家黄秋耘在9月号《人民文学》上发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抨击自中共执政以来文艺界时兴的粉饰太平的现象：
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农业合作社，几乎个个都是牛羊满谷、五谷丰登；每家农户的餐桌上都摆满了鱼肉；每个农村姑娘都穿上了崭新的花布衣裳。
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是什么艺术家呢？
同期的《人民文学》还有一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抨击北京某区委机关官僚主义现象的小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9月号的《文艺报》还刊登了披露戏曲艺人生活困苦的文章：“在工作上受到各种歧视，在艺术上也受到不合理的干涉。”许多民间职业剧团，“不仅各地方的文化机关可以随便指挥他们，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粮食机关以至民兵都可以白看戏，或随便来干涉剧团和艺人。如果剧团稍为做得不周到，马上就要横祸飞来。”
5月里，毛泽东刚命令上海《文汇报》停刊，这时忽然想到这份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可以为百家争鸣创造气氛，于是通知《文汇报》7月复刊，并指令原社长徐铸成复职。
气候似乎和暖了。
9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求。在“八大”决议的影响下，国家的政治局面有所松动。
讲到这里，还得谈点历史。
四十年代初，毛在党内的地位虽已高于周恩来及他人，但周的组织势力却大于他。毛欲成凌驾于众人的领袖，必得借助“思想”，“理论”，因为那正是周的短处。在刘少奇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之后，中共就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使毛从中共诸领袖中脱颖而出，所谓“朱、毛”，“毛、周”都不复存在。毛的同志们就都成了他的部下、臣子，无人能与之比肩而立，他的领袖地位最终奠定。
那个“毛泽东思想”，显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1953年，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可见毛并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别人的份，不是后来邓小平所解释的中共领导人大家（包括邓小平）的思想。可是，后来毛泽东又觉得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提法使人以为二者是不同的东西，于是作了一个可能让他长期后悔的决定。他在1954年批发文件通知全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所以要改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提法既已废除，苏联老大哥又批判了斯大林，所以中共召开八大时，反个人崇拜成了主要议题之一。主持修改党章的刘少奇、邓小平乘势强调集体领导，实行“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进而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样，不仅党内高层无人提出异议，当初主动提议废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提法的毛泽东即便心中后悔，也不好启齿反对。
为防止个人专断，原由毛泽东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职务被邓小平的总书记取代，且设立五位副主席，废止一位主席独尊的局面。
当时党内反对个人崇拜的风气之盛，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有一天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告诉到场的人：过一会儿毛主席来的时候不许鼓掌，谁鼓掌了下一次不发给晚会入场券。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昆曲《十五贯》、毛泽东进场时，的确“既没有全体起立欢呼，更没有高喊什么‘万寿无疆’，也没有人鼓掌。”
1950年4月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时，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后面自己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对此，其他人不好反对，只能将“毛主席”改成“毛泽东同志”以表明他们不是其臣子。但从此毛的“万岁”地位便以不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而今毛泽东要在“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气候中巩固其“万岁”地位，必须抵抗对斯大林的批判浪潮。1956年10月23日接见苏联大使时，他明确表示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不同意见”。11月28日再次对苏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他说斯大林并非如赫鲁晓夫所说杀了数百万同志，他估计只不过杀了一百万人。“何况，一百万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多嘛！”3月底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他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功大于过”。针对苏共决定不再悬挂斯大林像，他说：“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我们人民不满意”。
毛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苏联大使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中共同事们听的。但刘、邓等人对于毛急于肯定斯大林的做法不予响应。
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极为不满。会议结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全党的工作中心还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刘少奇讶于毛的多变，又不愿违心附和毛的意见，便含糊应对：“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
后来在12月的一次会议上，毛又明白表示对八大的不满：“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日后毛处心积虑推翻“八大”决议，乃至发动文化革命。刘被整死、邓被流放后，毛召开中共九大，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写入党章，他的报复才算成功。】但是，由于刘、邓、周等力主以经济建设为首务，拒以阶级斗争为全党的工作中心，政治局面宽松了不少。
文艺界感受到了“解冻”的一丝暖流。消失了几年的作家沈从文突然获准出版了一本小说选。各报刊首次被许可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展开争鸣。一些几年来不准上演的老戏又上了台，也有人敢说“不要谈什么主义，只要读者、观众欢迎，就该肯定它是好作品”了。
在文学界，“人性”是一直一个不得触及的禁区。而今在相对活跃的学术空气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提交1957年3月间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他提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难道就不能有作为一个人所共有的人性吗？”“纯粹的阶级性，只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当时他只受到观点不同者的批驳，论文也被允许发表，严厉批判则是反右之后才开始的。
诗人徐志摩当年的学生陈梦家在2月号的《诗刊》杂志上发表《谈谈徐志摩的诗》一文，针对徐一向被批判为“反动”，说“志摩是爱国的，这一点应该肯定。”并建议选编出版徐的诗作。
1956年出版的臧克家编《中国新诗选（1919-1949）》里本收有徐志摩的几首诗，出版前被审查者删除。1957年春再版时，开放解冻，收入了几首徐的诗。
二三十年代曾在诗坛风云一时、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梁宗岱，正被关在监狱里。突然，他被卸掉手铐，放回中山大学，恢复了教授职。
上海监狱里的政治气候也暖和了一些，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得到一份周恩来的报告，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看守对他说：“你们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可要珍惜自己啊！你们的问题搞清楚了，不久就可以出去。”贾满怀希望，觉得就要走出铁窗了。
不过，就全国来说，政治局面的松动极为有限，知识界对中共的号召反应并不热烈。陆定一所许诺的“自由”，虽然是他们一直向往的，他们也感觉到了一点春意。但中共主政以来搞的那一场场使人“浑身颤栗”的运动的阴影尚未散去，多数人心里痒痒，却缺乏勇气，只是观望、等待。所谓“百家争鸣”，仅处于聊胜于无的状态。
本来，毛泽东统治中国七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只要他在位，中国决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可能。这里有两个例子。
第一则，评论家钟惦斐。
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报上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该部主管电影工作的钟惦斐的家里，说毛主席关于电影问题有些想法，请钟写篇文章。钟遂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他认为国产电影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不受人民欢迎，收不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百分之十，症结是电影事业管理局掌管了一切。“目前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
在毛泽东看来，钟惦斐反对党对电影界的领导，实属离经叛道。他几次点钟的名，说钟“把过去说了个一塌胡涂，否定一切。”“钟惦斐的文章台湾喜欢。”“《电影的锣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的）。”“钟惦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
三个月后反右一开张，《电影的锣鼓》就被说成是“向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抛出的一份挑战书”。钟惦斐遂当上了“电影界反党头目”、大右派。
第二则，诗人流沙河。
1957年1月，四川成都《星星》诗歌月刊创刊号发行。其中刊有流沙河写的一组托物咏怀的散文诗《草木篇》，结果很快就招来围攻。诗中写藤“纠缠着丁香，往上爬”，被一口咬定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诬蔑”；诗中说梅花“把自己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批为有“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回来。四川省文联的党委领导甚至说：“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
对这种批判，毛泽东大加支持。在3月召开的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他说：“《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于是《草木篇》成钦定毒草，流沙河成了全国批判围剿的反动作家。数月后反右，毛泽东为流沙河定性：
大树是有根的。流沙河就是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
结果，《星星》诗刊四位编辑流沙河、白航、石天河、白峡都被定为右派，遣送农村。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不赞成对《草木篇》牵强附会的批判，也被打成了右派。
由此可知，只要毛泽东主政，“双百”方针绝无实施之可能！
没有宽松、自由的气氛，没有活泼的思想交锋，任何科学创新、文艺创作都无从谈起。这本是毛泽东执政七年中的一系列批判运动的直接后果。要是毛真欲推行“双百方针”，假以时日，不断改善政治局面，几年后各行各界都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可是，“桃三李四杏五年。”他一年不搞运动便觉难耐，岂能坐等三五年！
在11月，即中共八大闭幕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就已决定要把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了。可是全国上下该扫的都扫了一遍，还能到哪里去找阶级斗争的对象？
他说，要让全国人民帮共产党整顿作风：
我们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
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从他宣布的内容来看，这运动是针对党的干部，旨在改进党的作风，与“双百”方针并无关联，怎么会变成一场酷烈的、导致百万知识分子家破人亡的反右派运动？
我们不妨对历史回顾一番。
毛泽东搞整风，这不是头一遭，1942年在延安就搞过一回。
王明是党内莫斯科派的首领，直到整风前，都是唯一有力量和毛争首席的人物。他给党校学生讲课时，康生曾带领学生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在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王明在苏联，干事的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在1935年遵义会议中，博古下台，周、张因转向而被“团结”。所以，毛泽东为巩固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首要打击目标是王明。他以“整顿思想作风”的名义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强调说：
（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毛泽东自任整风“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又避开中央书记处、政治局，任命控制特工系统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为副主任，把领导整风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这个“总学习委员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拥有随意逮捕人的权力，书记处与政治局皆不得过问。
毛泽东宣布王明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接着将王明软禁，废黜。这时，张闻天名义上还是总书记，主动自我放逐，到乡村去搞调查，脱离了党的核心。周恩来则靠按毛定的调子给自己泼污水，检讨其“动摇性”，“自私性”，“虚荣性”，“冲动性”，“软弱性”，被毛放过关，从此成为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臣子。一直到1976年两人先后死去，其君臣、主仆关系未变分毫。
打垮了党内上层最可能向其挑战的王明留苏派后，下一步便是清党。毛泽东说得很坦白：
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审干，审查干部之简称】
问题是怎么着手。
1942年冬春之交，康生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后，延安各机关纷纷成立“学习委员会”，成为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命令每个人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历史，写出整风笔记，并由「学习委员会」派出检查团抽阅、审查。
在强大压力下，知识分子干部个个得“脱裤子、割尾巴”，割的是向往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换上唯党命是从、唯领袖是从的“革命思想”。
延安党内知识分子大多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多少有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主张延安的艺术家“大胆地与适当地揭破一切骯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他在墙报上批评“软骨病”，提倡“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号召人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
他的杂文《野百合花》中有一段谈论「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唯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党内同情其观点的人相当多，中央研究院调查发现，对王实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百分之九十五”。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墙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人们像赶庙会一样前去观看。
女作家丁玲写了篇杂文《三八节有感》，主题也是对党内等级制度的不满：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里，抱在褓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其实，共产党除了“共”地主富农的产外，从没在党内搞过共产，党内级别的高低向来是物质分配多寡的唯一指标。【文革中，中共将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向全国散发，其中有一条说刘在战争年代每天吃鸡。其实当年毛泽东也是吃鸡的。政治局委员陈云在延安曾向下级解释：毛主席吃鸡是党中央的决定，并不是毛个人要吃。】延安物资匮乏，“共产”，“平等”的旗帜又不得不打，丢了这面旗，便会失去号召力。所以党的领导人最忌讳“不平等”三个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只能做、不准说。为了准备日后夺取政权，毛泽东需组织起一支铁的队伍。这支队伍必须信奉“领袖至上”，“党至上”的原则。个人必须绝对服从组织，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独立思考那一套必须肃清。只许文艺家们歌颂党的光明，不准揭露黑暗；而王、丁们偏偏连花绒布与脏布片的不平等都要反对，越出了许可界限，属于造反行为，必须严惩。
所以毛泽东去看了墙报，马上说：“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样，毛泽东借清算王实味，把运动对象转移至党内下层，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身上。
4月初，毛泽东已指“王实味是托派”【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派人暗杀的原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的首领】，把王当作敌人。“逐渐开始把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同阶级斗争、组织清洗联系起来了，从而使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1942年6月，毛泽东已经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敌人。”他在一个会议指出，既然王实味能隐藏得这么深，肯定还会有张实味、李实味。毛还毫无根据地猜测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坏人。”
此后，“整风”演变成了抓“暗藏的敌人”、抓“张实味、李实味”的运动。
12月，毛泽东和康生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康生作报告宣布“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毛泽东接着讲话，支持康生的意见，并指王实味是“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
1943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一边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边整反革命。4月初，中央发出文件，说“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风的一大目标。
毛委派康生主持“审干”。善于投毛之所好的康生马上行动，下令一夜间抓了二百多名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罪名是“特务”，“汉奸”，“叛徒”和“托派分子”，王实味亦在此列。康生声称：“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
一时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极度恐怖。关中师范学校88人参加整风，66人被“挖出”来。绥德师范学校挖出了230名。延安警卫团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成了“国民党特务”，甚至连中央秘书处也挖出了十多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四分之三被“挖出”，中央党校挖出了250个“特务”。陕北公学53%被当作特务“审查”。抗日军政大学排以上的干部57%被打成了“特务分子”。
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致电毛泽东，请他不要重用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可是毛亲笔回信道：“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毛的心腹打手，一次不漏。
女作家陈学昭当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她回忆报社和新华社召开的一次抢救大会道：“（大会）号召人们上台去坦白。有人上台去坦白自己是特务。上台坦白的人接连不断。”
因为各部门都要抓个“特务”出来报成绩，被关押审查者越来越多。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舒群是其中之一：
我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接触……起先，我以为我认识毛主席，也认识康生，他们都了解我，大概我本人不会有什么事。可是……各部门都搞得热火朝天，只有副刊部还没有抓出一个“特务”来。……（于是）我被当作“双料特（务）嫌（疑犯）”打入水中。
1955年时任四川省宜宾军分区副政委的郭一曾这样回忆：
延安整风时，那可凶得很，把许多好人都搞成特务了。
我本来没有问题，搞了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你咬我，我咬你，把我拉进去，搞了几个月。
有自杀的，有跳崖的，有逼、供、信，有假枪毙，动刀子戮。我胸口上就被戮过一刀……又用麻绳捆起来，用板凳打。扁担都打断两根。用扁担打我的人，现在还在武汉军区。
受不了捆打，又不愿乱认罪、胡咬人的，只有另求解脱之道。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自杀身亡。
有些人被逮捕后即“失踪”，甚至送到医院“处置”杀戮。延安有个白求恩和平医院，毛泽东的秘书师哲与陈郁【六十年代广东省省长】去参观时，见到用一具福尔马林浸泡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共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送来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关押了将近五年的“特务”“汉奸”“托派」等被押撤离。到了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处死。王实味则在到达晋北根据地后，于7月1日夜被乱刀砍杀后，抛入一眼枯井。
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恨恨地提到王实味，说他“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其实，王实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北京大学学生，“国民党探子”无论如何与他是联不上的。
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似乎不同意给王实味栽上“国民党探子”的赃。他只说“王写大字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没往国民党那边扯。刘少奇后来曾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抓出来的“国民党特务”，“内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但他又辩解道：
那时那么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老实说，有的人戴上一个帽子不冤枉，你有那么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嘛！
其实，刘少奇说的那没整错的“百分之五，被枪毙、砍头、活埋了的，也全是冤案。当时，由于没有派遣特务到延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的唐纵甚感遗憾，在日记中有“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的感叹。
投奔延安的青年在整风中被消灭，只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首先成为怀疑对象罢了。例如1926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共的赵梅生，曾任北平市委负责人兼北大党支部书记。1933年曾率汾阳军校官兵三千余人徒步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整风中北平地下党组织被指为内奸，一批人被处死，包括赵梅生。又如清华大学女学生陶凯孙及其已入了中国藉的朝鲜藉丈夫金文哲，夫妇同时被秘密处决，年仅二十七、二十八岁，直到1982年公安部才宣布“这是一起冤案”。
不仅延安地区，中共在各根据地搞的整风都是这样胡抓乱杀。1942年在太行山参加整风运动的女作家刘真这样回忆道：
在打骂、吼叫、种种花样的肉刑中，冀南整风大队三个小队几百名干部百分之八十都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双料特务，还有“灯下黑”即被怀疑成特务的人。不断的有人跳崖自杀，山上山下一片恐怖。冀南行署主任刘建章也被打成了特务。他死也不承认，被拉出去假枪毙……
反右时的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1943年11月间在中共冀南行署办的整风学校任党总支部书记。他回忆那段经历说：
我在学校工作不几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发现了特务，经过揭发斗争，有些敌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和托派。中央在电报上说，在“抢救运动”（这时，“整风运动”已被叫做“抢救失足者”的“肃反运动”）中搞出了这么多特务，并创造了许多经验（如“大会围，小会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中央表示很高兴。
一个多月后，我和李尔重同时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去参加“整风”学习……为时不久，就开始了“抢救失足者”。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和“抢救”的重点对象。在审查一个人的历史时（被审查者大多是党的高、中级干部）……采用了不人道的极为残酷的办法……
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同志曾“劝说”我彻底“坦白”……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这次“整风”“抢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呆了一年半时间，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
1967年2月文化革命中，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副总理陈毅提到延安整风，说：“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毛的书房，向他汇报。当毛听到陈毅这段议论时，立即勃然大怒：“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延安整风连着毛的神经中枢，毛迅速反应，当即决定反击，将陈毅等副总理、元帅送上了斗争台。
知道了这段历史，再来看1957年的整风、反右，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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