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归纳，也是中共理论家引用得最多的毛语录之一。
纵览二十四史，便知事实并不如此。秦末无产者陈胜、吴广，汉末贫民子弟军赤眉、黄巾，隋末渔夫猎手瓦岗军，都是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唐末私盐贩黄巢，血流三千里杀进长安，只为五代一群小王公做铺路石。赵匡胤本是后周统治阶级成员，从幼帝手中夺权，与平民阶级毫无关系。蒙古铁骑南下阴山灭了赵家子孙，汉人不分贫富都是三等公民。元末红巾军起义，各路兵马自相残杀。朱元璋本属无产阶级，但一打平天下做皇帝，就将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杀得溜干净。全国无产者除了他的子孙，谁也不得分享胜利果实。明末延安人张献忠参加农民起义，跑到成都登基。四川的农民兄弟被他杀了多半，清初不得不「湖广填四川」。他的陕北老乡李自成灭了朱姓皇朝，只不过为满清作嫁。清人入了关，汉人不分贫富都只有一条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清末洪秀全，妄称上帝之子，打进南京就大建宫殿，纳了八十一个嫔妃，再下圣旨叫百姓“照旧缴粮纳税”，老百姓还是与胜利无缘。
两千年来究竟哪个阶级胜利了？二十四史里沒有答案。谁在乎朱元璋、洪秀全的阶级出身呢？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克思读得不夠，满脑子封建。其实不然。毛读史只择其爱，弃其所鄙，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历史并无深入研究。例如，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社会稳定（外敌侵扰另当别论），主要归功于宋太祖赵匡胤。他一重法制，以为“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二讲“干部知识化”，改革科举，扩大招生，录用人才一概不问出身；三行“言者无罪”，在太庙中立下誓碑，凡嗣君即位，须入庙跪读并遵守。碑文之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然而，赵氏谨守法度、“言者无罪”、“不杀上书言事人”的经验，从未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读史用的是另一种眼光。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是实，马克思只是一张皮。
历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总需收拢人心，使人民休养生息、增丁添口。薄徭役、减税赋是既定方针。例如唐朝初年就实行过土地分配，农民都能领一块田地谋生。清初湖广填四川，招抚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给田耕种，新垦土地一概免赋，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些即历史学者归纳的“让步政策”。但史学界关于“让步政策”的论战被他一语了断：“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反攻倒算”。他沉湎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现代迷信，又得力于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的社会组织──共产党，将他的意志，传递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于是，一个又一个灾难，就被制造出来了。
1950年7月，他发动了第一个运动，名叫“镇压反革命”。其主要对象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公、教人员。1949年初，中共眼看内战胜利在望，曾呼吁国民党各级人员留守岗位，等候解放军接管。中共承诺，许其继续工作，以维持社会治安和民生安定。其时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留了下来。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际，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国民党留任人员称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镇压”了。
“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只迷信“倒算”，迷信“杀”。谁杀得少谁就是“右倾”。杀了几十万，还认为杀得不夠多。几个月内，他多次发出批评，要求各地纠正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严重的右倾偏向”。
1951年2月间，饶漱石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华东各省发了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目前除浙江、皖南抓人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当停一下，以便清理积案，总结经验，然后再杀第二批外，其他杀得不夠的省（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1]]
毛泽东立即将华东局的指示转发全国，说：
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主政广西的陶铸给毛泽东发电说：“歼匪四十五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回电：“广西应该杀。”陶铸即大开杀戒，十五万条人命被毛泽东一个电报勾销，成镇反的刀下鬼。
更严重的是，杀人不根据实际情况，而是设定计划，預立指标。
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报告说“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毛泽东转发给全国，称：
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3月间，华东局饶漱石又报告，已经作好计划，确定了在上海“准备杀、关（押）、管（制）的数目字”，毛泽东一边称赞：“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一边指示：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到了1951年3月底，毛泽东还在严厉批评：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国民党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组成的队伍，在抗战中又吸收了大量民族精华，为国捐躯者多达百万。如四川省井研县，成年男子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参加国军抗日，一万一千多名将士几乎全部牺牲在抗日前线，战后仅53人退伍返乡。中共若采取“让步政策”，吸收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的人才参加建设，一定得益匪浅。然而，毛只信“反攻倒算”，只信“一些阶级消灭了”那一套，使中国这个遍地文盲的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人才。
例如广东台山县老教育家陈觉生，在恶霸劣绅纷纷避往香港时，他却留下协助南下的中共军队。起先他被誉为“民主人士”，可是一“镇压反革命”，他就因曾任旧县政府参议会议长而被指为“反革命”，被乱棍活活打死。另一位广东人张拔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7年国共合作时出任东莞县长，曾参与李济深讨蒋。后退出政界执律师业。中共上台，给了李济深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头衔，却把张拔超抓去枪决了。与张名列同一份判决书、被处死的有三十多人，而批准者仅是当地一个区长。
安徽绩溪县上庄乡是文化界名人胡适老家，胡的堂弟胡冠英只因在中共执政前夕当了几天乡长而被“镇压”。
浙江人张韶舞，抗日战争期间任平阳县县长，是个清官，并无贪渎。中共胜利前夕，其堂兄张治中【国共谈判国民党一方的首席代表】与共产党合作。张韶舞追随其兄，投奔了中共。“镇反”时，浙江派人到北京将他抓到平阳。说是“公审”，当天审、当天判、当天就枪毙了他。
第一个将咖啡引进中国并种植成功的一位印尼华桥，平生致力于创办咖啡农场，只因在旧政府任过官职，便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二十年后病死狱中。
《英汉四用词典》主编詹文浒，中共进城时为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1951年政府勒令旧新闻从业人员按“反动分子”登记。詹拒绝登记，潜逃广州。结果被捕，判刑20年。在青海西宁监狱服刑期满，送都兰劳改农场“就业”，1973年死于该农场。
中华民国开国元老、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的谢持（1876－1939）是四川富顺县人。当时的四川以胡耀邦为行署主任的川北杀人最少，李大章的川南和李井泉的川西杀人最多。富顺县属于李大章管的川南。中共打进上海前夕，曾经庇护中共盟友张澜【中共建国后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与周恩来也有往来的周善培告訴谢持的独子、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研究员谢德堪，中共需要他那样的经济学家，不必离开大陆。谢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顺，等待日后为中共政权效力。谁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枪决，尸骨无存。当局公布的他的罪名是一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右派核心；二有血债。据他儿子谢幼田回忆：
在富顺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文官保长以上，武官连长以上，全部被处决。我父亲被杀那一次，一次被处决三十多人。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十几次。小小一个县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杀。[[1]]
1980年代，中共平反历次运动的冤案，但“镇反”不在其内。只因谢持的关系，谢德堪案对台湾“统战”有用，破例复查。结果查明谢德堪一不是国民党员，二被他“杀害”的人还活着，案子完全不成立。富顺县法院重新发出“刑事判决书”：“撤销富顺县人民法庭1951年3月14日第十一号刑事判决中对谢德堪以恶霸罪处以死刑的判决。”不过当年谢家被抄，祖屋被富顺县委占用已四十年。县委逼其家人捐献房屋作为条件交换“平反”，随平反书寄去一千元“冤狱费”算是了结。
对这次「镇压反革命」的规模，毛泽东有个说法：
我们建国以来几年时间至少就杀了七十九万反革命，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
1956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他认为那是因为镇压反革命不彻底所致：
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沒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他还得意地说：
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夠，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夠彻底，知识分子杀得太少了。他从秦始皇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是：
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沒有整倒，（被）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
他替秦始皇惋惜，认为要是秦始皇彻底坑儒，将张良、陈平等一併杀掉，天下就不会丟给刘邦。
1959年，他又两次吹嘘那场杀人无数的「镇反」：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
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沒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被他杀、关、管的“反革命”，除旧政府的党、政、公、教人员外，许多属“和平起义”或被和平收编、中共许诺放下武器即“既往不咎”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
1945年8月，伪满东安省军医院主任军医回健人集合队伍，击毙日本人院长，率队奔向苏联。东北光复后，苏联将他的医疗队送回中国。他回到东安省立医院，任眼科主任，并受国民政府反满抗日的负责人委派，组织国民党东安支部，任书记长。后因对国民党失望，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对阵的国共防线，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但中共一胜利，即将他送进了监狱。对他的判决是：“反苏反共，罪大恶极……但属起义人员，坦白交代彻底，故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国共内战后期在北京“和平起义”的国军傅作义部军官冯谦光，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1935年任山东临淄县长，查烟、禁赌、肃匪，兴办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又自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做了许多好事。他在1941年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济南狱中，直到日本投降才获自由。现在中共说他是“反革命”，关了他二十多年，快死了才释放。
1949年春，把守安徽段长江防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经曾任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秘密帮助过中共地下党人的高铁君劝说，与中共协定，弃守沿江防线，拱手让其在繁昌县等地顺利渡江。但渡江后中共即撕毀协定，大肆屠杀业已放下武器的二十军官兵。杨刚才痛悔不已，杀死自己全家人后自杀。高铁君拿出自己的寿材将杨装殓。镇反时，中共以此为由将高逮捕。高在当地中素有“高青天”之誉，数百民众联合为他具保。然而，不仅高铁君被处决，数百名具保者也一併被杀戮。【后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凱帆曾多次说高不该杀，但中共仍未予平反。】
云南省长卢汉率部起义不久，中共即食言，成批地按“反革命”处决其下属。据原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回忆，杀戮从1951年3月开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三十六个。半夜里三点鐘，要来喊人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406。‘406！收拾行李！’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
中共进军湘西前，与地方首领陈渠珍谈判，由其部下谭自平组织部队分驻各乡，维持治安，等候解放军到来。可是解放军进驻凤凰县城，屁股一坐定就食言，将谭自平逮捕送抚顺战犯监狱（谭不久死在那里），其他军官则全部就地处决，包括作家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
当时南方诸省之“过多杀人和乱杀人”，甚至到了官方不得不在报刊上发文要求纠正的地步：“乱捕乱打乱杀的错误对于某些同志来说，已经是一个多次重复……屡戒屡犯的错误。”例如四川省夹江县1950年954个逮捕“反革命”的案件，百分之八十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河南省南阳枪决了反革命一千一百多名，多少是冤案已不可考。当时各县逮捕的案件均在数百件上下，算来全国总数应有二三百万，1949年中共军队打到各处时当即就捕杀了的还不在内。
另一批注定要被新政权镇压的是所谓“封建地主”。“封建”是“封疆土、建城邑”之谓，皇帝封赐领地并世袭相传者才是“封建地主”。而中国历来土地自由买卖，故只有地主而无“封建地主”。
但是，早在二十年代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运动时，就不分青红皂白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收入《毛选》时刪去】。他手下的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干脆主张“杀尽土豪劣绅”。毛泽东靠农村的流氓无产者打先鋒，无法无天，滥用私刑，死人无数。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刊物《战士》上。后来再发表时，刪除了这一段话。】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回忆：
（1927年）毛主席回湖南调查以后，在省委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讲的贫农、赤贫，有的是指农村中的二流子、油子。这种人的确一无所有，革命起来，他打先鋒……他有革命性的一面，但破坏性也大。毛主席开始作报告中很欣赏这一些人。
这种人……东游西逛，到处赌钱，调戏妇女、械斗。我对毛主席说：“这种人，乡下老百姓是很不赞成、很不喜欢，很有意见的，你还提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支持了“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对以后土地革命时期杀尽土豪劣绅也有影响。
1927年秋，红军在湖南南部一带搞武装暴动，每占一处就大杀大烧。后来中共领导人任弼时说：
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从1927年到1934年，是中共的「土地革命」时期。在其割据的「苏区」【苏维埃地区】里杀戮的「土豪劣绅」，绝大多数是一般地主，甚至是自耕农。二七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中共曾宣布沒收二百亩地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以后一次次修正，地主的标准越来越低。1933年，中共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消灭之列。中共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因反对此一政策而被周恩来宣布“开除党籍一年”。据龚回忆：
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房屋财产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苏区”贫瘠，养不起大批红军。红军在江西井岗山一带常靠打家劫舍、绑架勒索来补充给养。他们绑架有钱人的孩子做人质，沒人赎的就杀掉了事。有一次，黄克诚的部队绑架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做人质，叫地主拿钱去赎。但那地主未去赎。黄沒像别人那样杀掉孩子，而是收养了他，直至将他扶养成人。这在红军里算个例外。
地主榨完、杀光后，给养仍不足，于是将中农升级为地主富农，剥夺其家业。瑞金县有戶自耕农，老人读书，两个儿子种十多亩薄田。可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百五十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一百二十元，加上全部首饰，缴去赎人。但因不足数，老人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苏维埃政府再逼妇女交钱，否则妇女小孩一起抓。这一家老小向龚楚磕头求救，龚表示无能为力。因为在此之前，长汀县一位老中医因交不出捐款而向龚求救，龚说了情之后那医生仍被杀了。
1947年间，中共已在其治辖的北方“解放区”内搞土地改革。3月，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康生率工作队进驻山西临县郝家坡村。除沒收土地外，还要收“浮财”【衣物、家俱、牲畜、农具、粮食等】和“底财”【埋在地下的财物】。据反右时被康生点名成为右派的曾彥修回忆：“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元、首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工作队依靠少数农村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主导权，必然就要发生残酷武斗现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时，自杀就多了。”郝家坡仅三十七戶人家，死了就有几个。
曾彥修回到山西朔县他搞土改的村子，不得不如法炮制。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两戶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把那个农村中那一点儿唯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毀灭了。我眼见两条大犍牛被牵走了（八家人各分一条‘牛腿’）。当地最先进的光亮农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们从此也就完了……牛拉去几天就死了……我们多少年全力以赴，破坏农村中的那点儿落后的生产力，还硬说是在不断革命！
1947年5月初，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迁到河北平山县陈南庄，即进行土改复查运动。陈南庄将地主、富农抓起，得到晋察冀中央局“可以打”的许可，当场打死了两个。“消息传出去后，别的村庄就普遍的打了起来。”“群众会上，把地富和‘有问题’的人拉到台上，只要有部分人喊把某人打死，就当场打死。” 据今《阜平县志》记载：该县土改复查时，“将地主（其中不少是富农、上中农）扫地出门，沒收他们全部财产，让他们去要饭……并吊打、刑信逼他们交出‘洋钱、元宝’。地主、富农屡屡被綑绑吊打、活埋刀剐，几天内就打死三百多人。”
1947年10月10日，中共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一切其他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年底，康生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山东，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一起主持土改。他们任命小科长王力为华东局驻渤海土改工作团团长。王力的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当场打死了一个靠炸魚炸虾掙钱的小商贩。惠民市共打死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被指“右倾”的中共干部。
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益都县政府县长的冯毅之，父亲、大哥、二妹、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牺牲于抗战，全家只剩下叔叔和三弟二人。二人均因为是“地主”而在土改中被处死。
1947年中共在河北搞「土改」时，是这样处决地主的：
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仍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
……
有条壮汉沒有立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一下下的在壮汉身上戮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犯的两朵耳廓。据说，那个（片瓦皆无的贫农）壮汉的全部罪恶是，查出了祖父那辈曾经雇过一个长工。[[1]]
抓虱子多多益善，甚至连中农、贫农也遭殃。
1947年6月间，东北松江省宾县【今辖属黑龙江省】，斗争了12,221戶。被斗者除2,100戶是地主富农外，8,300戶是被当作富农的中农，1300多戶是贫农。“全县被斗争人数十万六千五十人，佔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 据今《宾县志》记载：
打、杀人不分成份高低，罪恶大小。据城厢（宾州）、永利……满井十一个区（全县共十九个区）全县错斗中农一千零七戶，佔中农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七；错斗贫农一百七十四戶。统计，死亡六百二十七人。其中，打、杀死四百九十三人，打后自杀五十人，打后冻、饿致死八十四人（妇女六十人，青少年二十四人）……
关于河北平谷县【今辖属北京市】1948年的土改，有这样的记载：
对地主富农沒有区别对待，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不分，恶霸非恶霸不分，一般地主与地主中抗（日家）属、烈（士家）属、开明士绅不分。个别地区出现滥打滥杀、酷刑逼供现象，仅峪口地区就有七十二人被打死或刑后自杀。
由于天灾人祸或兵燹匪劫，经营不善或吃喝嫖赌，地主、富农会变成贫农，而勤劳了一辈子的农民很可能倾其积蓄而买几亩地。基于土地所有权变动极頻，中共划分家庭成份以土改前三年的状况为标准。不问以前，凡三年内出租了土地的就是地主；自己耕作但请过短工帮手的算富农。由于举国地少人多，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地主仅有几十亩耕田，只是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则绝大多数是自耕农，连“富裕”的边都不沾。例如中共大员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县，近万戶被定为“封建地主”的人家，平均每戶六十五亩，人均耕地十亩上下；四千多戶富农平均每戶耕地十七亩多，人均不到四亩。又如湖南卲东县，近九千戶地主，人均耕地十点九亩；三千余戶富农，人均四点六亩。
1950年，农业经济学专家董时进曾上书毛泽东，建议收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国民党在台湾即采用此法】。“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结果董时进被公开批判，土改在全国严厉推行。
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家产被剥夺净尽不说，“地主”或“富农”的帽子将永远扣在他们头上，一直到死。他们的儿子、孙子、曾孙、重孙……将永远是“地富子女”。而贫农、下中农的子孙，将永远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将永远依靠土改时的贫农、下中农的子孙，去镇压1949年时的“地富子女”，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的一天。
直到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份文件中，还有一段这样的话：“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毛的秘书田家英看到这段话，私下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事实是，阶级成份必须遗传。否则，毛泽东的整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要坍塌。
土改时，有的地方把每个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
广东一位老人仅有先人留下的六亩耕地，也被划为地主。土改工作队将他捉去，令他交出黄金、白银、外币。交不出，则令他写信给在香港的儿子汇款去。因汇到的港币仅二百元，老人被活活打死。
广东恩平县石潭村郑家宰夫妇靠在国外打工的儿子节衣缩食寄钱回乡，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土改工作队说他们是地主，田地房屋一併沒收，还逼他们写信给儿子寄三千美元回来交“斗争果实”。二人走投无路，一起自缢身亡。
连县有个地主，除了出租田地别无罪恶。但他是一位中共老干部的父亲，工作队为了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而选中了他：“杀老干部的父亲所造成的声势远大于杀一般地主。”土改一开始，就枪毙了他。
江门县楼山乡是粤西区党委和粤中地委所在地，领导干部的土改试点。该乡“挖”出二百多个“特务”“特嫌”，乱打乱斗造成二十余人死亡，仅木朗村一天便打死四人，枪决了另外四人。
1949年归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美洲侨领、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早年即支持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赞成中共搞土地改革。但听闻乱打乱杀地主的情况后，于1951年2月上书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南下考察。3月中旬，他到达家乡广东开平县赤坎镇。两天后，地方当局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离他下榻处不远的河边草地上，组织数千人在其下榻的酒店周围示威，高呼“打倒地主”的口号，并在附近公开枪决“地主恶霸”一百数十人。司徒美堂无奈，只得说：“你们不要这样吓唬老百姓。”
1951年，城市的教师学生、机关工作人员被组织起来，参加各地的土改。到四川眉县参加土改的清华等校的师生见到，被无偿剥夺财产或枪决的地主富农，实际是自食其力者，其唯一的罪名仅是拥有一些田产。
广东有不少在外打工的华桥。他们往往节衣缩食寄钱回乡盖起一座房子，买几亩田，让在家的妻子（或加一个养女）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而土改工作队为了多分“胜利果实”，把那些女人也定为地主，其田地房屋一併沒收。
北京大学到江西省参加“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的师生，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命运的大权。年仅19岁的女学生乐黛云担任一个四千多人的村子的工作组组长。他们按照《土改手册》，根据土地拥有量，在该村划出了8个“地主”。一位副县长到该村，指挥召开大会，将8人一併就地枪决。其中一人是个老头，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一点地，攒到1949年，攒成了“地主”。他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按照规章办事”，他是“地主”，被枪决了。
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曾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他说：“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好多人，惨无人道，真残酷极了。”
云南宣威火腿闻名于世。浦家山镇人浦在延是第一个将一家一戶的个体火腿生产者组织成大规模经营的资本家。其子浦承统在家协助父亲，经商办厂，支持几个妹妹在外读书。三个在北京读书的妹妹后来都转赴延安，加入了中共。【其中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即后来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夫人】浦在延去世后，浦承统继承父业。他应该算是中共所称的“民族资本家”。可是他家中有些地产，于是被划为地主而关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
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代秘书长的侯方岳向省委书记进言，对地主不应采用一律镇压的手段，并在广南县僮族聚居的四个乡搞“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结果被斥为“右倾”，撤了职。不赞成滥杀地主的干部不仅挨整,有的甚至被整死。
1951年5月初，章乃器、梁漱溟等率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赴四川。8月回到北京，毛泽东请章到家中谈话时，章向毛反映土改工作队“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毛轻描淡写地答道：“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对土改时的乱打乱杀知之甚详。1959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由此可知，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农民被定为“富农”，就等于犯了死罪，应当受镇压。
其实，凡子女在中共当了大官的地、富都未受镇压。例如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出自河南安阳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几个弟弟做过联保主任、乡长。可是土改时家中安然无事。土改工作队还给他家保留了五十亩地，四十多间房。毛泽东的父亲若果真在世，绝不可能被处死。
河南省副省长刘积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副主席】认为，“皇帝封地给某人，赋税归他，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钱买地，谁封的他？谁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张和平分田，不必斗争。”
党内也有人认为租赁、雇工并不构成该罚以抄沒家产或肉体消灭之罪。他们主张和平分田。中共华南分局第一、第二书记叶剑英和方方认为，除欺压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恶相应惩处外，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桥、桥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对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也区别对待。但他们被毛泽东斥责为搞“和平土改”。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上去了，广东还在爬。”他指着方方说：“土改右倾” ，“降你一级。”另派华南分局第五书记陶铸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铸到了广东，纠正叶剑英、方方的“土改右倾”。土改不力的干部被指为保护地主的“阶级异己分子”。
1950年广东恩平县农民冯群忠被害一案，本已确定是松仔岭村八个农民所为。但陶铸派员重新调查，认定兇手是「大恶霸」冯瑞麟【实为中农】，而公安局和法院“帮助地主阶级杀害农民”，属反革命事件。随即枪决了县公安局长、法院副院长等六人。【县委书记兼县长郑鼎诺的死刑经叶剑英过问后改为5年。1980年平反】
千万戶叶、方主政时未遭劫的“地富”家破人亡，受了毀灭性的打击。
梅县有位陈姓士绅，曾多次掩护郭翘然【中共建政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张文等反蒋人士。被定为工商业者兼地主后，他跑到广州，向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土改委员会委员的张文求救。张说服他回梅县支持土改运动，并向上级说明陈的情况。但陈回乡后还是被处死了。
广东有个乡，额定要镇压18名“不法地主”，杀了16人之后，尚缺2名。便又抓走2个人杀掉，完成了上级指派的任务。其中一位死者的弟弟被关在拘留所内，吐血而死；弟媳闻夫死信，自缢身亡。其母被扫地出门，不得不投奔女儿，死于乞讨途中。
中共在“土地改革”时告訴农民，只要消灭地主阶级，农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实际却全不是那么回事。
1951年，毛泽东夫人江青在湖北武昌县搞土改，她的生活比当地的地主阔气百倍。乡里贫农团长王传道赴武汉緝拿外逃地主时受了风寒，江青不许自己的医生给他看病，任他高烧十几天后死去。乡里有沒收的地主的棺材，土改工作组提议给王用，但江青将棺材作价二十五担谷。王家无钱，工作组只好找些破木板，收敛了王。[[1]]
江青只有一个，而大量的是党的“干部”。正如邓小平1962年所说：“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1960年彭德怀元帥被软禁期间，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曾这样对彭訴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
中共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却并沒有胜利，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只是将“一个保长”换成了“好多保长”而已。
两千年来中国战乱頻仍，但诗书香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新朝代不革他们的命。但这一次不同，“新中国”的执政者只以土地多寡划分敌我，读书人或出租土地，或雇人耕作，反正是地主，在劫难逃。江苏南汇县的读书人苏局仙是1907年清廷废科举前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一生除日据时期回乡避乱外，从未离开教鞭。可是家里有几亩地，也被定为“地主分子”。幸他当时已年近七十，获得“宽大”，仅受“管制监督”，未被镇压。
“滨江才子”杨芷江是江苏盐城、阜宁地区的诗词名家。1940年陈毅、黄克诚领导的中共新四军开到盐阜地区，多次与他交往、合作。1942年底新四军军部转移前，托杨保管物资并掩护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土改时，陈毅怕杨也被镇压，特给盐阜地区的领导人写信说：“不要把杨芷江列为斗争对象”。但迟了一步，信到时杨已被处死。
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民政长、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的马雋卿，将女儿许配给了周恩来的胞弟周恩住，并将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在高邮的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到高邮前夕，马雋卿自持平素无恶迹，周恩来的生母又受他长期供养，便沒有逃离。但是，土改一开始，他就是清算斗争对象。女儿被插上“地主马雋卿女儿”的标签，四出游街。八十多岁的马雋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丟了老命。
浙江海宁县人许行彬，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多次秘晤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出任浙江省议员、财政厅秘书长，二十年代辞官归故里从事实业。1934年大旱，他带头开仓赈米接济饥民，并对佃农田租全免、地租减半。抗战时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为乡人敬重。可是当地的军管会却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20年徒刑。
诸葛亮出茅庐前“躬耕于南阳”，其实也要雇工的。所以1966年文化革命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说：“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南阳诸葛草庐被红卫兵砸烂。诸葛亮死后葬定军山，陕西勉县的红卫兵找不到其葬身处，便砸毀山上的“古定军山”碑，也算参加了文化革命。
1950年若诸葛亮还在世，必定逃不脫土改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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