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回望漫漫人生路

当我终于讲述完我的一生经历的时候，人类正在跨进一个新的世纪，我自己呢，也是将近80岁的人了。回首往事，怎能不感慨万端？

从1937年秋天，16岁的我在山西太原参加党的情报工作，踏上革命的道路开始，至今62年。时当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我的经历可谓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是，我至今仍然没有被命运所击败，我仍然在坚定不移地追求着我心中的理想。

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我自己的努力。比较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和负伤的战友和同志来，我算是一帆风顺的。虽然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我也受到了冲击，但是，一来是因为我年纪小，经验有限，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来是当“抢救”到我头上时，已经是该“运动”的晚期了，我所遭遇到的，比别的受“抢救”的同志遭受的委屈和苦难，要轻了很多。因此，它给我留下的记忆，似乎不那么深刻，对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也未能真正认识。因此，在战争年代，尽管说，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生活就更是谈不上，还经常要作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不过，总的来说，它使我的年轻的生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为民族的解放，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让我至今仍然感到自豪，至今无怨无悔。

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由山沟走向平原，由陕北走向全国，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我虽然经历过战争考验，但仍然是非常单纯的，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都被我们打败了，人民的国家建立了，从今以后，只要继续好好地为党工作就行了，我们面对的，将是“好”和“更好”的矛盾，是怎样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虽然说，我自己的婚姻发生了危机，影响了我的工作，直至家庭解体，可是，我只是把它看作了个人的不幸，认为离婚就能了断这些烦恼，就可以无牵无挂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弥补此前一段时间里，因为婚姻纠葛给党的工作造成的损失了。

带着这样幼稚的想法，继续工作下去，难免不碰钉子的。在正文中说过，我16岁参加革命，次年入党，也算是“年轻的老革命”了。在对敌斗争中，我从来没有含糊过，从来没有动摇过，不把死亡放在心上，为革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同时，无论是在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中间，还是在党内，在革命队伍中，我的经历很单纯，而且，还很受宠爱，人家都当我“小妹妹”看。上级领导和同志，大都比我年长，我说什么，也不怎么跟我计较，把我“惯”得心直口快，脑筋不打弯，更不会与别人斗心眼玩花招，只把生活看得单纯、轻松。“反右派”斗争时期，因为我工作还在哈尔滨，人却在人民大学进修，两头不沾边，还因为家庭危机而自身难保，没有出头“提意见”放“大炮”，没有卷进去，但是，用我这样简单的头脑和认真的目光去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恐怕迟早会遇到意外情况的，而且，不碰个头破血流，都不会悔悟。

也许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单纯而幼稚的我，一是调动到北京大学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着敏感神经的多事之地，因为对陆平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意见，而被工作队视为“积极分子”，并且在张磐石带领的工作队撤离之后，遭受打击报复；；二是与吴溉之结婚并且接触、了解了党的高级干部生活中的另一面，检举揭发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不仅是关系暧昧，还影响和介入了安子文中组部长的工作)，并且接受康生的“指示”(当时我以为是党中央的指示)与吴溉之离婚。这是我人生曲折的开始。

从北大社教运动开始，到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并且很快地将我隔离审查的四年多时间里，我这个最不懂党内斗争的人，却卷入了严重的、愈演愈烈的党内斗争。受到当时的极左思潮的很大影响，我曾经是非常左倾的，没有从张磐石工作队在北大推行极左路线中吸取经验教训，反而走得更远：在准备下乡搞“四清”然后调离北大的心灰意冷之时，恰逢“5.16通知”发表，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号召，把陆平和北大党委的一些问题上纲上线，把他们对“文革”运动的态度看作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带头写了那一张“七人大字报”，以蒙昧而又狂热的心态，投身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头批判宋硕、陆平、彭佩云；参加了北大校文革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然后一错再错，在最早跳出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上带头签名，因为同意批判《朱德将军传》导致北大部分师生把斗争矛头指向朱德同志；在校内校外的一系列大批判中起了恶劣的影响，还到上海参与了对常溪萍同志和曹荻秋同志的批判斗争，在“文革”最初的几个月间，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推波助澜，而且伤害了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使他们受到批斗受到打击。尽管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文件、指示的范围内的，我没有自作主张地策划和密谋过要打倒和伤害任何一个人，更没有因为某某人反对我而指使他人打击报复之，但是，我所犯的上述错误，我愿意明确地承认和悔过，愿意终生对这些错误进行忏悔和检讨。

但是，正是因为我投身“文革”是为了响应当时的号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个人野心，没有什么权力欲望，因此，在我充当北大校文革主任和高校学生造反派领袖，与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们及其追随者谢富治等人有一定接触之后，我就开始对他们趁乱夺权的险恶用心产生怀疑，并且有自发到自觉、由个人到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抵制和斗争。我因为觉醒得早，因此遭受得打击迫害多，江青、陈伯达都曾经严厉地斥责我，王关戚和谢富治等就更不用说了。从工、军宣队进校到粉碎“四人帮”，我长期地处于监禁和管制之中，吃了多少苦头！但是，我始终没有屈服，尽管他们的来头很大，气势汹汹，我都坚持我自己的信念，这些搞阴谋诡计、到处抢权夺权、无所不用其极的家伙，他们的狼子野心，是不可能完全得逞的！

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遭受“四人帮”长期迫害，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兴奋和激动。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从1967年初就开始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我，却被判定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上海市领导权和诬陷迫害彭真、常溪萍及北大干部、教师和学生。从1983年判决我“有罪”、服17年徒刑，至今已经16年，从1978年4月宣布对我正式逮捕，至今已经21年，从1966年“文革”爆发，至今已经33年，我的冤案仍然未能昭雪平反。天理何在？公平何在？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个20年？

我坚信，对于历史，对于人民，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瞬间，真理是不会磨灭的，历史真相终会公之于众的。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志气和信念，永远不会摧折。尽管说，我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挫折和苦难，但是，我对自己从16岁起就追随革命、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选择，绝没有动摇。我认为，个人的冤案事小，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今天和未来的。

在行将结束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白居易的一首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朝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相传陈毅元帅遭受厄运的时候，曾经用来自勉，相信时间可以检验一切。现在，我在坚持和等待中生存了下来，也终于讲了了我藏在肚子里很久的话，我也可以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