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长达10年的隔离审查
毛主席凌晨召见
1968年8月初，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北京各所大学。
此事是从清华大学发端的。1968年7月下旬，“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制止武斗的名义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受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武力抵制，死伤数人。这件事情，产生很大影响，也让我更加困惑。
为此，毛泽东连夜紧急召见了北京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我也在被召见之列。这次谈话，从凌晨3时半到8时半，足足5个小时，可以说这是毛主席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自表态赞扬红卫兵运动以来，对红卫兵的一次最直接、最时间长的谈话，此前，都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开会，发表指示。这次毛主席召见，周恩来、江青、谢富治等都在场。只可惜，这不是在运动初期指示红卫兵应该怎么行动，也不是在红卫兵运动中期研究新的情况和对策，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宣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在召见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高校中两派对立、打武斗的现象，并且明确表示他是支持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的。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正在指挥“井冈山”的人马对抗工宣队的进驻，毛主席召见的时候，找他找不到，直到召见快结束的时候，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有文章写道：蒯大富一见到毛主席就放声大哭，说“毛主席不要我们了”。据我的记忆，蒯大富的确是含着眼泪，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我呢，因为先前已经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怀疑，对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怀疑，在现场就表现得比较镇静。
(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有关资料，节录如下：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4个办法：1、实行军管；2、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作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3、斗批走；4、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10年8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还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笔者)
毛主席召见我们的时候，专门对我讲，“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出会场的时候，谢富治说我、蒯大富、韩爱晶，主席批评你们，你们一句也不检讨。我想，我拥军是对的，反对你谢富治也没有错。我没有理睬谢富治。
工、军宣队进校接管一切
接下来，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
工宣队军宣队一进校，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尽管说，我这个校文革主任的名义和后来所挂名的北大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工宣队进校起，我就交权了。到1968年9月，又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我和北大原来的两派头头一起，隔离或者说是半隔离起来。
工、军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工、军宣队就是支持“地派”的。毛主席说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到大学里来，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要教育学生，但是，工、军宣队实际上是谁指挥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指挥的。林彪、江青他们支持“地派”，工、军宣队也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同样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在北大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其实，我如果不反对王关戚，不反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不反对中央文革，我要是一直跟着他们走，可以说，我进中央是没有问题的。运动初期，江青就曾经向我发出信号，要我有事情就同她联系。我只要顺竿爬，哪里轮得到迟群、谢静宜掌权之后作威作福，对我狠下毒手。江青他们讲，我反对谢富治就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其实，我要是想当官，我可以一点儿力气也不用费，只要跟着他们走，连溜须拍马都不用，就上来了。但是我不是为了当官，哪有一个想当官的人会反对有权力提拔自己的人？那时候毛主席也是这样，你只要跟着他，跟着江青，就提拔上来了。江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我说得很明白，让我有事情就找她，“你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请示我，给我打电话，或者找李讷，让李讷转告我。你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就是一次都没有找过她！
工、军宣队进入学校，不只是在北大，在全北京市都是支持“地派”的。而且在全国也是支持他们挑动群众分裂、拉出来的那一派的，只是各地组织的名称不一样就是了。跟他们走的，受到他们支持的，都是“造反派”，反对他们的，都是“保守派”。在北京，凡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中央文革就赶紧叫他们成立革委会，想把学校里很快稳定下来。“天派”这一边，就鼓动另一派学生打内战，让你不得安生，你成立不成立革委会，他们根本不管。学校内部闹得凶的，都是“天派”的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很快就成立了校革委会的，都没有闹；天派占优势的学校，北航韩爱晶因为年纪轻，可以被利用，把彭德怀关在那里，也没有闹，就是清华和北大闹得厉害，内战不已。蒯大富因为反对过江青，所以也受中央文革的排斥。
工、军宣队进学校，支持的是“地派”，所以后来各个系统，工厂、学校和机关，掌权的都是“地派”。什么“天派”“地派”，这是中央文革拉出来的派，并不是群众自己分裂出来的，被划为“天派”、“地派”的两派学生，各自从来没有在一起集会，没有组织起来互相联系，更没有什么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天派”、“地派”的帽子是江青扣上的，是中央文革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群众组织里划分亲疏，只有群众分裂了，他们才能控制局面，拉一派打一派。
工、军宣队进校以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宣队批我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康生，反42年延安整风。事情的起因是，68年国庆节过后，我处在半隔离状态，我和王茂湘、孙蓬一等人都在姊妹楼那里隔离着，白天办学习班，吃饭和晚上睡觉可以回家，但是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有一天在楼外面的草地上，我对他们讲了下面这些话，我说康生当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一贯整人，是个坏蛋，现在又这么整人。我是害怕如果我被抓起来，他们还不知根底，继续找康生和中央文革，所以，我要他们认清康生的真面目。结果不知道谁向工、军宣队报告了。所以工、军宣队就批我反康生。
(前引孙蓬一的《我的初步检查》中，也讲到工宣队军宣队进北大后排斥校文革的情况：“我原来想，新北大校文革是中央一再承认和支持的，宣传队进校以后，一定是很明确地支持校文革的。对宣传队领导北大的一切我是丝毫也不动摇的，但又想，既然校文革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就不能把校文革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立起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打破了过去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校文革。当我知道别的学校是宣传队和革委会联合出通知，共同搞活动，而北大却不是这样，我开始有点想不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有点担心，担心这样下去，会把校文革给否定掉。当时就想，如果否定了校文革，那么北大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怎么来写呢？
“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毕业生纷纷离校。好多毕业生在临走之前向我诉说了他们当时在校文革问题上的不舒畅的心情，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庆祝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城游行时，我们校文革的大旗没有打出去，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后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又偏偏和某大学的游行队伍面对面相遇。看到他们打着革委会的大旗，而且还晃来晃去，故意向我们显神气，这时我就过于敏感，总觉得他们是故意奚落我们。当时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中央承认的权力机构，他们可以打革委会的大旗，而我们就不能打？越想心里越觉得憋气。这种情绪，后来就在学习班的一次会上表露出来了。...”录在这里，供参阅笔者)
周总理点名让我参加“九大”
1969年4月，我参加“九大”，是周总理点名要我参加的。
北京市革委会选举“九大”代表的时候，市里定的候选人的几个条件正好卡住我。要选举紧跟中央文革的，选举表现好的，这都是基本的条件。但是，他们定的别的条件，就把我排斥在外。要是把我放在红卫兵代表里面，第一，我不是红卫兵，我是北大校文革主任，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第二，红卫兵的年龄有限制，我的年龄肯定就超龄了。我本来就不是学生嘛。要是把我放在干部里面，对干部候选人的规定要求呢，又要求不是在学校学生里头、在群众里头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这就又把我排除了。丁国钰在选举的时候，说什么，“我让给聂元梓吧。”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谦让呢？加上当时我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一直是在受工宣队军宣队的隔离审查，只有在是北京市革委会开会的时候，才允许我出来。因此，我自己也说我不够条件。
北京市已经选举完了，谢富治拿着当选代表名单去找总理汇报。当时正有别的同志在场，也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谢富治汇报完了，周总理就问，“这里面怎么没有聂元梓？”谢富治没有回答，他要说什么话，又害怕在场的人听到，谢富治就用脚踢了踢总理。总理就说，“还是应该有聂元梓的嘛。”谢富治也没有再讲我，就讲了一些别的情况。这件事就是在场的那位同志后来亲口告诉我的。
在北京市选“九大”代表的时候，我本来没有被选上，这在选举当时就知道了。所以，后来总理讲了话，把我补选上以后，总理和江青找我谈话，就讲补选的事。我讲了北大工、军宣队进校以后的情况，讲到全校搞隔离审查，搞逼、供、信，逼死24人，我希望总理重视这个问题。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江青就蛮横地打断我，江青斥责我说，“你尽是讲别人的缺点错误，你自己就没有缺点错误？”我说，“我不够条件，没有能力，做错了许多的事，北大校文革的事情我做不了。”江青发怒说，“那武斗呢？”这我就不好说了。北大武斗是林彪插手，林彪可是马上要写进“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就只好是检查我自己，我说，“新北大公社借了一批柳条帽给民族学院的派性组织。这是学生先借出去的，我后来才知道，知道了也没有批评他们。因为他们说是自卫用的。这也是错误的，我应该检讨。更多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去参加“九大”，“九大”的预备会议已经开过了。就我一个人是补选的党代会代表。“九大”会议上也批判我，搞派性，搞武斗，反谢富治，不听中央的话，骄傲自满，吃老本等等。总之，我参加“九大”，实际是来挨批的。本来，我这时在学校里已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在被隔离审查和被批判之中。这样的情况下，让我出席党的代表大会，还当选为第九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这对我会是一个安慰，对我的处境的改善会有所帮助；其实呢，这全是误解和臆想。那时候，参加党代会和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并不都是被肯定的。就像王明当年，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被毛泽东提名为中央委员一样，就在“九大”上，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还遭到批判和指责。我自己的心情，在“九大”期间同样是非常压抑的，没有任何解脱和缓释。
我参加“九大”本身，就是一个继续被利用。我就是一个摆设，装点门面。当什么中央候补委员，完全是一种利用，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周总理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不少缺点。周总理高明在哪里？他做了一件事，赞成的人会拥护他，反对这件事的人也会拥护他，尽管那个人可能继续反对这件事情，但是，在对人的态度上，受他批评的人还会赞成周总理。比如拿我来说，让我参加“九大”，根本就是作为一个审查批斗对象参加的，就绝不是什么好事。我这样的人，将来是要审查、关押的，总是要被搞掉的，在“九大”我就是挨批的对象了。
我参加“九大”，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公开赞扬我们的大字报。“九大”正是文革的高峰时期，林彪要在党章上写成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文革胜利的时候，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文革的开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哪里去了？谢富治是短视的，他没有眼光，没有远见，在北京市不选我当“九大”代表。但是，“九大”要是没有聂元梓，这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怎么向毛主席交待？尽管说，毛主席这时对我也有意见有看法，因为江青、康生、谢富治三个人向他说我的坏话，但是，为了维持“九大”的场面，为了眼前的需要，我也应当是在“九大”上出现的。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代表了一种在文革中响应党中央号召、为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呐喊开路的群众的力量。
江青在总理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咱们没有后台，上面没有人，反对中央文革的老将老帅们，我也不敢去找他们，怕我反中央文革的事情和他们发生牵连。所以，我就是我，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没有后台。江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能替我说话呀？毛主席、周总理都听信了。8341部队把我关起来，就明确地对我说，是毛主席批准把我关起来的。毛主席早就认为我是坏人，这是受了江青、谢富治的影响。江青、谢富治早就认为，我不是他们的心腹，但是又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想要整垮我不容易下手，他们就扣帽子说我是野心家，我想当大人物，想往上爬，等等。
所以，去开“九大”以前，我在北大隔离审查受批斗；到了“九大”会议上，我在“九大”代表中继续受到批判，而且是在政界高层人物中受批判；开了“九大”回来，名义上我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回到学校以后我仍然是隔离审查受批斗，我的处境没有一点儿改变，相反，我受到的是更加激烈的批判，大会小会批斗我一百多次。
所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串连”
这么多年，我一直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直无法为自己辩护。社会上，牵涉到我的文章不断问世，其中很多都是诬蔑不实之词，需要澄清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和受到的批判，都是被诬陷所致。
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我那时的处境已经很困难，工、军宣队审查我好几年，各种帽子都往我头上戴，我自顾不暇，根本不会有心情在中央全会上讲什么话。我没有支持林彪，没有提过要选举林彪当国家主席。就从前面所表述的事实来看，我也不会对林彪有什么好感，不会跟在别人后面为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摇旗呐喊。在大会或者小组会上，我都没有任何言论，没有任何行动。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监狱预审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这些问题。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讲有人反对毛主席，他们的讲话一时间影响非常大，后来就突然停会，没有开小组会了。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许多人都同意林彪的提议，陈毅也表态赞成设国家主席。后来总理批评陈毅，说你一个老同志，你随便说话。陈毅尚且如此，别人不深入了解林彪内幕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即使讲了一些错话，也是情有可原。何况，我根本就没有讲什么话(在会议上发言，都有录音，是可以查证的)。
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没有发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有人说我在下面搞串连，给我扣了个帽子。这些给我捏造罪名的话，来源是华北小组里有人，比如倪志福讲的。对于此事，我对倪志福有意见有看法。
我在会上根本没有对拥护还是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表态。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弄清楚情况，所以我没有讲话。我参加的小组里，有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这个小组就有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等工人代表，那时候看得很清楚，倪志福是要接替刘锡昌进总工会的。我们都在一个小组里，他们就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林彪、陈伯达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选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许多人都赞成，怎么就突然停会了？出什么问题了？他们几个人都是工人，可能认为，一方面，我们都是以群众代表的资格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或者当上候补中央委员的，同时，另一方面，我又是干部身份，比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就找我，还把我叫到他们的房间去。
这样，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等人一连找了我三次。每次都是他们叫我，说到他们的房间去玩一玩，坐一坐，然后就问我选举国家主席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还是要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没有回答。说实在的，我也真弄不清楚这件事情后面有什么背景，让我说什么？他们第三次找我去，向我提问题，问到最后，我严肃地拒绝他们说，这么重要的政治问题，咱们不要在下面谈了。我也不清楚这些问题。我是当着刘锡昌、倪志福和张世忠的面，对他们讲的。由于我这样严肃地讲，他们就没有再找我问什么了。
后来，华北组就突然组织几个人批判我了，说我在下面串连，如何如何，倪志福就出面揭发说，我到他们小组去谈过这个事。我辩解说，那是你们找我，你们把我找到你们住的房间那里去呀。并且还是我阻止了你们，不要再谈论这个问题了。这样一说，大家就不追问这个问题了。但是，倪志福在这件事情上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很糟糕了。
还有一个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好像是石家庄来的一个人，是个来自基层的工人，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那天在华北大组开会，有人发言同意设国家主席，正在讲这个事，突然就接到通知，不让谈这个问题，突然宣布休会。这当然让人奇怪。在散会后走出会场门口的时候，代表们很拥挤的，这个工人就在门口问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讨论着讨论着就突然停下来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时，我们都是一边从门口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的。我们已经走得离开很远了，他就喊着我说，“你要有工夫，到我那里坐一坐吧。”我就推辞说，“再说吧。”他对我喊，我也是喊着回答他的。这时，我们走出会场，相距已经很远。在场的人，应该是听到了我们的这两句问答的。我和他就讲了这么几句话，此外再没有任何接触，跟这个工人连面都没有再见过。这也算是我地下串连的一个罪行。
开大会的时候，周总理点了我的名。他说，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一个大阴谋。有的人不了解情况，就乱表态。还有咱们的聂元梓，也在下边串连。我怎么向总理说清楚啊。北京小组批判我，就是举这个例子，说我和河北的同志搞串连。我对这个事情一直是耿耿于怀。但是，我又说不清楚，没法向总理解释。是谁向周总理乱讲的，我一直想不出来，也就没法解释得清楚。因为不知道他们怎么向总理汇报的，我怎么解释得清？
吴德何“德”，吴忠何“忠”
关于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串连”的传闻，一直到90年代，都继续有人提及。1995年8月，我眼底出血。这原因是因为吴德的一篇文章把我气的。
吴德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传记文学》1995年第4期)，讲到九届二中全会。他讲了我很多坏话，说我在庐山上“搞串连”，给我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莫名其妙地说我同军队后勤部的同志串连。这件事就是在庐山开小组会批我的时候也没有人提出过，可是，在吴德的文章里又捏造了这么一件事，给我增加了新“罪名”。不过，这篇文章也解开了我的多年困惑。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中牵涉到我的文字，部分摘录如下：
(大会开幕，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陈伯达在华北大组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以后，8月25日上午，华北组召开会议)...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连，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连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连。...
(当天)，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连，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经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连的问题。...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
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划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从庐山回来后不久，周总理把我找去，他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他要我把它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
当时，吴德还在世，他的文章，不但给我无中生有地捏造罪名，吴德还说，这是吴忠揭发出来的。这我才知道，呵！原来如此，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罪名，一个是倪志福作揭发，一个是吴忠打的小报告，是吴忠造的谣言。
从上述的突然宣布休会的华北大组会场出来的时候，吴忠和我走在一起，离得很近。当时我还问他，会议正在讨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突然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吴忠是我们小组的领导，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了解了解情况，再告诉你吧。以后，我和吴忠就再没有什么交谈，也没有再提起此事。我和那个河北工人的谈话，他是听到了的，可是，这怎么就成了我搞地下串连？人家和我说话，都是大会代表，都是党内同志，我不能不回答人家呀。吴忠现在还活着，他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捏造罪名？还有，我问吴忠设国家主席是怎么回事？你是我的领导，我问一句话，了解一下情况，有什么错误？而且以后我再也没有去问过你。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他们还两次向我专门询问过此事呢，我能说他们是在底下搞串连吗？现在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等都还活着，凭你们自己的人格，站出来说说，你们找我询问此事的背景是什么，这能说是在底下搞串连吗？我相信，河北那位工人代表也还活着，他就跟我说了那样两句话，那就是搞串连吗？还说有军队后勤部的人和我串连，这全是捏造和诬陷。请吴忠公布处理，后勤部的这个人是谁？我们怎么串连的？吴忠为什么要打小报告诬陷我？他现在还在世，我就有权利要求他回答我：什么叫搞串连？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和谁搞串连了？串连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据说，毛主席当年说过，吴德“有德”，吴忠“有忠”，表示对他们两个人的欣赏。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晚年是被一群奸佞小人包围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是卑鄙无耻，吴德和吴忠也够可以的了。
吴德“无德”，吴忠“无忠”。吴忠也许是很忠于毛泽东，但是，他这样诬陷我，却根本地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德，更不必说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
进一步地，从道理上来讲，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以前，我就知道林彪和谢富治勾结，搞北大，策划武斗，我怎么会拥护林彪？1968年3月27日的10万人大会上，林彪公开撒谎，一箭双雕地既诬陷杨成武又暗示影射我(详情前文已有叙述)，一个副统帅，公然靠说假话过日子，我怎么会相信他拥护他？
一个人，像我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和磨难，能够坚持着活下来，实在是不容易的。我曾经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我想吊死在庐山，以自杀表示我的抗议。怎么能这样诬陷我，让总理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而且是让我有理讲不清，无法辩白？但是，转念一想，我不能死，我要是死了，那就更没有人替我讲话，事情就更说不清楚，我还得被说成是畏罪自杀！我不能死，咱们走着瞧吧。我要等到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的时候。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忍字头上一把刀，为人不忍祸自招。能忍心头一把火，事后方知忍为高。如果当时我就那样死了，说不定有多少脏水泼在我身上，比现在强加在我身上的不知道会多多少！
直到现在，我都想找到吴忠，找到倪志福、刘锡昌和张世忠，跟他们对证。我和吴德有很深的矛盾。比如说，就是“3.25”北大武斗那一次。我去找谢富治，谢富治不在。找到了吴德和丁国钰。我问他们，谢富治还来不来？他们说，谢富治一会儿就回来。我要吴德等和我到北大去制止武斗，他们不予理睬。为此，我和吴德、丁国钰都搞得非常对立。我就坐下来等着谢富治(见前文)。从那以后，吴德就对我有看法。
还有，在北京市革委会工作期间，我对吴德就很看不上眼。吴德那时候恨不得钻到江青的核心那里，钻到谢富治那里去。可是，江青只会拉谢富治，她不会把吴德看作自己的心腹。为什么？在延安的时候，吴德是在枣园工作，是搞情报的，他对江青在延安的表现，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吴德都是清楚的。吴德知道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反过来，江青对吴德是心存芥蒂的。她对吴德，虽然不像对高维俊那些知情人一样恨之入骨，把高维俊等人一直迫害至死，但是，她也不会拉吴德到自己的圈子里。江青的心腹是谢富治，拉着不知道江青底细的丁国钰去推行江青的种种“指示”，她不会青睐吴德的。
成立北京市革委会的时候，虽然把吴德调到市革委会去，但是，很多内情的事，吴德都不知道。他自己心里明白，向我发过牢骚，说市里很多事情都是把他撇在一边的。他感到不得势，想拉拢我，对我说，你别在学校里了，到市里来，咱们一块儿工作。他的意图很明显，想有个帮手，有人能一起出出主意，商量意见。我呢，态度很明确，我不上市革委会来。我来了市里，对江青的指示，康生的指示，执行不执行？不执行能行吗？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言必称“敬爱的江青同志”，不论个别谈话，还是在大会小会上，一开口就是“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成了他的口头禅，接下来就会讲到江青指示如何如何。孙蓬一都把他的这几句话学得很像，从市里开会回来，都会摹仿谢富治的口气说，“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指示...”我不到市里去。我要当官，我早就可以当了。我不沾边，不跟他们瞎掺乎，除非市里开会通知我去，我都不进市革委会的门。只有在成立市革委会的一段时间里，有三个月在市里露面多一些。
因此，吴德在当时一直是受到冷落的，想投靠江青也投靠不上去。后来，因为到开“九大”的时候，谢富治已经病得快死了，吴德才得以出头，不能不让他出来。可能吴德觉得，为江青立功的时候到了，所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才出面向周总理诬告我。
我成了“坏人中间的坏人”
在学校里，从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从1968年秋天到1978年春天，我一直挨整挨了10年。被隔离审查的日子过了10年。
从1968年10月以后，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到全国大规模地清查“5.16”集团的时候，军宣队负责人王连龙在大会上宣布，我是“5.16骨干分子”。
迟群、谢静宜得势以后，他们不但在清华大学执掌大权，还兼任了北大校党委常委和校革委会常委，插手北大，江青陈伯达叫迟群、谢静宜整我，说我反康生反谢富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68年国庆节以后，我和孙蓬一等人就是集体受隔离，白天受批判，晚上还可以回家住。到了冬天，就完全被隔离了，住到哲学楼，日夜受人监管。后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所谓北大的五七干校，修堤坝，担泥，大冬天，水中结着冰碴子，光着脚丫子下到冰碴子里挑泥巴。在当时的那些“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中间，我都是“坏人中间的坏人”，比他们更严重，是被监视的。在鲤鱼洲劳动，我都快50岁了，在大冬天，光着脚在冰碴子里挑泥担子，滑倒在地上，摔得腰椎错位，直到现在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经常忍受伤痛的折磨。
1970年6月，工、军宣队让我从干校回北京来。在火车上，我是被押送的，上厕所都有男人跟着。押送回学校以后就被关在38楼，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还惩罚我打扫厕所。学校里的好几个厕所，都是我管，所以，现在我是打扫厕所的“专家”，再脏再臭的厕所，我都可以把它打扫得很干净。
批斗我什么呢？我的“罪名”很多，随着不同时期就给我贴上新的标签。主要就是说我反康生反谢富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正全校或各系，不管是开什么会，都把我拉去批斗，就连学生的学习问题，也是我的罪过，也要把我牵挂上批一通。再不然就是任意地把我拉到学生宿舍去批斗，连夜批斗。学生宿舍都是一个屋子里四张双层上下床，我有时候坐在床上挨斗，斗着斗着我就睡着了。学生们奇怪，我一边挨批一边竟然还能睡得着？我心里是很坦然的，我心里想，将来总会有一天，你们会认识到，你们批判我是错误的；我的所谓“罪名”是反对康生反对谢富治，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
工、军宣队对我的批判，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在地学楼开了一个批斗我的大会，一个大教室里坐得人满满的，围攻我，就是叫我交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谢富治的“黑材料”，我都没有交。从晚上6点钟吃晚饭时把我拉到批斗会场，站到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中间1分钟也不让我坐下来休息，他们轮班睡觉，轮班吃饭，用“车轮战术”折磨我。我站得坚持不住了，一只脚稍微歪一下都不行，就用皮鞋踢我的脚。这样的手段非常残酷，比较起来，我们当年斗陆平就文明多了。他们这次斗我，就叫我站着，罚站，从6点钟吃晚饭以后，一直站到第二天上午的10点钟，一分钟都没有让我休息，让我一直站了十几个小时。他们是车轮战术，轮班睡觉，轮班吃饭，这一帮人来了，批一通走了，再来一帮人，再批一通，他们是吃饭休息都不耽误，可是一分钟都不让我休息，也不让吃饭，连一口水都不让喝，就是这样残忍地折磨我。
我所受的折磨，打扫院子，打扫厕所，都不算，大会小会批斗了多少次，真是数不胜数。开始我还数着，一次两次，数到100多次以后，我也没有心思再数下去了。谢静宜在大会小会批我，侮辱人，损人，谢静宜的嘴跟刀子一样厉害，伤人得很，她斥责我多少次，恶毒地辱骂我，我经过的批斗太多，受到的侮辱太多，记都记不住了。
“你能吃饭，你就得劳动！”
从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回来，我被关在38楼，批斗了我一百多次。
在38楼，昼夜都有人看着。我的床在墙角，靠着窗户放着一张桌子，监管我的人就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我，轮流值班。我住的是一楼，虽然是向阳的房子，可是，为了折磨我，他们给玻璃窗上钉了一层木板，又糊了一层纸，根本透不进阳光，屋子里漆黑一片，又阴又冷，只能是整天地开着灯。看管我的人，至少是3个人，有北大的学生，有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他们都比我年轻，进了屋子，都是戴着大棉帽子，穿着棉大衣，棉袄里面还穿着棉背心，一层一层又一层。他就进来一会儿就冷成这样，我整天都呆在屋子里冷不冷？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走动，活动活动身体，他们就呵斥我，“你干什么？”我就连走几步路活动活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在38楼，我所受的是没有刑罚的刑罚，没有暴行的暴行。一天就是三个动作，一个是坐着，一个是躺着，一个是站着，不准在房间里走动，交待问题就站着，叫我写材料就坐着，该睡觉的时候就躺着。躺的姿势，都是有人看着，有规定的，手都不能随便放，身体动一动，就遭到训斥。你想，人又不是机器，哪里能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呢？长期不准走动的人，是会被坐烂坐死的！
在这样的房子里住，我得了全身性的血栓性静脉炎，这是医生的诊断，有医院证明。我得了重病，发烧，疼痛，从胸肋到肚子上，血栓塞了一尺多长的血管，把血管塞得鼓出像算盘珠子一样大的疙瘩，胳膊上，腿上，都趴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房子太冷，又不能走动，谁受得了啊？到医院去看病，北京中医医院房芝轩大夫给我治疗，房大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严重的血栓塞，他对看管我的人员说，“你们必须要让她出来活动，必须要让她出来晒太阳，你们要是不让她出来活动，不让她晒太阳，这病就别找我治了。我也没有办法治。”医生这样说，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让我出房间活动活动，晒一会儿太阳。
那样严重的病痛，我扫地扫不了，整个血管都疼，拿笤帚都拿不住。我当时是手疼胳膊疼，洗脸的手巾都没法拧，只能是从水里捞起来抖一抖，在脸上抹一把。
我病成这样，还是每天照样被监管我的人呵斥来呵斥去，还要逼迫我去打扫厕所。看我的学生，比那两个工人还厉害，他说，“你能吃饭，你就得劳动。”我说，没有死的病人也要吃饭，他也要劳动吗？那学生蛮不讲理：“不准你乱说，你现在就死吗？”他们领着我到户外活动，我刚刚出房间，他们就催我回去，“你看要打雷了，快回去吧。”“你看要刮风了，赶快回去吧，”总是千方百计地克扣我晒太阳和呼吸室外空气的时间。要不是医生的态度那样坚决，我真要活活地被折磨死，冰冷的房间，不让你动弹，不让你晒太阳，让你活活烂掉，杀人不见血，此之谓也！
多亏了房芝轩大夫的医术，和他的同情心。那时候，我已经是“重罪”在身，“批倒批臭”，他却对我与普通病人一样一视同仁，尽心尽责，再加上我的体质不错，多发性血栓性静脉炎被控制住了，我开始渐渐地恢复。但是，我病得实在是太严重了，至今都没有能够痊愈。在这里，我愿意衷心地表示我对于房芝轩大夫的感激和敬意，他这样关心每一个病人，为病人着想，为人们的健康忘我地工作，不怕受到什么牵连，并不因为某些政治上的原因就歧视和排斥某个病人的态度（在“文革”中，因为戴着各种政治帽子而受到医院和医生的冷漠对待以致延误治疗的例子很多）尤其可贵，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
同时，在这里我也要说，对于那些批斗过我、看管过我、整过我的人(包括用匕首刺伤我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人，我一个也不记恨，连他们的名字，我都不愿意去记住。我恨他们干什么？他们是上当受骗才整我的，他们不明真相，以为我是一个大坏蛋，所以才会对我特别狠。当然，具体到个人，有的人对我特别严厉，有的人对我比较温和，这些我都不往心里去这是当时的大形势啊。我自己不也曾经上过当受过骗吗？只是我觉悟得稍微早一点儿，清醒得稍微早一点儿，我怎么会责怪像我一样虔诚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以为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革命江山用不变色而同“敌人”做殊死斗争的年轻人呢？他们当年不过20多岁，现在都过了50岁，他们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有所思考吧。
“配合右倾翻案风”
我也被派到新华印刷厂劳动过。我在新华印刷厂劳动，是不许随便走动的，由两个工人监管。我的劳动，就是往机器上挂纸，把刚刚用纸浆做成的纸张挂起来晾干，只许我面对墙壁干活，不准和别人说话。就是睡觉，手搁在什么地方，都有规定，只要违犯了他们的规定，就遭到训斥。
1975年4月到1978年3月，我还在北大学校办的仪器厂劳动了整整3年。尽管是住在家里，管制到仪器厂上下班都是画好路线的，第一不许越过规定的路线，第二在路上见了人不许说话。到了1976年春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时候，我的罪名又增加了，是“配合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这是王连龙、迟群、谢静宜派人通知我的。反正，从1968年9月起，只要是风吹草动，我都是在劫难逃，我的罪名，像走马灯一样地转个不停，“5.16分子”，“武斗后台”，“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林彪，搞串连”，这下子，又把我划拉到邓小平一边，继续挨批。别人倒霉的时候，我是一定会跟着倒霉，尽管说我跟那些人是八杆子也打不着、连不上，可是，时过境迁，白云变成苍狗的时候，我却又被加上了新的“罪名”！
子女无辜受到株连
我受到种种迫害，我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受了很多苦。
1968年9月，工、军宣队刚刚进校，就让我进学习班。同年秋天，我的儿子大胖平白无故地被海淀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月左右。尽管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问题来，他还是吃了很多苦头。
后来，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我通过朋友的关系，把大胖、二胖都送到51军部队去当兵。当时我想，他们到了部队，将来可以想办法去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可是，迟群等人仍然盯着他们不放，派人到部队去联系，把51军的人叫到北大，严厉训斥一番，要求部队把他们从部队赶回来。当时，大胖正在生病，患胸膜炎，发高烧，就被从部队医院里赶出来，被迫离开部队了。等他们回到北京，北京市的公安部门又不给他们上户口。那个年头，“阶级斗争”气氛浓厚，三天两头有人来查户口，没有户口就不许在家里住，把两个孩子撵得无法在家中安身。我呢，这时候已经被关进学习班，自顾不暇，生病的大胖只能在亲戚家里住了些日子。大胖的病情刚有好转，就被赶到湖北的大山里，一个条件很艰苦的油田当工人。后来还是我在“华干”的一个同学知道了，想办法把大胖调动到天津。二胖呢，当初就是因为聂元素没有男孩，把二胖过继给了她，她从干校下放的地方回北京以后，把二胖接过去了。
不过，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有善良的人们的。玲子的经历比她的两个弟弟要幸运得多。玲子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后来分配到吉林的部队医院工作。玲子性格比较软弱，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工作很好，技术过硬，做胃镜，别人查一两个人的工夫，她就能查10个人。因此，她在部队医院影响很好。迟群、谢静宜写信到医院去，要求医院批斗她，逼迫她揭发我的“问题”。医院领导把来信拿给她看，说“北大来信说，你妈妈是‘5.16分子’，是‘反革命’。你能揭发她就揭发她。”玲子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医院就此罢手，并没有难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