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欲罢不能
几个问题，真想问问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我的不理解就越多。
在那时，我头脑中已经有一些想法。一个是怎样区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专门讲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总是说现在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文革中实际定性处理的大量的是敌我矛盾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必学文件，现在成了“黑修养”，这怎么解释？第三个问号是，跟毛主席当年一块儿搞革命的人，现在都成了坏人了，毛主席怎么过去就没有发现他们一点儿问题？第四，还有，在1966年年底，67年初，我就在想，这么大量地整干部，是不是应当？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整干部整得人人自危，毛主席说“抢救运动”是错的，现在这样整干部，比那时候还要严重，数量这么大，面铺得这么宽，这能说是正确的吗？如果搞得不对，这事怎么收拾？“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是康生搞的，账算到了康生头上，毛主席出来扭转局面；这一次搞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写得很清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报纸上和中央文件也一直是这么宣传的，若是做对了，那没有问题，若是搞错了，这是谁弄的？谁能收拾这大局？这几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越想越不明白，可是，我谁都不敢讲啊！
我曾经想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我自己悄悄地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指示，可是后来也一直没有问。毛主席上天安门啊，几次接见红卫兵啊，国庆节庆祝活动啊，几次上天安门都有我参加。我多想乘机向毛主席请示啊！当时，开群众大会也好，接见红卫兵也好，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人员，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时间长了，站累了，人们就到大厅里休息休息。天安门城楼中间有个大厅，大厅两边都有小房间，放着几个小沙发。毛主席一般都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周围都没有人，没有人走到毛主席身边去，更没有人跟他说话。人们在大厅里出出进进，但是谁也不到主席身边来。总理要是出来进去，就有很多人围着他问话，请示工作。我问总理北大要不要成立校革委会，就是在大厅里问的。可是，毛主席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不管时间长短，都没有人过去跟他说话。每一次都这样。我鼓足了劲想去问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问题，关于对待大批老干部的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毛主席身边，就又打退堂鼓了：算了，别问了，毛主席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时候，把毛主席说成了神，我自己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敬畏，无法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了。
到夺权的时候，我正在顶着这股夺权风，我是光联合，不夺权，就是那段时间，我再次起了念头，非常想找个机会问问他。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不是在大厅里，是在城楼上，他问我，情况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毛主席和我谈话，报纸上还登出这张新闻照片，毛主席因为个子高，在照片上，他正在弯着腰向我问事情。这照片还贴在北大校园里。我那时要是鼓起勇气问问他，把话说出来就好了。鼓了几次勇气都没敢问。也许，我们对他太敬畏了，他身上的灵光圈，把群众和领袖隔开了。
这几个问号，我没有去问他，可是，我的行动上是非常注意的。我是顺着大流走，坚决不出头，不领潮流。人家到处夺权抢权，我就没有去夺。我就是搞大联合。社会上批斗会上又戴高帽子又挂牌子，坐“喷气式”，搞体罚和人身侮辱，我斗陆平，文明讲理，树了个样板，北大就是这么斗。其他的人，我也管不了，北大一万多学生，我哪里能管得住？还有，对北大的教授，我都是尊重他们的，我没有指使任何一个学生去斗哪一个老师，去斗哪一个学生。像季羡林、周一良，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都说是因为反对我而受到迫害，其实，我对于他们挨整的事，毫无所知。校文革也好，新北大公社也好，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请示我的，我也不能把北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抓过来，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处理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这有多少头绪，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我也做的很不够。我那时候应该是工作做得更主动一点儿，主动地找几个老师，找几个教授，跟他们谈一谈，定定他们的心，那就尽到我的心意了。
不许辞职
说实在的，“文革”初期，我曾经兴奋过，以为有了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沟通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是，此后的运动发展却使我越来越困惑。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于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关、戚等人产生怀疑，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觉得，把那么多老干部统统打倒，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武斗越打越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把运动进行下去？
还有，从这时候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对毛主席所信任和重用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我就逐渐不愿意紧跟毛主席了，不愿意把运动搞下去了。
1967年夏天的7、8月间，我去看杨惠文，和杨惠文说了这些想法，想从运动中退出来，不干了。杨惠文说，你别看现在搞得这么乱，毛主席到时候有办法收拾。你要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出面了。讲到她自己，杨惠文说，她现在是被当作“走资派”接受批斗，反正现在打成“走资派”被批斗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她也不着急。这真是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刚刚一年，别人以为我这样正在得势的人物忧心忡忡，杨惠文这样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反而一身轻松，非个中人不足道也。这正是“文革”的荒谬之处。杨惠文劝我退身避祸，这些话说得都对，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想抽身退出也做不到了。
按照我自己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到1967年夏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该夺的权也都夺了，该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了。1967年7、8月间，我做了学校里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虽然我个人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终于没有成功，派性越来越厉害，武斗越打越凶。鉴于全校的局势恶化，全国各地都是群众组织分裂，严重武斗，文化大革命形势十分混乱的情况(1967年7、8月间，全国都是处于最混乱的状态；如果说“文革”是十年内乱，那么，这两个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湖北的“武汉事件”，北京的“揪刘火线”，上海的“上柴联司武斗”，“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都在这两个月，全国武斗的高潮，也由此开其端。笔者)我认为这样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发展下去，必然会无法预料其前景。根据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以及根据我对于校文革成员的了解，我们都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因此，在此期间的一次校文革常委会议上，我就讲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我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当时，我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我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我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但是，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接着过了没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当时，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当时江青很严厉地训斥我，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毛主席肯定过我们的大字报，给我那么大的荣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毛主席提出让我负责成立校文革的，我不胜任、不想干了，也不能一甩手就下台，不能随便撂挑子，必须经过请示中央批准。我的党内组织观念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既然江青明确表示了态度，周恩来等人也都默认了要我继续当校文革主任的意见，我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是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沉浮，不可能不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中，我讲到当时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说，1967年秋季以前，北大校文革所犯的错误，我全部承认，认真检讨，但是，从这次接见会上，江青不准许我辞职，形势所迫，我不想干都不被允许，那么，对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不能承担责任。因为我明明知道形势越来越复杂越困难，我没有能力应付，所以我请求辞职不干，江青等人还必须要我干，周总理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我是被逼无奈，勉为其难，完全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对北大校外校内发生的种种不测负责呢？
蒯大富：骑虎难下啊！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旋涡，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而且是一旦卷进去，就变得身不由己了。运动发展的某一阶段，作为个人，可能从中会感到得到了一些利益，因此而积极地参与它，可是，到下一个阶段，当你发现其中充满了险风恶浪，想要退出这旋涡，以躲避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无路可退。所谓形势逼人，不到这个时候，就没有真正的体验。
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不但是我有，蒯大富也对我说过，是“骑虎难下”。
那是1968年3月，北大的武斗，从外面调人来搞武斗的阴谋失败了，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在北大学生内部制造武斗。挑动校内的两派打。可是，这样子，武斗的帽子也跟我没有关系。我看的明白。我在北大为了不让学生参加武斗，还受到了很多指责，受了很大冤枉。
这时候，蒯大富在清华搞武斗搞出了大动作，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百日大武斗”的时期。我怕北大的武斗影响了他，怕他误以为北大是我在搞武斗，所以他也在清华大学打武斗。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上，我们和蒯大富谈话，劝他不要打武斗。蒯大富真是风尘仆仆地来了，像是刚刚从武斗战场下来的样子。我对他说，清华的造反派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我告诉你，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这也能看出我对于搞武斗的基本态度。蒯大富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白我所说的话，他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