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从工作组到校文革
工作组进校和“6.18事件”
我们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以后，由华北局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马上就进校了。
在此前后，陆平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宁，有学生往里扔砖头，还有人扒墙头，等等。工作组呢，他们先是叫陆平劳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下台了，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就先参加体力劳动，听候上级的处理。参加体力劳动，就是表示犯错误了，要在劳动中改造思想。陆平就在校园里劳动，拔草，结果呢，他一出来，一些好奇的学生和职工，就去围观，还有人辱骂他，这样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虽然陆平犯了错误，但是在公开场合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应当的。我就给工作组提意见，不要让陆平在校园里进行拔草劳动。后来呢，工作组就把陆平关起来，不让他露面了。
与此同时，各个系里也闹起来了。在批判校党委的同时，各个系的学生和老师，就追着系里的系主任或者是党总支书记，向他们发难，要他们回答问题，搞得他们很狼狈。我就在二院外边的树林下面看到一些系的学生追着他们的党总支书记进行批斗，群起而攻之，要他们交代问题。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个老同志。他是和李雪峰一起调到北京市委，当第二书记的，在当时就觉得他们取代彭真、刘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来学生们是很拥护他的，因为他是被新北京市委派来领导运动的。可是，他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张承先住在临湖轩。他从临湖轩上办公楼开会，不过是100多米，他都要坐汽车去，官气十足，比陆平的派头还大得多。这是一点。另外，工作组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以后，他们也需要控制学校的局面，把学校的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想的范围内，要求学生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这样，学校师生就感到又是受到新的限制以至压制了。这样就给学生的印象很不好，觉得又来了一个官老爷，还是限制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张承先的一些做法，让学生们想到刚刚倒台的陆平既然陆平因为阻碍运动被赶下台了，学生们对张承先的举动由怀疑到反对，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随后，就发生了“6.18事件”，就是校园里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牛鬼蛇神”，于6月18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校园里对参加了当天的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在现场。那一天我是在系办公室，没有到外面来。就是这样，工作组不知道怎么会怀疑到我头上，以为我是“6.18事件”的后台，以为我是幕后指挥者。我告诉工作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好在后来工作组追查这一事件的时候，的确没有发现我与此事有什么联系，这才作罢。
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行动，我处在这个位置上，被毛主席肯定了，和以前的处境不一样了；不过，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不知道运动应该怎么进行下去，但是，我对这类造成混乱的事情都是尽量躲开的。在我内心里，我是反对这么搞的。我也不到场。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是，张承先把它定成“6.18反革命事件”，肯定是错误的。参加“6.18”事件的学生和职工们的自发行动肯定是偏激、过火的，但是，为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准备进行严厉的处理，那就更是以错对错了。
后来公布的材料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实际上，当时我的态度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们有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不应该定成什么“反革命事件”，这帽子对于学生来说是太重了。
但是，我也保护工作组。工作组挨批以后，学生要批斗张承先，我阻止过。张承先离开北大，是我安排的。那时候学生们是不肯放张承先走的，要让他在学校里接受批斗，要和他算“6.18事件”的账。而且，揪斗工作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清华大学揪住王光美不放，就是因为王光美曾经在清华工作组充当过重要角色。当时给工作组定的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等等。在我负责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委会的工作后，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我讲张承先和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学生乱戴帽子，压制学生，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对当时群众反对工作组的行动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的讲话是错误的)，但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工作组，我们和工作组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我请示过康生，康生也肯定说工作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没有揪住工作组不放，让张承先离开学校，不要继续批斗下去。他走了就没事了，工作组撤离以后，北大没有像别的学校那样，揪住工作组不放，我们没有到北京市委去揪他。
而且，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当工作组走的时候，我要求，把工作组里的海军同志留下来。(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是张承先，副组长有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彭林、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郑希文等，工作组成员中也有一批部队干部。)为什么要留下军队的同志？那时候，学校没有了党的领导，也没有行政管理，校党委垮了，工作组走了，学校总要有人管啊。不管运动怎么搞，学校的正常秩序，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治安，都要维持，都要有人领导。一天也不能失去控制。我们和部队的关系特别好，直到成立校文革，我都坚持要有海军的同志参加。海军的同志为北大做了许多好事，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海军的同志是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北大的。
我自己呢，自从那张大字报在全国公开发表以后，就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人民日报》和全国的报纸上刊登，得到那么高的评价，我心里的高兴，是真的。可是，外校来的学生，部队来的同志，到北大来，都要求见我，使我非常为难。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做了什么大事啦？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我们就是跟着走了一步嘛。我出来见人家，我说什么，怎么说？直到我当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我都是心中无数。对于运动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应该怎么搞，我也是搞不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怎么行？到了1966年秋天，我认为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已经贴得比较充分，意见提得差不多了。我想，毛主席应该指示，运动搞得差不多了，贴大字报的高潮已经过了，大家都冷静下来，看看各单位都贴了多少大字报，给领导提了多少条意见，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都要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具体地进行讨论，进行解决落实。真的，我一直是这么想，一直想等到毛主席发表这样的指示，没准哪一天毛主席就说话了，运动就平静下来了。可是没有想到，运动会越搞越大，越搞越乱，越来越难以理解。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对江青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1966年的7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来，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天晚上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应该不应该撤离。江青和陈伯达都在辩论会上讲话。陈伯达一口福建方言，他说话人们都听不懂，他请王力给他当翻译，讲了撤工作组的问题，讲了为“6.18反革命事件”翻案的问题。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非常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运动怎么搞，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样，你讲这些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好。当年在前方，听说延安毛主席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不“感冒”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对江青就看不上。
本来，在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姐妹俩来看过我，她们都是北大的学生，我们谈过话。我也看了她们带来的毛主席和她们姐妹俩的许多照片。我就是觉得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她们姐妹俩还是北大的学生，感情上对她们是比较亲近的。江青再怎么讲，我对她们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江青在会上讲她们的坏话，对于年轻幼稚的学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学生们以为张少华姐妹俩真是坏人，要揪她们俩，江青在大会上讲话后，大会还没有结束，学生们就开始要揪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了。她们还以为是我指使的。她们两个就逃跑了。江青当时正在红红火火，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她点名批判，谁当得起？江青讲完话，张少华姐妹两个，就从北大跑掉了。跑就跑吧。我没有叫学生去抓她们。没有必要去抓她们。江青说她们是坏人，再怎么坏，也就是两个学生，还能坏到哪里去？江青怎么说，那是她的事，再怎么闹，是她们的家务事，没什么意思。我们不去管它。
后来，大约是在当年秋冬的时候，她们在逃亡中，写了一个条子给我，是叫她们的同学转交给我的，内容是说想回学校，是否可以？同时说她们跑到外边，生活很困难，处境很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当时我不同意她们回学校。北大的中央干部子弟那么多，运动开始以后，他们的父母被批斗，他们自己在群众中就受到歧视，陆续地成为学校的纠纷人物。当时在校的高级干部子弟我都想让他们离开才好呢，免得出什么问题，她们现在回来干什么？生活困难，我可以积极想办法。可是，我无法同她们取得联系。给她们送条子的两个学生，急匆匆地把那个条子塞给我就走开了。她们的条子上这样说，她们躲在一个什么地方，给她们的回信可以塞到她们躲的那个地方的门下面。可是，送信的人已经走掉，没有办法找她们联系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帮助她们。我找不到她们，无法直接资助她们，我就把这件事和谢富治讲了，要求谢富治想办法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问题。谢富治是公安部长，他要是想找到张少华姐妹，应该是很容易的。可是，谢富治不理睬这个事，他说他管不了，让我找周总理。我说，我要见总理，得有机会，有场合，不能及时地解决她们的困难。谢富治就说，那么你给总理写个信吧，我转交给他。我当即就给周总理写了个便信，请谢富治转交给周总理。我推测，这样的事情，无论怎么说，谢富治不会从中做梗，张少华毕竟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汇报一下她们的近况，转达她们要求帮助的请求，这样的信息是应该能够传到周总理那里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我写的材料是否有助于给张少华姐妹俩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不敢肯定。至少，我是为此事尽了自己的力的。可是，等文革结束以后，张少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字，一方面是说周恩来总理曾经在危难中帮助了张少华姐妹，一方面却说是我让学生去抓韶华姐妹俩，这绝对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抓她们呢？从我的心情上讲，我是想帮助她们的，只是我当时没有那么大能力，否则我为什么要对谢富治讲，还给周总理写报告？张少华指责我，我可以理解，她不知道内情，不知道我给总理写过报告。这其中可能是误传，但也可能是有人成心败坏我，我早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1966年的8月份，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个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工作。
在十一中全会上，8月5日，毛主席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完全公开的姿态，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评价了我们的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且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主席公开讲明了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而且要带头炮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底刘少奇都搞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不知道。光知道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我们就得打倒刘少奇了。我不知道刘少奇到底有什么问题，应不应该打倒，可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我虽然是不知道刘少奇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大字报也已经成为打倒刘少奇的炮弹了。后来给刘少奇扣的那几顶帽子，我是感到非常困惑的：要说相信吧，这么严重的问题，隐瞒了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人给他作掩护？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过去就一点儿都不知道？要说不相信，这都是毛主席亲自给他定的案，毛主席是不会看错人的。想来想去，还是要相信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他做了结论嘛。不过，对于刘少奇，我一直没有多讲过什么，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口径，重复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提法，没有做过任何超出中央文件的批判。即使是江青对我示意和当面讲了刘少奇王光美的许多坏话(见下文)，我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江青的话，更没有拿江青的话去揭发批判刘少奇；即使是在中共九大会议上，那么多人发言揭发批判刘少奇，我也没有把江青说给我的关于刘少奇的那么多坏话透露过一句。
我赞成打倒刘少奇，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可是，过分的迷信，个人崇拜，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走向错误的极端。1967年7月间，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中南海外面安营扎寨，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到造反派中间接受批斗，北大组织学生参加了“揪刘火线”，我还亲自到中南海外面去看望了参加“揪刘火线”的学生，以表示鼓励，在“揪刘火线”事件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是，这年夏天，我对毛主席的有些做法，也开始产生看法了。信任还是信任，但是一些具体问题上，不那么虔诚了。不那么说一不二了。这是后话。
江青请我吃饭
毛主席接见完以后，就在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她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我也不能拒绝。我以为是她和毛主席请我去呢。会议结束以后，我就跟她坐她的车子走。没有想到，她是把我接到了钓鱼台，而不是中南海。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
吃饭的时候，江青对我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家里来了。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她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她要写东西，要改编剧本，搞样板戏，等等，也处处受到限制。她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多么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她和毛主席都多；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得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她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身上一点儿钱都不装。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那是在8月初，是3号还是4号，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拿出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写于8月初，是写在《北京日报》的头版空白处的，然后压了一天，8月5日，由毛泽东的秘书誊正，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笔者)。江青对我讲这些话，显然是有用意的。至于她的自我标榜，当时我就想，你还要装什么钱，你想要什么东西还用得着你花钱去买吗？她说，我们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自己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派的人。她还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她还说，以后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她，她随时可以接见我，等等。
江青这样讲，意图是很明显的。她觉得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的，我就应该对她感激涕零。而且，她还特意表示对我的关照，要把我拉到她这一条线上。她请我吃饭，是在8月3日或者4日，毛主席向刘少奇发难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则是在8月5日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的说是“大字报”，其实是印成文件的形式，发给与会者的。江青提前向我透露有关情况，很明显地，是向我表示近乎，是“恩宠有加”，是表明她把我当作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可是，我对她讲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明确说什么，也没有对她表示感谢，更没有“受宠若惊”。我只是说，首长和我谈话谈得时间很长了，应该休息了。我就告辞了。我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关于她请我吃饭，和我谈话的事，回校后，我只对孙蓬一讲过，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起过。因为我并不认为她请我吃饭就是一种光荣，对她讲刘少奇、王光美的那些坏话，我也不认为是确实的。就是在那时，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中，我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江青说刘少奇王光美的那些坏话。
不理睬江青，听王任重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王任重把我和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接到钓鱼台他住的地方。当时，王任重从武汉调到北京来工作，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他也住在钓鱼台，占了一座楼。他叫吕乃和专为我安排一个房间，要我在这里休息几天，并且说抽时间他和我研究一下北大的运动怎么搞法。他还让我以后在这里多住住，休息休息，有时间就过来。
我和彭小蒙分别住在王任重楼下安排的房间里，不住在一起，她什么时候走的我不清楚，王任重都和她谈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参加。王任重给我讲了那一番话，我听了很高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我就想，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虽然领导没有交给我来负什么责，但是这时北大校文革正在筹备之中，我是负责人。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我自己也要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也要抓住我，他找我，也是想通过我关注北大的运动。王任重说，中央文革关于大专院校的运动由他来负责，北大运动中一些大的事情，他来找我。
这正合我的心愿。因为那时候王任重正是非常受毛主席器重的，毛主席说，在各省的省委书记里头，王任重是既年轻又能干的，毛主席很欣赏他。我愿意找这样的人谈学校的问题，请示他。我决不会找江青。因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佳。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既没有做过具体的事情，又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她在上海的时候是个电影演员，后来跟毛主席结婚，虽然长了一些政治上的见识，可是，她没有从事过实际的工作，只是以毛主席夫人的身份，生活得非常优越，我信不着她。还有，她在延安的情况，我当时就知道一些，对她也没有多少好感。我对于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是后来认识到的。“文革”初期，她一下子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理智上，我只以为，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可能把过去的毛病都改正了，所以主席才叫她出来工作；但是，在感情上，我对她还是有距离的。因此，江青和王任重都对我表示过对我的重视，我宁愿找王任重而不找江青。
接下来，是王任重具体指示我，北大要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此之前，毛主席就让我参加组织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没有细谈。因此，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我都是请示过王任重的。比如，筹备校文革的人选时，打算让邓朴方当校文革委员的事，就是和王任重共同商量的，我在全校的群众大会上就此事做过动员，并且亲自和邓朴方谈过这件事(因为群众不同意，没有能够把邓朴方选上来)。有的事情，我直接找了王任重，有的事情，我是通过他的秘书长吕乃和找他。后来，王任重干脆把刘道玉派到北大来，名义叫工作组组长。像校文革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群众选举，就是王任重指示，刘道玉具体帮助我执行的。
这时已经是8月下旬，毛主席接见了全国红卫兵，大中学生开始全国大串连的时候。但北大已在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不让学生出去串连。但学生看到全国红卫兵都在串连，要求让他们外出串连。王任重为此还进行过多次指示，我们也请示过陶铸。到后来，校文革选举刚刚结束，学生们就迫不急待地都跑出去搞串连了。
找王任重而不遇
我对王任重很信任，因此，不仅是关于北大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我经常请示他，就是别的事情，我也想听一听他的意见。
1966年9月那一次，我跟康生讲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以后，已经是深夜了。我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找也是住在钓鱼台里面的王任重，想跟他也谈一谈这件事。我从康生那里出来，就去找王任重，吕乃和告诉我说，王任重不在家。我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对王任重讲。吕乃和说，那你就等一会儿吧。他给我安排了一间房，我就在房子里等。等到半夜，打电话给吕乃和，说王任重还没有回来。我就在那里睡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吕乃和对我是特别冷淡。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我问吕乃和，王任重回来没有，他说是不知道，他还没有上楼去看。他对我的态度这么不好，我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等了。我在王任重这里吃过早饭，就回北大了。过去我到王任重这里，如果没有吃过饭，就在他那里吃饭。这次也是如此。我对吕乃和讲，等王任重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再来找他汇报工作。就告辞了。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王任重。后来才知道，王任重出事了。吕乃和对我的态度改变，就是因为王任重出事。我和王任重在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他没有理由冷淡我。过去，每个星期都是好几次联系，现在却失去了联系，我一再打电话找他，总是说不在。王任重出问题，是后来才知道的。王任重被抛出来之后，北大的一些群众组织提出来，“炮轰王任重，火烧聂元梓”，借机会想把我搞垮，这成为我与王任重的关系的余波。
不但是北大反对我的人，拿我与王任重的联系做文章，江青也想借这个问题搞我。我不理睬江青，遇到事情向王任重请示，江青当然不会满意。后来，王任重倒台以后，江青就想整我，说我和王任重有密切的关系，和王任重打得火热，要我揭发交待问题。我就是不揭发交待。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王任重的。后来，江青一定要我们写揭发材料，不写就过不了关。我就和孙蓬一商量，应该写些什么，不写些什么，我们就避重就轻，讲了些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找王任重请示工作，找也找不到。找到他了，他说话也是说了不算数，比如关于学生串连的事情，他指示不让学生外出，后来又改口说可以分期分批地去等等。我们始终没有讲过王任重的什么实质性问题。
“大民主”选出的校文革主任
工作组在北大搞了一个多月，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作组统统撤走。
在工作组撤走之前，江青和陈伯达几次到北大来，辩论工作组的问题，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7月28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我被选举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要筹备成立校文革，王任重指示，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方法。要从基层，从群众中间选出校文革。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委和正副主任。王任重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此后，到9月11日，北大召开的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我被选举为校文革的主任，领导全校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