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燕园风雨声
陆平要我到北大
1960年6月，我调动到北京大学工作。
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当经济系的副主任，是陆平要我去的。
我哥哥聂真在人民大学是分管干部的副校长，而且，当时的人民大学所招收的学生，有相当一批是调干生，就是从现任干部中选调一些年轻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到学校学习，然后重新安排工作。因此，陆平经常跟他要干部。陆平那时已经是北大的校长了。从聂真那里知道我要调到北京，陆平就要我过去，到北大去。
我到北大以后，起初学校没有给我分房子，我就在我哥哥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了北大校内的八公寓。原先说是要我到哲学系去，后来经济系需要人，我就到经济系工作。我呢，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经济学，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哲学，对这两个专业都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到哪里工作，就看工作需要。
我的职务是经济系副主任，陈岱孙是主任。陈岱孙是党外人士，我们党那时候对党外民主人士是尊重有余，信任不足，不给人家实际工作做，我在系里做的工作就多一些。
当时，龚理嘉是经济系党总支书记，还有一个副系主任叫徐淑娟，都是女的。我到经济系以前，工作就是她们两个在管。我到北大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已经离婚了，至于是不是还要再婚，眼下没有想过，没有操这份心。我只是想，我在哈尔滨的工作，早期是好的，后来因为吴宏毅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使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为了回避矛盾，我经常在北京学习，就不能把本职工作做得很踏实，很对不起党。现在，没有家庭问题影响我了，我要很好地为党工作，把前些年耽误了的，尽快地补起来。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只要能把党的工作做好，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为此，我不惜付出一切努力。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我在经济系里，一方面兼一些课，一方面做党的工作。
我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做过地方工作，也参加过对敌斗争，长期的熏陶，养成了战争年代那样的工作作风，朴实，深入。我自己虽然不是专门做研究的，可是，我对理论工作一直有兴趣，多年做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而且多次参加过理论学习，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懂得充分地尊重专家学者。在经济系担负一定责任，我曾想到每一个教授家里去走访一遍，深入地了解情况。系里教师多，不可能每个家庭都走遍，不过我也去过不少人家。年轻的教师住集体宿舍，我就到宿舍去看他们。厉以宁现在非常有名，搞经济改革理论，当年他是划成右派的青年教师。我对他也是一视同仁，很关心他的。那时他住在老虎洞的平房，到冬天，生个煤炉子，热量不足，房间保暖不好，室内还是很冷。我也和他坐在火炉子前面谈话。我很同情他们夫妻两地分居。我还以组织的名义出面，想帮助厉以宁把他远在吉林工作的妻子调到北京来，使他们夫妻团聚，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
我在教授中间做思想工作，因为做得比较深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总之，我是比较尊重和照顾老教授的。再比如说，陈岱孙年纪大一些，为了不让他多跑路，系里有一些会议，我们就到他家里去开。有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经常是先主动和他商量以后再去实行。我还深入学生中间，了解情况，学生上课，我也到课堂上听课，随时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了解到的第一手情况，就比较扎实，比较可靠。
我还在全校的干部和教师大会上做过报告那时候从上到下都是政治学习多，又赶上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调整，在思想路线和政治宣传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因此，人们头脑里的疑问就比较多。结果呢，学校党委就把大家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让我给大家讲一次，回答这些问题，解除大家学习中的困惑。因为我以前学习过经济理论，做过较长时期的党的宣传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专家教授济济一堂的地方，做这样的报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大跃进，讲人民公社，勇敢地提出了我的看法，从实际情况和问题出发，加了理论的说明，今天看来也未必全是正确的，可在当时的反映都很好。那时候我也比较大胆，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没有经过试点就加以推广是错误的，应该是先搞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去推广。我对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意见的。我的报告观点很明确，影响比较大。经济系和哲学系的教授都很称赞我讲得好。
我的报告做得好，和田家英同志很有关系。当时我和田家英比较熟悉，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常向他请教，为了做这个报告，我专门和他讨论过一些基本的观点，从他那里受益不少。当时，田家英就对于左的一套有看法，而且他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我的一些观点，受到他的启发。
做过这个报告以后，陆平对我就更重视了。陆平对我一直很好，当初是他把我调来的，对我很关照。还有，他和我大哥聂真，都是在国家的重点大学做管理工作的，经常在一起开会，从这一层上说，他也会关照我。不过，以前他只是以为我是个“年轻的老革命”，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没有想到我的理论修养也是有些功底的。
从经济系到哲学系
1963年10月，我就调到哲学系了，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
我之前的哲学系总支书记是王庆淑，系主任是郑忻，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王庆淑人很好，没有什么奸诈，没有坏心眼，就是做事不踏实，说话咋咋乎乎的，再就是不善于处理不同意见。哲学系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系总支改选以前要总结工作，因为系总支内部矛盾很多，结果是一个工作总结一年也没有总结出来，总支改选也拖了一年。陆平呢，他也不下到基层去，哲学系是在38楼，陆平住在燕南园，他住的地方离哲学系38楼也就是几百米远，去一趟很容易。要知道，哲学系是全校的重点，陆平本来应该亲自做一些工作的。哲学系搞不好，他一年都没有到哲学系去过，就是不断地派学校的宣传部长啊、组织部长啊到系里来，老是派钦差大臣来。我当时在经济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就是知道党委老是派人到哲学系去，工作还是总结不出来。你陆平校长为什么不能亲自去听一听情况呀？这还不是你当校长、党委书记的应该抓的根本性的工作？可陆平就是没有去。最后陆平只是根据汇报，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把王庆淑调走，调我到哲学系去。经济系不愿意放我走，哲学系呢，听说要调我去，也很欢迎。最后，我当然还是要执行校党委决定，到哲学系去。
我离开经济系，调走的时候，经济系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全系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一块儿到颐和园去玩，表示对我的欢送和惜别之情。还在同一个校园里，从这个系调到那个系去，搞这么大的欢送活动，在学校里恐怕是很少见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在飘洒的雨丝中，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从石舫那边走了一大圈，和系里的同志们照了很多相，回到长廊前的广场上，又在那里摆着桌子，开会欢送，气氛很隆重。事先也没有谁告诉我还要开欢送会，只是说到颐和园去玩一玩。我很感动地讲，对经济系的同志们表示热情的感谢，说我今后一定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更好地为党工作。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到了哲学系，我马上就开始工作。我的方针是，对过去的争论，我一概不过问。过去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搞清楚，但是面临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不管过去谁对谁错，有多少是非，眼下的工作不能马虎，不能带着情绪去做。因此，哲学系的工作开展起来了，系里很平稳，关系也都协调得很好。我还是像在经济系那样，深入地开展工作，对哲学系的老教授们，冯友兰、任继愈等都很尊重，对于系里的老师们都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在经济系，我就被提拔成学校党委委员了，经常要参加学校的党委会。到了哲学系，又被选举为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这一段时间，是我自建国以后工作最顺手，心情最舒畅的时光。我对北大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陆平也很感谢。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不是陆平的心腹，是不能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的。哲学系是全校的一个重点，是北京市委的一个重点，也是彭真亲自抓的一个重点。哲学系的工作情况是经常直接地报告市委的。再一点，是哲学系的工作系统比较复杂，中国科学院(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来，在中科院下面设立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直接指导，中宣部也直接下指示，交任务，不经过学校一级，一下子就插到哲学系里来。还有，哲学系的一些人，也是“通天”人物，他们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领导都有私交。这样，系里有的情况陆平知道，有时候陆平也不知道，上面的指示就下到系里了。所以，很多的头绪，都落到系里。陆平要想掌握住哲学系，当然要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才行。
我本来应该是陆平线上的，是他把我调来的，而且我还在北大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里的副主任提拔为系总支书记，和学校党委委员。显而易见，我只要继续跟着他走，向他靠得紧一点儿，我自然有很多优势，我的资历，我的经验，我的认真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我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受到重用，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然很高兴。当时，“华干”的战友，陈沂的夫人马楠到北大来看我，我那时住在北大八公寓。我对马楠讲，我对当下的各方面都很满意，日子比在哈尔滨好得多。在学校，陆平很重用我，让我做市党代会的代表，安排我在全校做报告哲学系有一位干部，做过系里的工作，他从系里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没有位置安排，没有职务，陆平重视他，因人设事，专门为他设了一个文艺教研室，让他当主任。这个教研室，本来是没有编制的。陆平还安排他当了北京市人大代表。陆平让我当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他还亲口对我讲过这件事，以表示他对我的看重那时候，人们的理解，都是把党代会看得比人代会更重要的。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住进了新建的三居室。我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101中学读书，一个在北大附中读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再加上我工作上很顺手，我还求什么呢？
可是，正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我对于陆平的评价，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了。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反调从哪里唱起
在经济系和哲学系两个系工作过了，我对学校党委的工作有一些看法。本来想找陆平谈一谈，但是我直接地接触陆平的机会比较少。我的主要意见就是觉得他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条，我觉得不只是北大校党委存在，因为哲学系和上面的联系多，对有关部门，我也有了一些了解，这些部门也都是存在这些问题的。我认为全党都存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北大有北大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各地有各地存在的形式和内容。我认为党如果不把这两个东西整掉的话，我们党会变质的。当时，党内已经在大讲路线斗争，大讲反修防修，讲警惕赫鲁晓夫式的和平演变。这些提法，就和我在学校做具体工作的感受联系起来，我以为这就是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基本条件。
就拿陆平来说，他的官僚主义就是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指示，中宣部有什么指示，北京市委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一起开个会，在会上讲一讲，就完事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怎么执行，怎么落实，他就不够关心了，事后也很少听汇报，不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不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再比如说，哲学系的问题，他怎么着也比我了解情况吧。派我到哲学系去工作，当然是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可是，陆平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向我介绍一下哲学系的基本情况，系里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正确对待等等，没有作出具体的指示和应该注意些什么，让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底，不知道该从何着手。这样，我到哲学系工作，就没有得到陆平和学校党委的具体帮助，只能是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完全靠自己去开展工作。
另外，他的宗派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党内，一个方面是党外。在党内，是核心里面有核心，圈子里面有圈子。在北大，党委会是领导核心，在党委会中，常委会又是一个核心，是核心中的核心，常委会应该是领导党委会的，可是，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陆平自己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组成小核心的这些人就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就是陆平最心腹的亲信。这样，在党委核心里还有宗派核心，圈里面有圈。这就使得人们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当时戈华调到学校去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是准备接陆平班的人，是中央组织部派来的。可是，有一些事情，陆平不和戈华商量，结果呢，戈华还不知道，就已经在下面贯彻执行开了。戈华作为副书记副校长，时间一长，当然就有想法了...这样对学校工作是不利的。陆平对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则是表现在，担任副校长的周培源本来是党外人士，后来入了党，，而且成为学校党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会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得不到尊重和信任，陆平还把他当党外人士看。这样，常委会内部就有这么多问题。陆平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你当校长的，经常去听听课，到教授家去看看，总是应该的。陆平是一个老党员，应该懂得党的作风，懂得党的工作方法。这样，我觉得，北大的主要问题就是在陆平这里，需要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一般的改变还不行。他还不允许人家提意见。这就更加错了。
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有过哈尔滨那一段，就是说我的工作受吴宏毅影响做不出成绩的一段，在北大，我就特别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环境。我真是希望陆平能够有所改变，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有时想找陆平说一说，总是看到陆平与他们那几个人在一起，不容易张开口。他对下面的同志，也是有亲有疏，对有的同志爱理不理的。
我对于陆平的意见，都是从学校的工作出发，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前面说过了，陆平对我其实是很好的，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很多帮助。“文革”结束以后，有一些所谓纪实的文字，说陆平在学校重用的是“五朵金花”，而没有提拔我，所以我对陆平心怀怨恨，并且因此成为我带头写大字报反陆平的渊源，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上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我对陆平的批评，是与我个人的处境没有什么联系的；相反地，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我只要紧跟陆平就是了。只要紧跟陆平，继续受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正在这时候，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来了。他带着几个人，是一个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为什么来蹲点，我不清楚，反正北大是中宣部直接联系的学校，他们来就来嘛。他们是有备而来，是冲着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来的，一个系一个系地找各系的总支书记谈话。当时也找我，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
我当时心里很矛盾。我是对陆平有意见，而且我认为这意见还很重要。对陆平的意见，要不要对工作组讲呢？工作组的人到我家里来找我，动员我反映学校的问题。看他们态度很诚恳，我就想，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出来吧。这是党中央派来的人嘛。我对陆平有意见，完全是以搞好学校工作为出发点，并没有涉及到什么我个人的切身利益。我对陆平的意见，应该对他本人讲，可是，我没有合适的机会前面说过，我感觉陆平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能够直接给他提意见的场合很难碰到。现在工作组来征求对陆平的意见，很显然地，他们是来帮助校党委和陆平克服缺点错误的。他们当然比我的水平高能力强，我要是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了，他们找陆平谈一谈，也许他就能改正了。
这样我就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出来。除了讲上面的两条，我也讲了一些“左”的意见，就是当时感觉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比较浓厚，不讲阶级斗争，因此应该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我举的例子就是，中文系讲《红楼梦》，不是批判地讲，就是顺着作品讲，结果讲完课，学生们学林黛玉，学贾宝玉，对这些封建时代的人物很欣赏。再一点是讲陆平用的干部多是从学校里出来的，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实际革命工作的锻炼，应该调一些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来学校工作，改变学校的这种从学校门到学校门的“三门”干部的情况。当时这么一讲，张磐石就觉得我讲得很好。的确，我对于北大，还是一个外来人，刚刚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我很容易用我以前做群众工作和机关工作的经验同北大的现状对比，容易体会出差距所在。张磐石称赞我，他是在他们工作组的会议上讲的，并没有当面对我讲过。都是工作组的人一点一点地透露给我的。
张磐石把他到北大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汇报给中央书记处。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我的谈话，作为重要的论据。
说实在的，无论是这时，还是后来，我对陆平的意见，就是上面两条，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并没有给他上升到什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高度；据我所知，北大的教师和干部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也仅仅是就事论事，都是讲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就此上纲上线。但是，张磐石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陆平和北大校党委在他看来是已经演变了，已经是姓“资”不姓“无”，已经“烂掉”了。只是，在张磐石和工作队的引导下，我们逐渐地接受了他的这些论点，并且用这样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来认识北大问题了。
张磐石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工作的重视。这样，经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后来所说的“四清”)的试点。在学校里进行社教运动试点，要组织工作队，各省市的宣传部部长、副部长，教育厅厅长副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全是这些人组成工作队进驻北大。这是为了从北大取得社教运动经验以后好在全国各高校开展。1964年10月，这样一支庞大的工作队开进北大，真是轰轰烈烈，来势凶猛。
工作队进学校以后，先是在党内试点，然后在全校铺开。工作队在各系都派了人，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一个重点，张磐石亲自抓。
哲学系作为社教运动的一个重点，这不是因为我在哲学系工作，而是牵涉到前一任党总支书记在任时系里的矛盾分歧。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是拥护陆平和校党委的与对陆平等人持批评态度的两种观点都有，仍然是以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我的前任当党总支书记时产生的分歧为重点。前任党总支书记是深受陆平信任的，在我接替她的职务以后，陆平还因人设事，专门为她设立了一个教研室，任命她当了空头的教研室主任，和各个系是同一级别的。但是，这位党总支书记在工作方法上有些毛病，团结不住人，在哲学系形成了拥护她和反对她的两派，而她又是受到陆平的大力支持的。因此，对这位系党总支书记有意见的人，自然而然地会对支持她的陆平有意见有看法，而且这种矛盾由来已久，积怨很深。工作队把党员教师和干部找来开会。一开会，两派意见就都提出来了。讲起了前一任党总支改选问题的旧账，自然地就涉及到陆平的用人原则什么的，批评陆平的人言辞很激烈，把气氛搞得很紧张。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要他来听取群众意见，但是，因为人们发言的态度很激烈，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陆平很难受。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我对陆平，无冤无仇，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社教运动，从哲学系先入手，把陆平找来，好像是斗陆平一样。我本来是想善意地给陆平提意见，希望他能改进工作，希望是和风细雨的批评，希望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能心情愉快地改进工作。开会以前，并没有指出要对陆平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让他去听会。这个事情搞起来了，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火药味很浓。这样我就陷入了矛盾状态。
我在系里的会上，并没有讲些什么，会议连开了几天，我前面是一直没有表态的，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知道我的倾向到底是什么。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张磐石叫我主持会议，我不能不服从，但是我不能表态，否则就介入了哲学系的两派之争了。我也不应该急于表态：我在哲学系负责党的工作，要是我先开了口，定了调子，那别的同志，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就不好说话了。只是会议开到最后，我才表明了自己对于陆平的批评态度。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看法全都在会议上讲出来。像前文所讲，一些涉及到北大校党委内部矛盾的情况，我不会在普通党员面前讲些什么，以免把问题扩散开，使局面更加复杂化。我只是在跟张磐石和工作队成员小范围谈话的时候，才畅所欲言，讲出对于陆平和校党委的看法。
(据有关资料，工作队主要领导人张磐石与陆平等人很快就弄得很僵，矛盾很快就反映到中央，邓小平、陆定一、万里等各级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对北大问题讲话、表态、做批示，否定了张磐石否定北大校党委工作的意见。在此期间，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于此前在农村进行的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进行纠偏，北大的工作队所执行的方针也受到质疑和批评，张磐石也被撤消了工作队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实际上，经历过5、60年代的人们都知道，和后来的“文革”的情况相似，社教运动，是一项在理论上没有明确阐释，在方针政策上没有明确界限，只是一味地强调所谓“阶级斗争”，并且首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错误概念的运动，表现出很多左的倾向。在这样的运动中，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会激烈地对待另一方，都会从“阶级斗争”与“和平演变”的高度去认识和批判对手，都不可避免地互相伤害。笔者)
正在这时，彭真知道了这些事情，6月下旬，彭真召开一个党员干部会议，在政协礼堂开大会，说北大停止社教。在这以前，邓小平对北大社教有三点指示，其中的两条，一是社教要继续搞下去，二是要搞三结合，要有工作队、学校党委和积极分子参加，一块儿领导运动。还有一条记不清了。邓小平的意见是要继续进行，彭真要停止。当时彭真讲了好多话，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彭真的话是针对常溪萍的，详情见后文。因此，主持北大工作队工作的张磐石受到批评和处分，工作队也要撤走。工作队员撤走以前，就找他们动员起来的积极分子谈话，也找了我，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积极分子们问：工作队为什么要走？他们说，因为彭真讲话了，彭真要我们走。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几天以后，工作队走了，积极分子们抽调了一部分，在国际饭店，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名义叫“总结前一阶段的学校工作”。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陆平等提意见的人。
在这个会上，把我和大家隔离了。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别的系也是这样，曾经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有两个持不同意见的人陪他们住着。我是一个人住在楼道一头角落上的房间里这样便于监视，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我的隔壁。我要去找别的人，或者别人来找我，都必须经过他们的门口。谁来找我，我和谁联系，他们都要监视。结果，我也不找人，也没有人来找我。没有这个必要。我给陆平提意见，就是代表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没有和别人串连过，没有和别人商量过，现在也没有必要找别人。一吃过晚饭，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还有人跟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走在外边，看到别的同志身后也跟着人，就知道他也是被监视了，和我的处境一样。你说是同声相应也好，同病相怜也好，这样一弄，把我们这些被整的人给逼到一起了。
当时是由接任张磐石当北大工作队队长的许立群在主持会议。会议安排在国际饭店，就是因为国际饭店离北京市委很近，北京市委便于掌握会议情况。彭真在小楼里指挥，市委的刘仁等人都到会了。结果呢，会议越开得时间长，就越是形成了不同意见，今天这边发表一通，明天那边发表一通，两边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误。说来说去，暑假也都过去了，连招生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北大本年度减少了招生人数，少招收了几百人。
到了10月份，经过考虑，我就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了一封信，是让田家英转的。我写的内容是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群众提意见对或者错，都是难免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不应该挨整。这些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不要再整了。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大学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社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我是和田家英商量过，得到他的赞同，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的。可是，信交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反响。
那时候我真是傻。我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我又怕中央把信转到北京市委，再被彭真他们说我越级上告，给我增加罪名，我就把这封信抄写了一份，亲自去送到北京市委的收发室，要求把它交给彭真，以免留下什么把柄。其实，大人物要整小人物，还讲什么把柄不把柄，在我后来的遭遇中，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不过，当时的我就是这样单纯，这样傻。可是，我的这两封信送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回音。这真让我失望。
从那以后，学校的矛盾就公开化了，拥护陆平的和反对陆平的，分成了两边，对立很严重，谁也压不服谁。陆平他们是有北京市委支持，另一边呢，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两边斗争得正在不可开交，后来彭真就出事了。这是65年底66年初的事情，北大的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学校的干部、教师和学生都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一派的，我们这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都是准备放下去就不收回来的，学校不要我们了。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我被分配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我先到怀柔去看了一次地方，本来是说回学校做做准备就下去，没有料想到，从怀柔坐火车回北京的时候，在火车上感冒了，生病，就养病养了一段时间，没有及时地下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