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悲欢哈尔滨

“年轻的老干部”

1947年12月，我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的一个区做区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是张平化，他是在我后面调来哈尔滨的。我年纪轻，热情高，工作能力较强，工作开展得好，受到重视，我被从区里调到市里，做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又先后担任过省委和市委理论教育处处长、学习室主任。在省里工作一段，又回到哈尔滨市，继续做理论处长的工作。

从这时起，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越来越远，尽管说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轰轰烈烈，哈尔滨却成为后方，生活就开始稳定了。我是47年12月到哈尔滨的，哈尔滨刚刚解放，东北局还在哈尔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局才搬到沈阳。我就一直在哈尔滨搞理论宣传工作。1950年，干部开始评级别。原先是供给制，大家生活都差不多，后来搞津贴，我的津贴比较多，吃的很好。吃小灶，还可以拿不少津贴费。评级给我评了个12级，当时我才28、9岁，也成了年轻的高级干部。

我搞理论宣传工作，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常要上北京去开会。50年初，我到中宣部开会，别人说，开会的人中间，我最年轻，又穿得漂亮。哈尔滨长期受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影响，具有殖民地色彩，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比如说，那时候在哈尔滨坐出租车，道里和道外的就不一样，道外的出租车有时可以讲国语，但是在道里和南岗区你坐出租车，是不讲中文的，不说俄国话，就得说日本话，你要不说外国话，你要中途下车，他就不给你停车。还有，哈尔滨在全国的服装界是比较“洋气”的，外国侨民尤其是“白俄”的大量存在，影响了哈尔滨人的衣着打扮，使人们的服装观念很开放，也很讲究。中学生的校服都是毛料的，很挺括。其实哈尔滨市民的生活是很穷的，家里穷，出门穿的好，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人们说，不怕家里被贼偷，就怕上街摔交(怕摔脏摔破衣服)。哈尔滨解放得早，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经常到下边做群众工作，联系的工人多。我到一家服装厂去，那里的老板被解放军吓跑了，剩下工人们留在厂子里。我做工人的工作，欢迎老板回来，结果老板还是不敢回来，我就叫工人自己组织管理工厂，给他们联系业务。联系给我们的机关干部做衣服。他们也给我做了几件衣服，还不要我的钱。可是我坚持付了钱。我是党的干部啊！到中宣部开会，我就穿着他们给我做的衣服，会上有人奇怪地说，中宣部的理论工作会议，怎么还有这么年轻的城市姑娘参加呀？中宣部的许立群认识我，向别人介绍我是“年轻的老干部”。(我在郑家屯就认识许立群，1946-1947年，我和吴宏毅在辽西省委，许立群是胜利日报社长，吴宏毅就是接替他的工作。)

无法维持的婚姻

在哈尔滨，我的工作比较顺利，比较好，50年代初期，社会风气和党内生活都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很努力。可是，我和吴宏毅的关系却不断恶化了。这影响了我的工作，也影响了我的进步。吴宏毅很聪明，很能干，是有名的笔杆子，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就是有一条，男女作风有问题。这个人开始几年还挺好，我们生活工作都很默契，很稳定。到后几年就不行了。从他出国和生病前后就开始了。就出问题了。

1954年他到东北局去开会，听东北局领导传达中央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处理，开会比较紧张，他当场就心肌梗塞发作，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那时候对心脏病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医生对这病看得特别严重，组织上也担心害怕，对他特别照顾。因为他生病，我经常请假照顾他，一请就是几个月。我还通过我大哥聂真，给吴宏毅联系了到北京颐和园吴玉章老的院子里疗养了一段时间。其时，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聂真是副校长。为了照顾吴宏毅，我经常向市里请假，这样就不能不影响我的工作。

在他生病以前，吴宏毅是哈尔滨市副市长，那时候，在男女关系上他就不检点了。在组织上安排他出国访问期间，就出问题了。生病以后，他养病期间，事情就更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愿意多讲，他对我伤害很深很深。我们两人关系不好，我还是忍耐着，我想让孩子们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自己处境如何是在其次。只要给我留一点儿面子就可以了。因此，我经常到北京来开会，或者到中央党校、到人民大学，学经济学，学哲学，几个月几个月地不回家，一走半年一年地，对于家庭危机，也是一种回避。组织上也了解了这些情况，也理解我的苦衷，我本来工作很好，都是老同志了，所以我要求到北京开会学习的都能得到批准。可是职务提拔什么的就没有我的份了。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多，在市委的工作自然就没有办法抓，难以作出成绩。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郑依平和市委书记任仲夷对我都很好，我一请假外出学习，他们就批准了。他们理解我的苦衷。

吴宏毅闹到最后，我都没有办法了。想隐瞒都隐瞒不住。这事不是我闹起来的，是组织上追查他的作风问题。他的这些事情影响越来越坏，领导不能不出面。我还不在家的时候，组织上就要他做检查，不料他继续与组织对抗，因此就采取了组织措施，把他隔离起来。在这期间，他还继续犯错误，到后来，市委对他就作出严厉的处分，还上纲成为政治问题，“反党”问题，对他作了严厉的组织处理。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正处于高潮，吴宏毅在接受批斗的时候，他的心肌梗塞病突然发作，可叹他这时候早已失去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治疗，就此死去，成为时代的一个牺牲品。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对吴宏毅的问题进行复查。他在生活方面的问题，证据太多了，翻不了案，关于政治问题平反了。

吴宏毅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我想继续维持现状也不行了。我是1959年秋冬跟吴宏毅正式离婚的。我准备调到北京来工作，先把孩子送到北京，让我母亲照顾。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大孩子是女儿，玲子，聂宝玉，下面是两个儿子，大胖、二胖。我二姐看到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工作，就帮我带一个孩子，我最小的孩子二胖从此就跟着我二姐生活。我也经常把他接回来照管他。我先把孩子送到北京，又回到哈尔滨，办理了工作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