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骑着大洋马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签订了投降书，坚持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我和吴宏毅一块儿被派到东北去。延安有大批干部都被派到东北去，七大的中央委员有80多人，就有20人先后到了东北，领导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战斗，跟国民党抢地盘。中共中央对于东北的重视，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朱瑞也在延安，他是到延安开七大的。开完七大，他们要回部队去，回南泥湾去。我们党组成了第一支炮兵部队，朱瑞是司令员，部队驻地在南泥湾。那里原先有一个炮兵学校，朱瑞把炮兵部队的营盘安在那里，炮兵学校的政委邱创成就给朱瑞当政委。邱创成的妻子刘勇，和齐心是好朋友，齐心又和我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去东北之前，决定去看看朱瑞，也到当时搞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去看一看。我、吴宏毅约了齐心同行，一共三个人，一起去南泥湾，从延安到南泥湾，大约一百里路左右，驻延安的炮兵学校办事处给我们备了马匹，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去了。我们还参观了王震将军领导359旅开荒搞生产的成果。回来的时候，朱瑞送给我一匹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大洋马。那时候没有多少车辆，前面说过，朱德在延安到太行山之间往返，都是坐着卡车的，那时部队的大炮都是用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大洋马拉着的。我们夫妻两个人上东北，有一匹马，方便多了。
我本来是第一批分配到东北去的。结果我得了盲肠炎，走不了。本来应该做手术，开刀，因为任务紧急，医疗条件又不完善，就没有开，说是采取保守疗法，其实也没有吃什么药，硬抗着，没有想到也能抗过去，慢慢地好了。
这样，我就跟着第二批去东北的队伍出发了。走的时候，带队的是刘汉生。这时候日本人投降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缴械。我们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他们有飞机，有火车，还有一些东北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土匪也有，大股小股的都有。就像《沙家浜》里边的胡传魁那样的，有几条枪，都被国民党收编了。咱们派的人，大多数是做地方工作的，要发动东北的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我们就靠两条腿往东北跑。有的人结婚了，生了孩子了，就弄个毛驴，一边驮一个筐，这边装行李，那边就把孩子搁进去。都是一个心眼往东北赶，要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我们算幸运的，有朱瑞送的大洋马，可以驮行李，也可以骑着走。
我们从延安出来，过了黄河，就到了山西北部。经过大同、繁峙的时候，那里的日军还没有投降。我们这支队伍主要是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不是作战部队，没有作战任务，只好是想方设法地绕开敌人的据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繁峙境内，有日军的一个大据点，正好扼守着交通要道，据点里的情况不明。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乡，在夜里悄悄地从据点旁边穿插过去。夜色朦胧中，一片寂静，只有大风的呼啸声，谁也不许发出任何响动，一个跟着一个地行进。走到据点附近，还听见了据点里传出咿咿呀呀地唱戏的声音，日本鬼子正在据点里悠哉悠哉地看戏，我们的队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来了。我们跑起来就像一阵风，那时年轻，体力好，一跑就是十几里路。过同蒲铁路的时候，也是这样，铁路两边都是开阔的田野，绝对不能停留，不能暴露目标，要一口气奔跑过去，赶到安全地带，全靠两条腿，要跑到离敌人较远的地方了，才能停下来休息，喘一口气，继续前进。
过了同蒲铁路，就算到了安全地带。我们在一个山村边上的房子背后休息下来。时当拂晓，曙光升起，清点队伍的时候，才发现一对夫妇带的孩子丢失了，小孩子是驮在毛驴背上的筐子里的，连人带驴都找不到了。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人们的精神是高度地紧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让敌人发现上。小毛驴顺着铁路跑掉了，孩子的父亲手中只牵了一根空绳子，竟然就那样走了很久都没有发觉。领导先后派出两批人，装扮成干活的老乡的模样，顺着铁路线去寻找，在野外没有找到，就到附近的村子里去问讯。幸运得很，这个小孩和驮他的驴子都在村子里找到了，当地的农民很善良，他们外出干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走失的孩子，就把他领回家中，对小孩子照顾得很好，驴子也给喂上了。
山西多山。过了同蒲路，我们的队伍要翻越五台山脉的一座山。因为情况紧急，队部下达命令，要在当天夜晚行进。这时已经是寒冬天气，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荒山野岭，风势更猛，没有任何遮挡地向着队伍扑过来。夜色深沉，天上看不到星月，地上看不清路径，我们就后边的跟着前边的人，盯着模糊的身影赶路。人困马乏，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加上路难行，不时地有人从马上、驴背上掉下来，发出一声声惊呼，又被周围的人们制止了。一直走到天亮，才在一座小村庄里停下来，人们连背包都来不及打开，就倒在老乡的土炕上睡着了。
我们从延安出来，过了黄河，横穿山西北部，来到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张家口是从河北平原通向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的交通要道，又是我军在抗战胜利以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从各地调集的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工作干部，都是经由张家口向北走的。各路人马都在张家口汇集，这里一时间拥挤不堪，大街上和火车站上都挤满了我们的人，都想争先赶到东北去。早一天到达，就能早一天开展工作。也可以缩短旅途劳顿。肖克将军就在火车站，负责安排哪个队伍登哪一趟火车，到达什么地方，成了铁路运输的总指挥。
山迢迢，水长长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在张家口停下来，准备换乘火车，先从张家口到承德去，再从那里继续往东北赶。我们把一路上带的马匹和驴子都交给指定部门，就上了火车。原先以为，从步行改成火车，可以放松一下子，可以消除多少天来匆忙赶路的疲劳，没有想到，火车上的条件极差，车皮少，人员多，车厢里塞满了人，有的还是那种闷罐车，空气不流通，气味很难闻。我们上车也没有带东西吃，原先以为人一上车火车就开了，既没有敌人的封锁线，也无需再劳碌自己的两条腿，可以在自家的地盘上自由行动了。没有想到，坐火车还不如我们步行前进。一是火车趴窝，谁也说不准火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人们都不敢下车，害怕掉队。等到火车开动了，也是“老爷车”，慢慢吞吞，走走停停，一路上要修个不停，要加水，加润滑剂因为没有润滑剂，就收集人们带的肥皂代替。二是沿途没有卖食物的，这一带都被日本人糟害苦了，现在又过大部队，拿不出什么粮食来，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停车的时候下车买东西吃，车站附近只有卖豆腐的。豆腐的营养价值很高，可是，我们在火车上没有办法加工，连调味的盐也没有，这就只能是忍着胃酸吃这淡乎寡味的白豆腐。于是，我们不由地怀念起前一阶段的长途跋涉来。虽然说是夜行晓宿，翻山越岭，还要冒着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可是，一旦休息下来，睡在老乡的炕头，就能吃上热乎乎的汤面，有时候还能买到烤得焦香焦香的馒头、花卷、烧饼，带在路上吃，吃得满嘴都是香喷喷的。现在坐着这哐哐当当地不知道走到哪里是一站的火车，面对着一块少盐缺油的豆腐，人们直念叨，还不如在山里多走几天呢。
这样的火车，把人们坐晕乎了，我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火车才开到了承德。现在，承德是以满清王朝修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著称于世，我们到达承德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逛这些风景名胜。那时候，承德是伪满洲国的边境，是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日本人占领和统治的时间长，老百姓受的苦难多。日本人搞的并村连坐，把老百姓整得又穷又苦又胆小，许多村庄都变得空空荡荡，听不见狗吠鸡鸣，满目断壁残垣，一片凄凉景象。老百姓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或者就躲到山沟里面，一见我们这些陌生人，就吓得急忙躲藏起来，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的队伍从承德开始，由火车转为步行前进。我们这支干部队伍，一路上没有任何任务，唯一要求是迅速地赶到东北目的地。当然也顺便地做些宣传工作，做老百姓的安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群众政策，讲八路军是为穷人打仗的，讲共产党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还有，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些内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态度和蔼，保护群众利益。这和长期统治这里的日本人和伪军的盘剥百姓欺压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快就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地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光着身子向我们要衣服穿。老百姓从低矮的土屋中，从偏僻的山沟里走出来，排成队迎接我们，和我们说话，帮我们带路，住在老百姓家里，一天三顿饭都是吃土豆。这里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别的粮食。每天都是这样的伙食，比天天吃白豆腐强一些，也强得有限。
我们走到了凌源、朝阳，然后又走到辽宁省西部的新民，这是我们这次进军东北的第一个目的地。在这里，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穿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里是东北大平原了，可是，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已经过了收获季节，好景不再，平原上光秃秃的，无遮无拦，已经进入冬季，肆虐的寒风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领略了东北冬天的厉害。我们虽然有所准备，把在陕北穿的棉衣棉裤什么的带在身边，可是，在新民这里，它们好像都变成了一张薄纸，根本无法御寒。尤其是我们的队伍里，一些人还带着孩子，那些小孩就更可怜了，冻得呼哧呼哧的，今天感冒，明天发烧，把大人们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做母亲的害怕他们冻出毛病来，急忙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被，结果，有一对年轻夫妇，为了孩子的保暖，给他做了一床厚被子，行军的时候用被子把毛驴驮的筐筐盖得严严实实，不让冷风钻进去，没有想到捂得太紧，把孩子捂死了，大人也痛不欲生。
几十万大军进东北，哪能准备得那么充分？我们看到那些从山东渡海而来的部队战士，他们本来是在中原一带作战的，如今穿着单薄的军装，在凛冽的北风和纷纷的大雪里行军，年轻的战士们只有用快速跑步的方式，才能抵御严寒，不至于冻僵，这些战士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深深地感动。
区委书记
过了新民县，我们这支干部队就被分配到东北各地去工作了。我和吴宏毅双双来到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双辽市郑家屯(那时是辽西省境内)，那里是中共西满分局辽西省委所在地。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陶铸。吴宏毅就在辽西省委的机关报《胜利报》，接替许立群社长负责报纸的工作，我被分配在郑家屯的第三区里当区委书记。新的生活，新的战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开始了。
1945年的冬天，12月间，我和吴宏毅来到郑家屯。那时候，共产党八路军在东北新来乍到，国民党军乘我们立足未稳，就想把我们消灭掉，他们从南向北地推进，准备向郑家屯发动进攻。同时，郑家屯一带的土匪也很猖獗，他们频繁地活动，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我们在区里发动群众，检举汉奸土匪，肃清土匪，安定地方，做了很多争取民心的事情。但是，国民党军队来势凶猛，人数众多，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离郑家屯越来越近了。我们接到命令，要从郑家屯撤退，让出铁路线和重要城市，往北边走。这是中央决定的。这年的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要求进入东北的我党我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撤出铁路沿线的城市，把它们暂时地让给疯狂来犯的国民党军，共产党则要到广大的农村去，到偏僻、艰苦的西满北满地区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训练部队，最终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战胜敌人。这样，我们就从郑家屯又向北撤退了。我当区委书记的第三区区长姓严，他奉命留下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这是一个好同志，工作很扎实，和我配合得很默契，可是，他留在郑家屯时间不长，就被敌人抓住，杀害了。
我们随着中共西满分局自南向北地穿过吉林省，撤退到黑龙江境内的齐齐哈尔，这已经快要到达中国的最北端了。西满分局书记是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是黄克诚。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是从南向北压过来，我们是大踏步地向后撤退，除了在四平打了一场大战，别的地方，也都有过大大小小的战斗。不过，敌人越是向北进犯，兵力就越是分散，最后就向前推不动了。
在齐齐哈尔，吴宏毅担任《西满日报》社的副社长，每天忙于编辑报纸，撰写社论，我当了第一区就是城关北区的区委副书记，第一区的区委书记就是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还有一个副书记叫陈健，他在建国以后在冶金部当过司长。
齐齐哈尔在松花江和嫩江的交界处，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北部，离内蒙古的边界不足200公里。这里是我军刚刚从苏联人手中接管的城市，社会秩序急需整顿，工业生产急需恢复。我所在的城关北区，人员复杂，汉奸、土匪活动频繁，人心比较混乱。我成天地在街道上跑，发动群众，肃清隐藏下来的汉奸、土匪，开群众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自动向政府坦白。我说，自己向政府坦白了，把问题说清楚了，政府会从宽处理。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身上有些污点是难免的。可是，如果要是自己不交待，让群众检举出来，那就是抗拒政府，就要加重处理。因为是我们刚刚接管的地区，有的人相信我们，有的人就仍然是等着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或者是等等看，看情况变化再说。形势严峻，社会秩序复杂，常发生打暗枪的事。
吴部长的手术刀
到了1946年夏天，6月份吧，我们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齐齐哈尔各方面的情况都好转了，正在这个时候，敌人打过来了，要进攻齐齐哈尔。上级决定要放弃这个城市，命令所有的女同志和家属都先行撤退。我这个时候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很困难，因此，我就没有撤，留在齐齐哈尔了。
可是，到了7月初，危险越来越近，不走不行了。我却又走不动了。不光是因为挺着大肚子，还犯了盲肠炎，需要动手术。国民党正在进攻，人心惶惶。送到医院里，当地医院说手术动不了，要到哈尔滨才有大医院，才能做手术。也没有药。我没办法，吴宏毅就去找黄克诚(西满军区司令)要药吃。黄克诚说，你来得正好，军区的卫生部吴部长刚从前线回来汇报工作，我让他马上去看看。吴部长刚刚从前方回来，穿着一套油脂麻花的军装。老百姓说，八路军尽吃肉，吃肉都吃到衣服上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就发这一身衣服，走到哪里穿到哪里，连换洗的都没有，着了急，晚上睡觉也是它，能不浑身油乎乎的吗？他就穿这一身衣服，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看不起他，这样子还能当医生？吴部长顾不上别的，就给我检查身体，一查看，他说这是急性盲肠炎，必须马上动手术。吴部长说，请你们医院里的人一起研究，怎么做手术。医院的医生说，干脆一块儿拉个大口子，连切盲肠带剖腹产得了。吴部长不同意。他说，开一个小口子，切盲肠，是小手术，容易做，要是做剖腹产，就成了大手术，弄复杂了，这里条件不够。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消炎的药品，连消炎片都是极难找到的。
当时的条件的确是很困难。我们没有药，消炎片都没有。当时市委书记是朱光，市长是王盛荣。王盛荣是被警卫战士的枪走火给打伤了，也没有药治疗。他受伤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们在楼上开会，楼下的战士擦枪，枪口朝上，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子弹飞出来，穿过楼板，打到王盛荣的腿上。当时我们看到王盛荣受了伤，不知道子弹哪儿来的，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从外面打黑枪。后来才知道是警卫战士误伤。王盛荣穿着大皮靴，他到苏联去过，从苏联穿回来的皮靴，里面是毛的，一受伤，靴子里的碎毛和子弹一起钻进伤口，化脓了。我呢，是得了盲肠炎。他们找来几片药，给他吃，也给我吃。我说我不吃，都给你吧。我得的是盲肠炎，靠那几片药管什么用？那么严重的炎症，不开刀根本治不好。
吴部长给我做手术，给我切盲肠，一下子把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给镇住了。他们以为这么一个貌不惊人、衣着邋塌的八路军，土里土气，哪里像个医生？他竟然敢做这样的手术，八路军里真是有人才。于是，这件事情在齐齐哈尔一下传开了，八路军和吴部长的声望一下子大增。
吴部长给我做手术，在肚子上拉了一个口子，缝了七针。因为他要把盲肠切除，得先把胎儿拿起来，找到盲肠，才能做手术。结果，做完手术以后，我的肚子更疼了。一查原因，是刀口化脓了。如果是现在的条件，这就不会成为问题了。那时候没有条件啊。我说刀口里面化脓了，化验结果说没有化脓，到了七天一拆线，脓都从缝线那里流出来。开刀以后，不敢翻身，害怕把伤口影响了，只好是仰面躺着睡。动都不敢动。把我的后背睡得疼得不得了。当时东北的日本人还没有走完，日本军俘虏，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居民都有，组织上给找了两个日本护士照顾我。那两个护士对我真好，她们把我的后背抬起来，改变一下身体的姿势，让我休息，缓缓劲儿，就凭她们的两条胳膊架着我，吃多少苦啊。我吃苦，这两个日本护士也吃苦。因为刀口化脓了，还得做第二次手术，吴部长就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分娩以后，就守在手术台上休息了半个小时，又给我开刀做盲肠手术。这一次清洗得很彻底，洗了好几次血脓，手术也好做了，因为肚子里没有胎儿碍事了。
孩子生出来了，是个女孩，起名叫玲子。那时候我没有奶水，有奶也不敢给孩子吃呀，怕把我身体里的病菌传染给孩子。只好是两个日本护士带着，到老百姓家里，看谁家有奶孩子的妇女，就让人家给喂几口。那是名符其实地吃百家奶啊！后来才想办法给她弄了牛奶吃。
第二次做手术，还是没有药品消炎，只好在腹部插了两根管子导脓。没有消毒药水，只能是用盐水清洗伤口。听说，刘伯承的眼睛要做手术的时候，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麻醉药都没有。这一回手术以后，和上一次正好相反，是只能侧着身体睡觉，开刀的伤口一直是流脓流血，有三个月都不能动弹，更不能下床，因为老是偏着睡，把挨着床的那一侧身体和腿都压烂了，又生了疮。我的头发也再一次地脱落，虽然没有上一次在武陟县那么严重，头发也是稀少得很，从头发的这一边一下子就透过去看到另一边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又一次地活下来了。我的生命力真是顽强，我身边那么多同志，因为条件艰苦，开始得的病负的伤都并不很严重，就因为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去，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而且，通过给我治疗做手术，吴部长的医术，八路军的人才，和信誉，都提高了很多。我做手术，和伤兵住在一起。他们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对于我做手术的前前后后，他们都有耳闻，也都佩服吴部长的医术。
齐齐哈尔准备撤退，不过，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打过来，否则，我刚刚做完手术，根本无法行动，打起仗来，还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呢？我的好几次危险，都是这样，非常幸运。当年在武陟县养病，正好是在敌人扫荡的空隙里，能够有一段安定的时间恢复身体。这一次又是赶得好，正好吴部长来了，赶上给我做手术；正好敌人没有进犯，虚惊一场，却不用匆忙转移。别人都说我的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