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中央党校45班
这样，我从前方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一颗经常悬着的心，这次可放下了。终于回到家了。这里就是革命的大后方，是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啊！
到了延安，我被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分配到中央党校45班学习。这是党校的一个高级班，班里的学员都是从前方和重庆工作回来的，都是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经受过战争、经受过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从无锡来的“才女”严慰冰(后来与陆定一结婚)也在这个班上。
在中央党校学习，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等。党校的学风，是毛泽东倡导的，以自学为主，发了教材，主要是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自己读书，然后集体讨论。早晨个人活动锻炼，晚上到延河边上散步，要不就看延安的文艺团体的演出，白天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或者开会讨论。我年纪小，比起别的同志来，经验方面也差一点儿，就是爱提问题，爱争论，读不懂的东西，就追着别人请教，到集体讨论的时候，叽叽喳喳地抢着发言，对别人讲的，一时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看法，也不知道什么叫沉默和退让，总是一五一十地跟人家“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别人也习惯了，遇到这种场合，会有意无意地让着我，就像大哥哥大姐姐让着家里的小妹妹。其实呀，我就像是在外面流浪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头的小鸟飞回家了，能不尽情地扑腾吗？
学习了两年，就从中央党校毕业了。中央办公厅的武竞天(建国后担任过铁道部长)找我谈话，说要安排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他说我第一是年轻，精力充沛，第二是经历过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考验，第三是从小就读书，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经过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是进中央办公厅的合适人选。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可是多少人都向往的地方，是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直接接触中央的核心机密啊。可是，我一来年纪小，没有想那么多，二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两年里，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上的差距原先在敌后工作，自己就是个小知识分子，比起那些农民来，识文断字，讲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再加上年纪又小，走到哪里都是让人佩服让人称赞的。到了延安，学习了两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才知道革命的队伍里有那么多水平高的同志，知道了革命理论的高深和广博。如果说，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就有一些个人的主见了。我喜欢上了理论工作，想多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多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因此，武竞天找我谈话，我就毫不隐瞒地讲了我的想法。我要求继续学习，这样也就表明了我不愿意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态度。
小初中生偏要学理论
那时候，我二姐聂元素和姐夫梁寒冰都在延安，在马列学院。二姐看见我半通不通地啃理论，还要读《资本论》，就嘲笑我说，你这么个小初中生，还想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大部头，你能学得懂吗？她越这么说，我就越是坚定学习的决心。我的那股犟脾气又上来了。我想，我直接上大学有困难，我就从头来，决心上高中。当时延安大学的校长是赵毅敏，延安大学有一个高中班，我就上了延大高中班。这时候，杜鹏程(后来因为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而著名的作家)也在高中班学习，他整天抱着小说看。我呢，学习的时候，我就自己学着写点理论的东西，小文章。我还把写的东西送给赵毅敏看，赵毅敏看了我的学习心得，鼓励我说，行啊，写得不错，努力学习吧。
延大校址是在杨家岭旁边，和中央党校相对，斜对面，中间隔一条延河。在杨家岭的时候，天气一暖和，我们就下延河游泳，有的时候，一大早就下河了，真是充满了生气。到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出来散步，也到青年文化沟去，看童大林主编的轻骑队的墙报。这个刊物思想活跃，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在轻骑队的墙报上发表出来的。这些文章因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并非在延安的一般人所能写出来的，就更加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也引起了赞成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不过，我那时候年纪轻，在延安的生活接触面比较窄，又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理论学习，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不出评价，当然，我也没有看出他们反动在什么地方。直到后来，问题闹大了，毛主席都表态了，轻骑队的墙报也停刊了。
“抢救”和被“抢救”
在延安大学高中班学习不久，就赶上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大”是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在一起进行整风的，为了便于一起组织活动，都搬到桥儿沟。
鲁艺的校长是周扬。他也是鲁艺和延大整风运动的负责人。周扬在大会上做整风动员报告。周扬是很善于演讲的，他讲话的时候，感情热烈，很有煽动性，把大家的情绪都带着跑，能造成压迫人的一种声势。他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板着面孔凶巴巴的，可是，他能把大家的思想都牵着跑。周扬说，整风运动，有问题的都要交待。他有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凡是有问题的，都要交待，现在交待，还可以赶上末班车，不然的话，就是另一种后果了！”
毛主席说是要整风，当时的中央文件，和后来的历史记述，都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可是，整风整风，不知道怎么一来，就突然变成“抢救”运动了。在鲁艺和延大，周扬讲完话以后，就开始抢救了。我先是被派出抢救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抢救。派我去抢救谁呢？一个是朝鲜人，一个是日本人，都是女同志。她们是从东北过来的，据她们自己讲，她们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千里迢迢地投奔延安。特别是那个朝鲜姑娘，大个子，什么都好，就是28岁了，还没有谈对像，有人无中生有地怀疑她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特务，潜入延安，又不敢结婚。那个日本姑娘，也是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因此，她们两个人都成为抢救运动的第一批牺牲者。
别人的事情，我搞不清楚，派我去抢救别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抢救法。没有想到的是，从小就参加革命，自以为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我也成了抢救对像。开始说我是河南人，是“红旗党”，是假党员。这是康生信口雌黄制造的冤案，他说河南的地下党都是受蒋介石控制的，是打着红旗为蒋介石卖力的，所以叫“红旗党”。这本来就是冤假错案，何况，我还跟河南的地下党不沾边。我入党是在太行山，是在朱瑞和刘子超领导的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入的党。让我交待，我就这样分辩。谁知道，洗刷了这个罪名，又被安上了新的罪名。康生说我和王实味有关系。我和王实味有什么关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当时也不知道这话是康生讲的，这还是我二姐和姐夫后来告诉我的。我与王实味的联系，就是从王实味住的窑洞门前路过了几次。我是去找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就是当时延安平剧院改编上演《逼上梁山》(并且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的改编者之一。杨绍萱住在马列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隔壁。他年龄比较大，很喜欢年轻人，叫我到他那里去玩。我不认识王实味，有时候在他住的窑洞外面碰上了，因为见面多了，也就是说一两句话打个招呼，“你来了？”“来玩。”从来没有正式打过交道。到后来，王实味因为写《野百合花》挨批了，还指责他是“托派”，延安的人们都知道，很少有人再接触他，怕受到牵连，他也更加孤僻和冷寂，遇到任何人都不加理睬。我虽然年龄小，对这些事情也都知道，我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刚刚20岁出头的我，莫名其妙地就被追查了一阵，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却把我的情绪给闹坏了。平白无故说我是特务，我当然不高兴。我是直到解放以后，才走到社会上，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我从小是在家里边，备受宠爱，15、6岁参加革命，就在革命队伍里，思想单纯得很，战斗和生活中，吃了不少苦，但是在人际关系上，却是一直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友爱团结和互相关心的。身边的同志，都比我年纪大，凡事都愿意让着我，因此，我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不知道社会上是什么情况，不懂得什么是坏人。现在一下子挨了整，自己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抢救运动停止了。因为“抢救”我的时候，已经是运动后期，被抢救的人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一开头，我不是还参加了抢救别人吗？也没有讲为什么要停止运动，就不了了之了。延大也和鲁艺分开了，又和延安行政学院合在一起，搬到了杜甫川东边。西北局也在那里。西边是中央党校六部，对过就是高岗领导的西北局。
此事“不许议论”
很快地，我又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六部的负责人是侯维煜。我在中央党校一直学习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到1945年前后，这时候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都派到各地工作去了。日本投降以前，我二姐和二姐夫也被派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住在枣园，我星期天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枣园是不能随便去的，毛泽东就住在那里。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搞情报工作的，属于要害部门，要有特别通行证。但是我可以自由来往。这大概是因为我也给中央领导人做过情报工作的缘故吧。
我经常到枣园去，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情就听到一些。主要是说，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中间，很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他们对江青这样一个从上海滩来的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演员，都很反感，听说张闻天呀，徐海东呀，都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可是毛泽东没有接受。当时在前方的时候，党内还有个通知，说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不许议论”，这在今天听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我们当年都是坚决执行的，谁也不许传播有关的消息。还有就是关于江青的日常生活方面的非议。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喜欢使用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公务员，就是“小鬼”，大不过14、5岁，小的只有7、8岁。那时候在延安收留的流浪小孩参加八路军的不少，人们称他们为“小鬼”。江青就从中物色“小鬼”，给她当公务员。听说有一次，毛泽东要江青烧毁一批文件，结果江青连一些不需要销毁的文件也一块儿烧了，因为不得法，还把烟囱给堵了，让“小鬼”下到非常狭窄的烟囱里去掏，要是万一掉下去卡在烟囱里面出不来，就出大问题了。毛泽东发现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江青一顿，江青为此与主席吵了架。这样的女人，跟在最高领袖身边，怎么能让人们放心？
黄土窑洞里的爱情
在中央党校六部，我认识了吴宏毅，并且和他恋爱了。他那时候是党校的班党支部副书记，兼作学习委员。吴宏毅是学生出身，讲起马列主义理论来滔滔不绝，身材高大，谈吐不凡。他的资历也很有特色，跟随刘伯承元帅当战地记者，写过不少报道太行山八路军的战斗事迹，是很出名的战地记者。延安当时是男多女少，比例严重失调，我的身边也有一些追求者，但是我却选择了吴宏毅。我的想法是不选择一个枪杆子，就选择一个笔杆子。和他结合，可能还因为我自己对于学习理论写文章的迷恋有关。事后想来，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当时却是一个心眼这样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