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牺盟会到“华干”
“临时家庭”
从家里出来，二姐带我到了山西太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很快沦陷了，日军迅速南下，山西就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当时，阎锡山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他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维护他的地盘，共产党则利用合法手段放手发动群众，准备进行长期抗战。八路军的三个师，从陕北出来东渡黄河，都是在山西境内作战。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了办事处，由彭雪枫负责。因此，抗战初期，山西的抗日气氛非常高涨。
到了太原，我就没有继续上学了。国难当头，我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薄一波在那里搞牺盟会(全名是“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下面成立了一个学兵队，正在组织招生。征求了二姐的同意，我就到学兵队去，分在12连。学兵队里都是平津来的高中生大学生，是到山西参加抗日战争的。一群大姐姐大哥哥中间忽然来了个小妹妹，他们都非常热情地帮助我，教我扎绑腿，打背包，帮我扛枪杆。那时候，刚刚16岁的我，也就比一支步枪高不了多少。因此，学兵队的生活虽然非常紧张，但是，我却仍然得到了很多的关怀。
到了学兵队才十几天，枪还没有摸熟，打绑腿还没有学会(总是有人帮我打)，我就离开了。党的负责人王世英把我调去，到中共中央华北情报局，搞情报工作。王世英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解放后当过山西省省长。他把刘贯一，我二姐聂元素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刘贯一装作我姐夫，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同住在一个院子里，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晚上都是我和我二姐一起睡觉，刘贯一住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搞一个情报刊物，每一期只印5份，只送5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我终于能够为党工作了。我就对王世英讲，我要入党。王世英说，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多党员都未必能够担当呢。你的工作已经比他们都重要了。你已经在为党工作，只是现在没有条件给你履行入党手续，等到有条件了，一定给你解决入党问题。我一听，也无法强求，只好等候时机的到来。
当时，我们住的院子，在太原的一条名叫小五台的街上，一边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边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我们住的小院子夹在中间。那可真是置身于虎口啊！到我们的院子里来的，有裴丽生、杜润生等同志。院子里没有电源，杜润生爬到墙头上，从墙外的电线上给我们偷电接电灯。“一家人”居家过日子，我们自己做饭吃，谁都不会做，二姐和我都是从小读书，都不会做饭，就会西红柿炒鸡蛋，挂面卧鸡蛋，就会这两样。刘贯一工作很忙，经常在外面跑，我二姐也总是要出去工作。他们不让我出去，因为我年纪太小，出门不安全。我就在家里看摊子，刻腊纸，印文件，还在钢板上画过作战地图呢。
山西的抗日形势很快就变得严酷起来。忻口会战失败，娘子关也失守了，日军从东西两路扑向太原，太原形势危急，山西省政府都搬迁了，阎锡山早已逃到西山山洞里去了。敌人飞机不断来轰炸，每天都听到凄厉的气笛发出的防空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要躲敌机，跑到城墙底下防空洞去，要是跑不及，就钻进土炕前面的炉灰坑里。我们在太原，住的是土炕。还有这样的时候，连炉灰坑也来不及钻，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敌机来得太快，又没有什么防空设备，等飞机到了头顶，才拉防空警报，“呼”一下子炸弹就扔下来，只好是往墙根底下爬呀躲的。跑防空警报，我二姐跑不快，总是落在我和刘贯一的后面，我人小腿快，一下就跑出很远，回头一看二姐落在后边，又返回来拉我二姐跑，刘贯一和我，一人拽着二姐一条胳膊，拽着她跑。三个人一起跑。那真是出生入死啊！
从这时起，我就懂得了党的纪律，懂得了做地下工作的要求，什么样的话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敌人严刑拷打也不能说。王世英经常来，来了就讲这些革命道理，我年纪小，才16岁，非常单纯，把他讲的这些都记在心里，非常爱听。有时候他没有来，我就要我二姐讲，二姐不如王世英讲得好，或者是一时讲不出，我就生她的气。姐妹二人还闹起别扭来了。其实，我就愿意听他们讲革命的事情，红军长征的事情，讲革命的道理，只要是共产党的事情，都行，打仗的也行，不打仗的也行。对于战争，我没有一点儿害怕，不害怕被敌人的飞机炸死，对死生都很坦然，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为革命工作，为革命牺牲一切而在所不惜的，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任何恐惧。
风陵渡前三条路
我二姐聂元素比我大五岁。当时刚刚20岁出头。两个年轻姑娘，我总认为，刘贯一觉得我们两个是包袱，总是要他操很多心。晚上睡觉他都不让我们脱鞋子，因为夜里也有飞机轰炸。他说，王世英再来，你们两个和他讲，你们先撤退吧。敌人要是来了，我有自行车，可以骑着跑，你们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把你们也一起带走。他还和我们讲，他从敌人进攻的忻口前线退下来时亲眼目睹的悲惨场面，被炸死的老乡，被烧毁的村庄，到处流浪的小孩子，被日本兵奸淫的妇女...他本意是要我们确认当前的危险，可是，我却没有感到什么可怕。日军的这些暴行，只是更增添了我对他们的仇恨，更坚定了我与他们决一死战的信念。
因此，我和我二姐都没有照刘贯一说的去做，没有对王世英要求撤离太原。可是，到了后来，情况更紧急了，组织上考虑到我们的情况，还是安排我们两人先离开太原。正好这时我姐夫梁寒冰也从山东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坐着从太原开出的最后一趟火车，沿着南同蒲铁路，直奔风陵渡而去。
风陵渡，濒临黄河，处于山西、陕西与河南三省的交界，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水急浪高，远远地就可以听见黄河的涛声咆哮不停。从风陵渡过了黄河就可以到陕西了。
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跟二姐他们到开封，继续给党做地下工作，做情报工作。我二姐和二姐夫现在分别从山西和山东调到开封去工作了。
第二条路是，我们走到运城的时候，彭雪枫上运城来了，在运城办了一个八路军的学兵队。我要是愿意，就留在运城学兵队这里学习。在太原的时候，彭雪枫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在太原就认识我。听他们说，彭雪枫很喜欢我，一个小女孩，我那时候挺漂亮的，不大爱说话，挺文静的，小不点儿，到处都招人喜欢。虽然说年纪小，心里边为党工作的意志是非常刚强的。
当时还有一条路，就是从风陵渡过黄河，到延安去。
我二姐姐夫考虑到，战争形势变化很快，日军正向运城方向进犯，我若是留在彭雪枫这里，在运城不一定能呆得长。若是到延安去，路也不好走，没有人作伴，就我一个人，小小年纪，怎么去？那时候国民党一路上有很多封锁线，很危险。(几年以后，我从晋城到陕北去，仍然颇费周折，这证明了他们的判断。)于是就决定带我一块儿到开封去，再想办法。
一天也不能等
我二姐带我到开封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很快就有工作做了。组织上说，暂时还没有我适当的工作，叫我稍微等一等。我们就住在王阑西(建国以后曾任电影局长)家里，吃饭也在那里吃，住也在那里住。这是组织上安排的。尽管是党的安排，我还是不愿意白白地让时光流逝，白白地吃王阑西家的饭，每天不做事，帮不上忙，我心中非常地过意不去。
王阑西的弟弟叫刘砚，这时也在开封，我就每天和刘砚在一块儿，天天看他刻木刻。砚后来真的成了美术家呢。刘砚说，你天天这么看着，也没什么事情干，我教你刻木刻吧。他不知道，那时我一个心眼等着党给我安排工作，根本没有学什么木刻的心思。
这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同仇敌忾，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作为中原的重要城市的开封，也处于动荡和热烈的抗日气氛之中，出版抗日报刊，举行群众大会，学生和各界都经常进行游行示威，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加上从北京、天津和河北逃亡出来的学生一群一群地涌到开封，控诉敌寇暴行，呼吁积极抗战，更激发了我的斗争渴望。我的心早已被这空前的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深深地吸引住了。何况，在山西太原，我本来已经是参加过一段地下工作了。现在，我在开封等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还需要等到何时，一天到晚是无所事事，却又心急火燎，日子不好过，如坐针毡，这样我就等不下去，一天也不愿意等待了。我总是找我二姐。我二姐呢，组织上告诉她，一时间没有我适合做的事。我就自行决定要上前方了。
上前方，到哪儿去呢？那个时候，在辉县百泉，朱瑞、刘子超在那儿办了一个八路军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我就准备到辉县去找他们两个。因为在太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刘子超，也见过朱瑞，而且知道他们要到辉县办军政干部学校。我就决定独自去找他们去。我二姐就说，我这样一个人走了，行不行啊？我说你放心，不要紧。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她就送我到开封车站去。
开封车站车不开
开封火车站上人多极了，聚集了一群群、一簇簇的男男女女的青年学生。车站好多的学生啊，开封女师的，女中的，北仓女中的，都有。那儿的学生真多，男学生，女学生，都是要去参加抗战的，要离开开封，走向战场，就是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往哪儿走，都在车站上徘徊。青年学生都是抱着满腔的热血，要保卫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想要参加抗战斗争的，就是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往哪里走，该投身哪一支队伍，当时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携手抗战，民气旺盛，人们以为国民党也是抗日爱国的，共产党也是抗日救国的，一时间分辩不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但是，到了车站，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都在车站上徘徊起来。有的学生急得窜来窜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人们的喧闹声嚷成一片，互相询问，互相争论，从白天到夜晚，就像一口沸腾不已的大锅。看到他们的爱国热情，我去前方的决心更大了。
火车站已经没有人卖票了。这么多人拥挤在车站上，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跟翻了天似的，哪里还能卖成票？只要是火车站上有火车停下来，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闷罐车，学生们扒着就上，至于什么时候车开，车要开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总之，只要火车是朝着郑州方向开的就行。到郑州，然后是向南方走，去武汉找国民党，还是向北方去找八路军共产党，当时大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常常是碰上什么队伍就跟着走，反正，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时候，谁也没有一个准主意，只能是走了一段再说一段，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有一个准主意，一心一意地要去投奔共产党的。
二姐帮我选了一列客车，火车头是向着郑州方向的，我就先登上了火车，找了一个座位，二姐把我的小行李卷塞给我，她站在车站的一条条铁轨之间，望了我很久，才转身慢慢地离去了。
可是，我在的这列火车上坐满了人，却总是不见开车。我在火车上呆了一天两夜，火车仍然是一动不动。二姐又到车站上来看我走了没有，她看到这列火车可能不会开了，她要我和她一道回去，不要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又没吃的，又不能休息。但是我坚决不走，一定要等一趟火车上前方去。二姐看劝说不动我，只好怏怏地离去了。
就是在车站上，我认识了两个女学生。们原先的名字叫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她们现在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一个叫郭威，一个叫孙红。我们都在车站上，在火车里，火车老是不开，要下车买东西吃，找水喝，要上厕所，碰上了几次，就认识了。她们就问我，准备到哪儿去。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告诉她们，要去找八路军，要到辉县百泉去，我认识的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刘子超，还有朱瑞，正在那儿办军政大学，专门招收参加抗战的学生。她们一听我说得很清楚，很肯定，听我说的事情，讲的道理，她们很愿意听的，她们就说，那我们跟你走吧，行不行？我就说，行啊，那就一块儿走吧。其实她们都比我年纪大，是老大姐。那一年我才16岁，她们可都是高中学生了，19、20岁了。我说行，只要你们不怕死，就跟我走。我就跟她们讲我听到的事情，又是红军呀，长征呀，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反正都是从我哥哥姐姐那儿听来的，革命的故事呀，斗争呀，她们听得高兴极了，就跟着我，把我盯得紧紧的，生怕我把她们给丢了。她们就问我，你在哪个车上呀？我就说在哪个哪个车厢里。她们也就都跟着我上我在的车厢来了。结果呢，等到后来，那趟火车根本不走了。我说，那就算了，你们跟着我来吧。看哪个火车走，我们就上哪个车。
当时，我们就决定，先到郑州，再到新乡，再到辉县找百泉。路线已经明确了，就是先上郑州。恰好，孙红好像有个亲戚就在郑州，就说，好，咱们就上郑州去。结果，在车站等了好几天，今天等没有车走，明天等也没有车走，也不卖票。火车都趴窝了。好不容易地，等到来了一列从东边开来的、路过开封到郑州的敞篷车，车帮就两三尺高，就算是车厢吧。这是一列军车，拉的是国民党的兵，有一些是伤兵。进入开封车站，这列军车也没停，不过是走得很慢。我说，咱们就上这个车吧，你们敢上不敢上？她们说行，结果我就跳上去了，那些伤兵帮助我上车，又把她们俩拉上去。我们就坐这个敞篷车，跟那些伤兵就一块儿拉着走。在火车上，那些兵们都问我们，“你们上哪儿去呀？”“我们去参加革命，找八路军去。你们是哪儿的兵？”他们是国民党的兵。当时我脑子里有共产党国民党的概念，可是那时都在和日本人打仗，那就不说这些了。他们都打仗受伤了，我们对他们也挺好的，就说了一路的话。到了郑州，吃了些饭，好像还到孙红的亲戚家里去转了一下，然后就上新乡了。到了新乡，下了火车，我们三人就直奔辉县百泉走了。
百泉水暖
从新乡到辉县百泉，就没有车了。都是徒步走的。车站上就遇到了很多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都是投奔抗战的，有的要上武汉，或者上西安，有的也不知道要上哪儿去，走投无路，一片迷茫。有的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要找八路军去，他们就跟着我们走，跟着就跟着吧，我们也不和他们结伙。我们三个姑娘家，自顾不暇，不敢招惹别的人。
一路走一路打听，到了百泉。找到了刘子超，朱瑞没在百泉。朱瑞到山东去了。刘子超捏一把我的鼻子那时候我年纪小，谁见了都捏一捏我的鼻子他说，“你怎么追来了？”我说，我姐姐姐夫说你在这儿，我就到这儿来了。我还给你带来两个高中学生呢。说了几句话，刘子超就说，“华干”(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现在第一期刚刚毕业，正在分配，你们等着上第二期吧。第一期分配的学生眼下还没有走，也没有地方住，你们自己先就近找地方住下吧。他简单跟我们说了几句话，就算收了我们了，就等第二期开学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得自己找。然后他就走着上火车站去，上火车站去“拣”学生去了。因为要招第二期学生。从流亡出来的学生里头招。那时候大量的学生从北京啊、天津啊逃出来，要到后方去参加抗战，学校要招生，就要从车站把那些准备上武汉去西安的学生截住，把那些不知道该上哪儿的学生“拣”回来。不让他们走了。
眼下我们要自己找地方住，百泉肯定是都住满了。她们两个人就问我，我们到哪儿去找住处？我看见山上有个小庙，我就说，咱们就去住那个小庙吧，你们敢不敢去？她们说行，那就上山了。那庙也真是小，就孤零零地一间房，没有院子。一进庙门，土台子上坐着一位泥菩萨，土台与大门之间也就是五六尺宽的地方，我们顺着土台子铺下了被褥。记不清是自己带的行李，还是找刘子超要的，反正我们都有被子盖。我们三人每天就睡在泥菩萨的面前，每天睡觉前，她俩都要我讲红军、八路军、共产党的故事，或者憧憬未来的战斗生活。白天我们下山来，有时候到刘子超这里吃饭，有时候就到外面去买着吃。等了几天，毕业的学生走了，我们就搬下来住了。
还是在山上住的时候，她们两个人说，我们的名字不好听，花花草草的，和抗日啊打仗啊都不搭界，你给取个名字吧。我那时候年纪小，也不懂得客气，就帮她们改了名字，一个叫郭威，一个叫孙红。都是起了革命的名字。原先是什么花呀什么兰的，都改了，红就是“红军”，郭威就是“国威”，正在和日本人打仗，要扬我国威嘛。孙红听说后来是在河南洛阳工作，郭威现在还在北京，“文革”前我还曾经见到她，现在打听打听就能找得到。她们两人后来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那时候，她们就像我以前一样，缠着人家，老是让我给她们讲红军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不想讲了还得讲，讲累了还得讲，头上有飞机轰炸呀，地上有百万追兵呀，我把我听来的故事都“转卖”给她们了。
我们住在庙里，每天下山来洗脸。那时候是冬天，太原失守是在11月份，我们是在那以后，在12月到了百泉的。寒冬天气，北方的黄土地是一片荒芜，只有北风在肆虐着。可是在百泉这里，风光分外地迷人。百泉是北方少有的温泉，而且是珍珠泉，数不清的泉眼，一片片一簇簇的珍珠泡向水面涌来，非常漂亮，整个水面是一大片热汽蒸发出来的滔滔白雾，每天我们就从泉水边的小道走进这白雾的中间，在泉水里洗脸，泉水都是冬热夏凉的，冬天，泉水也不冷，洗起来非常舒服。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经过了开封车站上的苦熬苦等，和一路的艰难跋涉，心中的牵挂重重，如今，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终于到家了。以后，即使是再艰苦再困难，我们都有了依靠，有了党的领导，心情非常好，更觉得百泉是个好地方了。
后来，“华干”原先的毕业学生都走了。刘子超说，你们也不要搬下来了，学校都要搬家了，要搬到山西晋城去。你们就在山上住着，过两天一起直接往晋城搬家吧，省得来回折腾。这时候，我们也发了衣服了，是华干的学员服装，黑色制服。几个年轻姑娘，正是青春年华，穿什么都好看的时候，英姿飒爽地穿上这身军装，人显得特别有神气。她们两人是头一次穿，我呢，在山西牺盟会学兵队的时候，就穿的是统一发的灰色军装，后来去做情报工作，换了老百姓的衣服，现在又穿上了八路军学员军装，回到革命队伍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华干生活漫忆
我们稍加准备，然后就出发了，从辉县到晋城去，全靠两只脚走路，爬大山，上了太行山。这是我第一次爬大山。登到山顶，我才知道，山是绵延无尽的。以前在山脚下看大山，就以为山是一堵墙，过了这堵墙，就到了山那边了。现在从脚踩的这座山顶上一看，茫茫一片，全都是山，一座一座地相连着，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浩瀚，没有尽头。从那以后，多少年里，我就没有出过山。一直在山里工作、战斗。从山西到陕北，直到抗战胜利。
到了晋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安顿下来，就设在晋城的一所回民中学里。这时候，朱瑞也从山东回来了。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和刘子超，谁是校长，谁是政委，反正是刘子超一直盯在学校里，朱瑞是有时候来有时候走。这时候，一批新的老师也来了，有杜逸云、陈沂(他本来也是叫陈毅，因为与陈毅元帅重名了，为了区别，改成了这个沂)。在“华干”，学的课程有游击战争、国际常识、民运工作、军事训练等等。教军事课的是一个从国民党军队那边跑过来的，叫粱毓忠的。还有两个教员，记不清名字了。训练怎么打游击战争，讲军事知识啦，等等。还有一些老师就是开封女师的老师。杜逸云就是女师的。
在晋城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学习条件很艰苦，但是精神都很快乐。每天都在歌声中度过，走路唱歌，上下课也唱歌。同志之间也无比地亲密，像亲姐妹兄弟一样团结友爱。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好，抗折腾。身体弱一点的，就很容易生病。学校的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吃的苦就更大。有一个小名叫“小狗”的女孩子，就因为得病，死了。那时候，生病了，一点办法没有，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感冒了，就钻进被子里捂汗。生病了拿命顶，顶过去就活下来，顶不住就死了。我亲眼所见，“小狗”等人就是因为生病没有得到治疗而牺牲的。
在华干，我能记起来的同学，有一个北京去的青年，叫荣兰孚，26、7岁，让我们看起来都是老大哥了。还有小鲁(现在天津)，韩层栾(听说在山西工作)，夏柯(夏玉华改名)，现在就住在北京四道口，还有杨惠文，白介夫的爱人。我那时候和杨惠文认识，从此成为终身的好朋友。
我们训练的时候，上课下课不让走门口，要求走窗户，从宿舍到教室，都是成天地跳进跳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际锻炼。还有野外作业，早晨起来指定一个山头，看谁先跑到那里再返回来。出发的时候不让走大门，要翻墙头。墙很高，我个子不够高，上墙头都没法上去。这也难不住我。我小时候就是爬墙上树的，爬树能力可强啦，捉迷藏，在树上可以捂起眼睛来，双手都不用扶着树，用两条腿攀着树干，一点儿事都没有。华干的墙头太高，爬不上去，正好墙边就有一棵大槐树，树枝延伸到墙头上，每次早晨起来训练，我就先爬树，从树上再往墙头爬，然后再跳到院子外面。回来的时候，也是同样，不能按照常规，不能沿着山路走，因为山路都是顺着山势蜿蜒曲折，要走很多弯路，路面又比较平坦。要锻炼，就要走艰难的路，由老师、军事教官划定最直接的路线，跳山沟，跳梯田，一个高坎一个高坎地跳下来，也不害怕，跑出去得快，跑回来也快，我一般总是跑在头里，不跑第一也跑在前几名。反正不太落后。那些大同学都说，这个小丫头，真不简单，比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都强。那段时间，大家过得特别愉快，朝气蓬勃，充满热情，学了很多革命道理，又懂得了工作方法。
华干的学员，都是青年学生，根据当时的战斗需要，三个月一期，是短期培训性的。别看这三个月，可培养人了。培养出了一大批干部，派往各地做党政军工作，还往友军中派了不少干部。也有在抗日战争中与敌斗争坚强不屈，惨遭杀害的英雄人物，如陈若克等。建国以后，好多的高级干部，如湖南省委副书记万达(原名万子叔)，还有傅太辛、刘刚等，都是省市委书记或省长等，都是华干的毕业生。朱瑞和刘子超的个人魅力，他们给青年人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两个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知识分子气很浓的，很有风度，胸襟开阔，待人热情，相互团结得很好，像一个人一样。
我在华干的时候，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子超和张玉洁(张玉洁后来改名路凯，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承的夫人)。在我入党以前，在华干就有一些因为战争跑丢了关系的老党员，让我帮他们在学校里找党的关系，常找我谈话，要我帮助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因为他们看我在政治上很活跃，就以为我一定是在组织里活动的党员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华干学习期间入的党。我是37年12月去的，38年1月就入党了。入了党，说是有候补期，但是党内工作繁忙，我实际就做了支部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