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出生于富而好文的家庭中
我生于中原大地，河南省滑县南尖庄。父亲聂芝轩，母亲李玉兰。
我是1921年旧历2月27日出生的，是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母亲生了8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夭折了。然后是大哥聂真，二哥聂元赏(已故)，三哥聂元昂(聂季超)，四哥聂元典(聂金声)，大姐聂元质，二姐聂元素。我原先叫聂元碧，也曾经叫聂元子。后来好多人说元子像日本人的名字，甚至由此说我长得也像日本姑娘，我就改名为聂元梓。是在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改的。这其中隐含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因为对于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避免一切有可能导致与日本有关的联想。
我们的村子在平原上，辽阔的原野，郁郁葱葱，满目生机。一片一片的庄稼地里，棉花、小麦、玉米、芝麻都在尽情地吮吸着大地的乳汁，地头路边的野花蓬蓬勃勃地开放，天然一幅美丽的图画。村庄呢，就像唐诗里写的那样，绿树村边阖，青山郭外斜，站在平原上，都看不到村庄，看到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绿荫，是高大的树木，笔挺的白杨，茂密的槐树、椿树、楝树，村庄就掩映在这无边的绿色中。还有房前屋后的桃树枣树杏子树，一个个村子就藏在这浓荫掩映的树后面。一到春天，桃红李白，椿树开黄花，楝树开紫花，花香扑鼻...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我都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我们家原来是地主，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几代人都是读书出身，是有文化的家庭。我的一家又是一个革命家庭。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燃烧到中原大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革命，走上抗日救国、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艰难而又辉煌的道路。过去长期地宣传，只有贫下中农和工人是最革命的，对知识分子则总是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最早地传播革命思想和自觉地投身革命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眼界开阔，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快，能够为了精神的追求放弃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物质享受，而且，革命意志最坚决，斗争艺术和智慧也高明许多。我虽然说读书不多，但是，也在哥哥姐姐们的熏陶和影响下，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投身于革命队伍，踏上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
新潮的乡村绅士
古人说，太上医国，其次医人，再次医病。对于做人来说，最高的标尺是能够拯救国家的兴亡，解除民族的苦难；次一等的，才是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让他们积极地投入生活；第三等的医生，则只能治疗某些疾病，医术有限得很了。我的家庭，曾经是祖传的医生世家，而且，我父亲对中医的造诣很高，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在大时代的召唤下，才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我的父亲名叫聂廷俊，字芝轩。我的母亲李玉兰是家庭妇女。再往上数，我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当地很有名的中医，医术高，医德也好。有一个曾祖父在当地最有名，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聂二别”，就是说他性格很让人别扭，和常情常理别着一股劲儿。为什么呢？他是当地特别好的中医，名气很响，经常地，请他去看病的马车在门口排了一大溜儿。救病如救火，为了讨他的欢喜，让病人先得到他的治疗，不熟悉的人们就免不了恭维他，奉承他，给他戴高帽子。天底下谁不爱听好话受吹捧？他就不这样。谁恭维他，越恭维他，他就把人家放到最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想用重金打动他，让他先给自己家人看病，他也是不为所动。他总是按照自己的选择，给他愿意去治疗的人先看病。他到这一家去看病，后边就跟了几辆车，那些求他看病的人跟着他一块儿走，都排队跟着他，浩浩荡荡地一个车队。那时候乡村里都是马车，人喊马嘶的，很壮观，也很独特。因此，人们有病没病，都要对他礼让三分，捧着他，敬着他，可他就是这种性格，别着劲，他觉得他就是普通人，不必太把他抬举得过高，那样反而不舒服。人们送他个外号，聂二别。我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也是很有名的中医，他们的事业是我二哥聂元赏继承的，家学渊源，我二哥也是出色的中医。他在天津解放军二五九医院搞血液学，研究治疗白血病。后来到四川去支援三线建设，跟随医院搬到了大西南。他在医院里很有地位，医术高明，善于钻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他死的时候很惨，没有住进医院，他自己是大夫，却没有大夫给他治病，悲哀地死去。
当时的医生，都是既行医又开药店的。我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中药店，自己坐堂行医。我家的药店，药品相当齐全，其中有许多珍贵的中药材，数十里地的乡亲们都常来我家看病抓药。我小的时候，常到我家的药店去玩儿，看到店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小瓶子装着药面和药丸。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是可以当作小食品解馋的肉桂、桂元肉，常向大人们要着吃。
我父亲的思想是很新潮的。父亲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本世纪初的农村，这是很高的教育程度了。从哪里毕业的，我知道得不准确。因为我离家较早，很早就跟着二姐离开了南尖庄，年纪小，对于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我就是记得，看到过他上学时画的画儿。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注意国家大事，祖父就这一个儿子，生活条件很优越，家里有不少土地，有三四个院子，有一大片树林园子。我父亲在行医的同时，还经营自家的土地，也到县城去经商(卖自家生产的棉花、麦子等)，在村子里和城里都有房子。
我父亲思想非常开放，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很早就开始订报纸，接受新思潮。乡村里很闭塞，全村就他一个人订报纸，邮局都不给他往村子里送，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放弃，不订报了。可是，我父亲读报心切，他就买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在乡村里可是稀罕物)，让家里的伙计骑到镇上去取报纸。后来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我也学会了骑车。那个年代，农村里女孩子会骑车的为数很少。
本来，中原大地，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孔孟之道，礼义之邦，再加上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家里非常封建，女孩子从小就都要缠脚。虽然说，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20年代初期，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成立，可是，在滑县一带，女孩子们还是照老祖宗的法子，照样在哭哭啼啼中把脚缠成一个小粽子，谁要是不把脚裹得又小又尖，就担心长大了嫁不出去。当时，女孩子不但要缠脚，还得在家中做活纺线，不准随便上街，更不能同男孩子一样上学，认为这是男女混杂，破坏了礼习。我和我的姐姐、嫂嫂们算是幸运的，当时一听到县妇女协会宣传男女平等，宣传不让裹脚，我父亲就响应了这样的新思潮，即刻让我的姐姐和嫂嫂们不再缠脚，并且让我的姐姐和嫂嫂们和我哥哥一样都到城里去上学。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就是男孩子上学也是少有的。
母亲说，“路是弯的，理是直的”
还应该讲一讲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虽然是生长在乡村，但是，因为受家庭的影响，她胸怀非常宽大，为人非常热情。再有一点，她天赋很好，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她非常沉着，能够从容应付。我父亲呢，一到这种时候，就慌了神了，精神就紧张得不得了，常常是我母亲帮他支撑局面。我记得我母亲的一句话：“路是弯的，理是直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人总是要相信真理啊！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母亲非常勤劳，除了管家里的一摊子事，还下地参加农业劳动。我们家有一、二百亩土地，都是我父亲在经营。在农忙的时候，我母亲和嫂嫂们还下地去拾麦子。到了秋天，有时候嫂嫂们也下地去摘棉花。我从小就常常跟随母亲一块儿下地干活儿。我母亲对我说，我下地劳动的收获全都归我自己，拾了麦子或者摘了棉花，要让我父亲给我付工钱，母亲就给我攒起来，家乡话叫作“攒体己”，留着给我买花衣服穿。我下地干活，就更有积极性了。
备受宠爱的“聂四少爷”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个女孩，哥哥姐姐们都比我年长得多，所以什么事情他们都谦让着我。父亲母亲也因为我是最小的女孩子，最喜欢我了，总是宠着我，娇惯着我。再加上父亲积极地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给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这样，我在家里从小就是个“解放派”，备受宠爱。我父亲出门办事，做买卖，赶集，进城去，从村里的家到城里的家，经常都带我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从小就见了不少世面，接触社会的面比较广。我们那里很封建，女孩子要裹脚，又不准随便出门，人家看见我跟着父亲到处走，我那时候剪着短发，穿着小长袍，男孩女孩分不清，有的人就把我认成“聂四少爷”，说“四少爷有没有媳妇了？给他说一个吧。”
我姐姐喜欢说我从小就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的约束。小时候就没有约束，敢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玩耍，男孩女孩我都玩得来。有时候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城里呀，赶集呀，见见世面。这样，我就有很多机会在外面。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就学会了游泳。我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爬墙头，上树，一块儿到田野里去铲草喂牛，别的孩子是为了帮助家里大人干活，我是因为好玩儿，我父母亲也不限制我。我们把草铲回来，在村边的水坑里淘洗一下，洗干净了，然后再背回家，牛才能吃，要不草上带着土，牛不吃。在水坑南方叫水塘，我们那里没有河，就是有水坑里洗草，大热天，男孩子们洗完草，就下水坑去玩水，我就呆在水边上。他们就叫我，“三姑，三姑，”我们家在村子里辈份大，同年龄的人甚至比我大好多岁的人都管我叫“三姑”“你下来下来，到水里来，我们帮你。”我忍不住好奇心，就下水了。和我玩的女孩子们呢，她们都不敢下水，因为她们还缠着脚呢，她们看我游水，也很羡慕我。游泳这种事情，关键是胆子大，敢扑腾，不怕喝水，我就是这样，胆子大，三学两学，听男孩子们一点拨，就学会了。从水里出来，衣服都是湿淋淋的，就站在打麦场上晒，天气炎热，骄阳似火，连晒带蒸的，一会儿衣服就干了，然后才回家。
我下水游泳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家里边就知道了，我母亲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不能像野小子一样疯跑疯玩，不让我跟男孩子们一块儿下水。我母亲不让我去，我就偷跑着去。我在前面跑，她就在后面追赶。她在后边追也追不上，她是小脚，跑得慢，等她到了水边，我就已经“扑通扑通”地下水了。母女二人，一个在水里，一个在水边，我就和她讲条件。我说，你要让我游，我就在水边上浅的地方游，你要不让我游，我就到水深的地方去游。一边说我就一边往水里缩身子，往水里蹲，其实还是在水浅的地方，诚心吓唬我母亲，你看水深了水深了，人也就蹲下去，水一直淹到我脖子深了。我母亲一着急，只能妥协，好了好了，你就在水浅的地方游吧。这样一次两次地，我的游泳就合法了。
总也毕业不了的“大学生”
我父亲送大哥聂真到北京上学，上的是中法大学，那时候，中法大学的毕业生都是要到法国去继续留学读书的。我父亲想让他在北京读书毕业以后出国留洋。可是这个学生老不毕业，老是跟家里要钱，后来才知道，他在学校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大学早就毕业了，就留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用父亲的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
(这里引用一段聂真的回忆笔者)
聂真：我是1908年1月8日出生，牛年出生的。我那时候参加革命，想得很简单，完全是从对于现实的认识出发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虽然说，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吃穿不用愁，上学也拿得起学费，可是，我所看到的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却令人别无选择。不参加革命就没有出路。不参加革命，那就都是土豪劣绅统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革命。没有直接参加革命的，也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我加入共产党，可不像现在，是直接给你灌输革命道理，而是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求索的，那时候，无政府主义的书，共产主义的书，我都读过很多，经过自己的比较和判断，最后，还是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1925年，我在汲县12中学上学，参加了1925年的大革命运动，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大街上开枪屠杀中国的热血青年，把中国的青年枪毙了，这事情影响很大，影响全国，我们都上街去参加游行示威。当时汲县有几个学校，还有一所教会学校，都有学生上街游行。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议的浪潮规模很大，闹得很厉害。我就代表学生会，在大会上发言，在街头讲演，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学校里，则是反对当时的校长，一个平庸无能的旧式文人。学生们真厉害，后来把民愤很大的校长打跑了，因为他没有本事，还压制学生，请的教员都质量不高。学生起来闹事，把校长赶走了。等他一出校门，学生们就关上大门，校长进不来。要谈什么问题，只能隔着墙和我们谈。我们自己维持秩序，自己组织学习。还推选我们的同学冯敬一当校长。
学生们和旧校长争持不下，校长上诉到开封法院控告学生，我们就到开封跟那个校长打官司，我们还打胜了。为了制造声势，我们发了宣言，向全国发了通电，揭露校长的丑陋无能，搞得他没有办法呆下去。搞了半年，就胜利了。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都知道12中学的学生厉害，打官司把校长都打败了。河南省教育厅派了一个学监，到学校来。这显然是冲着学生来的。可是，学监来了，你不能不让他进学校。结果，校长也乘机跟在学监屁股后面进了学校。他们互相勾结，查处前一阶段学生与校长的纠纷，学监还受了校长的贿赂。学监受贿，把我们选的校长冯敬一开除，我们再次发了宣言，揭露学监受贿的事实，把学监也搞垮了。
从汲县12中毕业以后，我就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那时候，到法国的都是向往革命的青年，法兰西一向是欧洲的革命中心，那里革命的氛围很浓。而且，中国的很多进步学生，都是从法国再转道到苏联去。20年代初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留学法国的。1926年，我从中学毕业，就到了县里去办留法勤工俭学的手续。当时，到法国留学，官方要提供一定的资助。我跟县里要求，每月补助20元钱。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在县里比较引人注目，因此，我要求资助，县政府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结果是没有办成。我就到北京去考大学，考上了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法文。入学考试不是很难，我一考就考上了。中法大学出了很多革命人才。陈毅同志就是中法大学的，张云逸也是中法大学的。我在中法大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到中法大学那一年，正好是北伐军出广东，挥师北进，革命形势如火上烹油，锦上添花。此前，孙中山到北京来，跟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商谈中国政治统一的事项，结果是病故于北京。南方的革命形势大好，对于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刺激。我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家里老给我钱，供我上大学，我父亲想的是要我大学毕业以后到法国去留学，没有想到，我读大学总也毕业不了。
我在河南上中学，只是初中程度，读了三年。到了中法大学，先补习一年，学法文，学数学，然后入预科一年级。我们班里一共7个学生，规模很小，自由空气很浓厚。我考的是理学院，学的课程有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我们的物理学教授是李师华，北京大学校长，巴黎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他还兼任中法大学的校长。老师也都是留法回国的。中法大学就是李师曾、李师华、刘半农他们几个人办的。学校主张是天才教育，教育学生不要死读书。中法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法国去，公费留学。法国的里昂也有一所中法大学，也是他们几个人办的。
在中法大学，我革命心切，上了一两年，等不到毕业，就想到苏联去。那时候一个心眼，就是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了革命就看不到出路。我有个同学郑逸军，当时已经是在苏联了。我就向他写信请教，怎么样才能到苏联去。他从苏联给我回了信，我还真收到了。他说，要到苏联去，先要加入共产党，表明革命立场。我是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以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做了很多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参加了很多革命工作以后才入的党。我一入党就当了支部书记。市委书记李立国与我联系，我就向他提出来，要到俄国去。他对我很好。他说，你不要到俄国去，从俄国回来的很多人，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还不如咱呢。到苏联去的人，还是要派回来参加工作的。咱们这样留在国内的，理论上可能读书少一些，但是咱们的实际经验就丰富多了。从苏联回来的人，有的担任了很重要的党内工作，有的就叛变了，可见，无论在哪里，一个人的进步，还是要靠自己。现在国内更需要人。你还是留在国内为好。
这样，我就留在学校，做党的地下工作，在北京多年。后来李立国同志被捕，成了“61个”中间的一个。我的几个弟弟，在家乡，在河北做革命工作，也都被捕过。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做地下工作多年，从来没有被捕过，到了部队里，打仗没有受过伤。而且，在我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也都没有被捕过。那时候被捕的人很多，一被抓起来，就关很多年，或者被杀害。我知道这些情况，为了与敌人做巧妙的斗争，就动了很多脑筋。最关键的就是不让敌人抓住任何证据，无法证明你的身份。比如说，当时的地下工作，有一项就是传递各级党组织的文件。对于所有的文件，我都是先让有关人员把它默记在脑子里，不能带在身边，万一敌人抓住了，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这样，即使是被敌人怀疑上了，或者抓住了，也无法拿出证据，审查一番就释放了。我自己和我领导下的同志，都没有被捕过。在党的秘密工作经验交流的会议上，我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刘少奇同志听了我的经验，非常称赞，他说“好得很”，他说，全党要是早一些知道你的这些经验，就能少吃许多亏了。
“唯物辩证法来了，快跑吧！”
聂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给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开了一个头。
我哥哥聂真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势必影响到弟弟妹妹们的人生道路。他经常写信回来，或者在放假的时候回家中来，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迹。不但是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开导，参加了革命，连我父亲这样的乡村绅士都接受了我哥哥的革命动员。我哥哥说，到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不要怕没收你的土地，没收你的房子，到那个时候，没有穷人了，穷人都富裕了，人人都比你现在富裕，都比你现在的生活好，你还怕什么？另一方面，我父亲一向都是看报纸，关心国家命运的，报纸上讲，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人的侵略不抵抗，反而一味地打内战，这令他非常反感。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说在这里消灭了多少红军，在那里消灭了多少红军，这种宣传太多了，就产生了反作用。我父亲说，今天在江西消灭几万红军，明天在湖北消灭几万红军，加在一起，消灭的红军有多少？那比红军加在一起的总数都要多出许多，根本无法让人相信嘛！这样，他对蒋介石失望了，很容易就会倾向于共产党。加上我哥哥的宣传，他从同情到支持，从支持到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识字，就半懂不懂地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我上学是从5岁开始的。聂真是家里给说的一个媳妇，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我嫂子长得挺漂亮，就是识字不多，我父亲就让她上学。这也是考虑到，我哥哥是在外面读书上大学的，要是媳妇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怎么能够维持？当时没有成人学校，就是上县里的妇女协会办的妇女识字班，我就和她作伴，跟着她去上学。我也上的是妇女识字班，认了不少字，能看小人书(连环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聂真带回来的一本孙中山的故事的小人书，讲孙中山怎么样反封建，剪辫子，怎么样破除迷信，打庙里的泥胎神像，破除迷信，反对崇拜鬼神。这给我的印象极深刻，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孙中山到庙宇里打神像泥胎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我小的时候最怕鬼了，可是，又和许多小孩子一样，最爱听鬼的故事。可是，当我读了孙中山反鬼神破除迷信的故事以后，我非常地敬佩他，我认为孙中山最勇敢了，他敢一个人到有许多泥胎的庙宇里去，并且把这些泥胎都打倒了，事后也确实没有鬼神出来纠缠他报复他。从此我就非常地佩服孙中山，不再相信有鬼，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到我参加革命前夕，我还是怕“鬼”，不敢一个人单独地住在一间房子里。
我小时候，印象深的事情，一个是孙中山，打北洋军阀，一个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穷人的，国民党是剥削穷人的。这些连农村里的大人们也未必了解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还有蓝衣社，我们那里叫“老法”，法西斯，比方说我上学回来了，看到警察查户口，就喊“老法来了，快点儿藏东西。”我想着，上学长大，就是要像我哥哥那样当共产党。后来到了山西，参加了工作，就觉得我生来就是党的人，生也是为党生的，死也要为党死。也不怕死，觉得死很自然，一家人都是不怕死的。没有害怕的。以后在前方工作也是不害怕的。
从1927年起，大哥聂真就在滑县从事革命工作。他在县城工作，常回我们在县城里的家。三哥、四哥和二姐都在城里上中学，聂真就给他们带一些革命书籍回来，教育引导他们接受革命道理。我这时已经不再同大嫂一道上识字班了，自己独立地到县城的十五小学读书。我虽然还不是大哥的“工作对象”，但是耳濡目染地，似懂非懂地听了不少有关共产党闹革命的情况。聂真还把一些共产党员都带到我家里，管吃管住管医疗，把我们家变成了党的联络站。当时有个冷楚，夫妇两个，住在我们家，整天上医院去看病，回来带很多打针的药水瓶子。我那时候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小孩子看着针瓶，里面是透明的液体，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映出了七彩光环，色彩很迷人。因此，这件事也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当时，我大哥是共产党，但是他的名字在国民党滑县党部也有登记。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是参加了国民党的。这时候我就懂得了共产党，听说了唯物辩证法。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国民党是剥削穷人的。就知道这两条。我也听我大哥讲苏联的故事，讲个人牺牲保护组织保护同志的故事。老听他们在一起讲唯物辩证法，而且是偷偷摸摸地讲聂真很有革命警惕性，他总是把弟弟妹妹们召集起来，非常谨慎地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还一再强调要保密。看着他们那隐秘的神态，还以为他们在一起讲鬼故事。鬼当然是可怕的，那么，唯物辩证法也是可怕的了。因此，我和小孩子们玩的时候，小孩子都有怕鬼的游戏，我就大叫：“不行了不行了，唯物辩证法来了，快跑吧！”把小伙伴们都吓得四处乱逃。
以后形势转变了，蒋介石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向昔日的盟友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我大哥被通缉，他机灵得很，跑掉了，剩下我三哥、二姐在家里，还经常有敌人到村子里来。我上学回家，看到警察来了，我就赶快跑回去，让他们赶快把书藏起来，有时候来不及，就藏在院子的隔墙底下，把书就藏在“猫道眼”里。我们那里的建筑，在墙下面都留个洞，让猫出入的，叫猫道眼。
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逮捕聂真，为了查出我们家保存的共产党的书籍，或者其他共产党人的线索，经常是在夜半更深的时候，派警察到家里来查户口，家里每个人都必须起来站着让他们搜查，只有我年龄小，还躺在床上睡觉，但警察还要掀掀被子看个究竟。三番五次地，半夜里被敌人突然闯到家中，我初次领受了白色恐怖的滋味。
享受钢丝床待遇的好学生
我读书读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是想继续读中学的，没有想到，家里出事了。
我四哥到保定上育德中学，参加共青团，被捕了。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被捕时的年龄很小，才十四五岁。四哥被捕以后，我高小已经毕业，我父亲觉得孩子们外出上学，一个个都成了共产党，成了社会的危险分子，就不许我到外边读书了。父亲说，你现在高小毕业，已经是个女秀才了，读了不少书，不要再到外面上学了。要是还想学习，就在家里请个老先生教你吧。当时我12岁。那时候，乡村里普遍地没有文化，对于现代教育的理解，都是折算成科举制度下的功名的，高小毕业就相当于秀才了。但是，我人小心不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天高地阔，我就不同意在家里呆着，要到外面去闯世界。
我大姐有一阵是在豫北一带做地下工作，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她谈了，我不愿意在家里呆着，向她求援。她也不同意我在家里呆着。商量来商量去，有一天，我大姐就带我从家里出走，没有跟父母亲打招呼，就领我走了，更没有跟家里说，准备让我到开封去上学。她就给我介绍了两个关系。一个是付晓白，一个是殷馥亭。他们两个都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到我家里去过。殷馥亭是在开封省立女中当老师，付晓白也是在开封什么学校教书。我们来到新乡付晓白家里，大姐把我交给付晓白。然后我大姐就走了，出去工作了。付晓白又把我带到开封省立女中，交给殷馥亭。殷馥亭说省立女中党组织没有北仓女子中学强，因此他让我到北仓女中学习，找一个叫赵新华的高三学生，赵新华也是个地下党员。
这样，我就投考北仓女子中学。我没有考上初中，就上了北仓女中的预备班。当时共产党活动最厉害的就是北仓女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北仓女中，比开封的省立女中讲课讲得好。我先上预备班，然后到了暑假，预习了一年，考上了北仓女中。
我从家中出走，一直都没有给家里去信，没有向父亲要过钱。父母亲知道我在外边上学，却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办法找到我。这时候，我经济上是十分困难的，没有钱上学。二姐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工薪很低，顶多给我寄一两块钱，还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寄的。另外，每月殷馥亭都给我几块钱，做伙食费和零花钱。就这样学习了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期里，我的学习是很努力的，因为知道自己出来上学不容易。过去是花父亲的钱上学，不知道心疼钱，现在全靠别人接济，就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
在北仓女中，除了第一年上预备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北仓女中的师资力量很强，老师讲课讲得好，教学得法，比如教数学的李老师，讲课生动有趣，学生们都特别愿意听他的课，我的数学因此也学得比较好，在学期末考试，我也考得好。学校当时规定，期末考试得前五名的优秀学生可以受到优待，免交学费，我就受到了免费读书的优待。还有一条规定，班里学习的前五名(也许是前十名，因为年代久远，记不准确了)可以睡钢丝床。为什么睡钢丝床？这有个缘故，那时候学生都是睡木板床，木板床臭虫多，我是最怕臭虫咬了。我的皮肤容易过敏，这在我的一生中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臭虫一咬，就起一个疙瘩，好多天都下不去，抹红药水抹很多天，浑身上下到处抹得都是。所以我对睡钢丝床最感兴趣。钢丝床容易清扫，拿开水一烫，几只床脚下面吊个碗，里面放着杀虫药，把臭虫都毒杀在里面。管理房子的佣工，我们管她叫女嫂，就管着换药碗换杀虫药的。普通木板床也是经常打扫卫生，但是，臭虫什么的钻在床板缝里，要想清除就很不容易。我在学校里享受着钢丝床的待遇，吃饭吃得也不差，我们是20到25个人一个小灶，也是女嫂做饭。又好吃又省钱。学生自己轮流管账。
因为初中生住校的人少，我就和那些上高中的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我有两大难处，第一是没有钱，每个月的生活、学习费用大约在5元钱以内，主要来源是殷馥亭供给，我常常到他那里要钱花。有时也找付晓白去。他们看我年纪小，也不多给我钱，我就每个月都得去找他们。其次，我的二姐也从北京给我寄过两次钱，一次寄一两元，是从家里给四哥寄往监狱花的钱中拿出来的。赵新华看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她给我找了一套被褥，几件换洗的衣服，读的书是从她从高年级学生那里找来的，只买一点儿新添的学习课本。
第二就是生病。我在开封读书，生了一次病。因为学校校长的姑娘跟我一块儿玩，她长疥疮，传染给我了。我对于这种病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恐惧得很，听说长疥疮能把人长死，这使我感到是一个天大的困难。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治疗，我也没有钱治疗。不过，我和校长的女儿的友谊很好，都是朋友，她家里给她治疗，弄药来抹，我也就跟着抹，抹来抹去地就好了。
在北仓女中，我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我因为小小年纪，半懂不懂地，在家里就被大哥聂真灌输了很多革命故事其实，聂真是讲给我的哥哥姐姐们听的，没有想到，有许多也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就在学生中乱讲一通，什么苏联红军啦，列宁和十月革命啦，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蒋介石打仗啦，凭着一知半解，向那些比我更无知的同学大讲特讲。有的同学还以为我就是共产党员。其实我那时的年龄太小，根本不可能参加革命队伍。
才赋归去来，又向晋阳行
我到开封去是1933年。在开封读了不到三年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的1936年寒假，我回家去了。回家是有原因的。殷馥亭对我讲，你家里是很有钱的，完全有能力供养你读书，像你现在这样的小小年纪，就离家出走，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就靠别人的接济生活，这不是长久之计。你还是要和家里搞好关系，得到家里的支持。你依靠我是靠不住的，我为党工作，听党调遣，说不定哪一天就得离开这里，全看工作需要。还有，现在情况不太好，形势很紧张，我也可能会被国民党通缉，随时准备跑掉。那你可就完全没有人照料了。
因此，我和在北京的姐姐哥哥商量，我该怎么办？这时，大姐在“一二?九”运动中受伤了，照片登在报纸和大众杂志上，身份暴露了，处境很艰难。我感到继续在开封读书是很困难了，最后就决定我先回家，先做父母的工作，一是由父亲供我上学，二是随姐姐到北京去上由教会办的香山慈善中学。这样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就对我父亲说，你给我钱做学费，我要继续上学。父亲不同意。当时父亲的处境也不好。我大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东躲西藏，农村里的人不知道真相，以讹传讹，好像他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同时，大哥在闹离婚，大姐也在闹离婚，三哥也在闹离婚。这在农村也是破天荒的，是被人们戳脊梁骨说长道短的。二姐是说了婆家，又逃婚跑掉了，人家要结婚，找新娘子找不到。还有，我四哥在保定被捕，年纪很小，却是“罪证确凿”，是在张贴共产党的宣传品时被抓获的，送到北平，关进草岚子监狱还是第一监狱里。所以我父亲是内外交困。我们那地方，是女的都缠脚，都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们闹得满城风雨，自然会责怪到我父亲对孩子们的放纵，管教无方。这对于树大招风的我们家，就形成了非常不利的舆论。父亲正处于困境，害怕我步哥哥姐姐的后尘，一是投身革命，二是婚姻自主，给他雪上加霜。他说，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有一条，不许再出外上学。一出门，心就野了乱了。因此，那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离开家，在家里呆了些日子。
无奈之中，我就给在北平的哥哥姐姐写信，埋怨他们不管我，你们都在外面闹腾，我现在是想上学也上不了，困在家里。反正我是小妹妹，怎么说都是有理的。我二姐给我回了信，劝我不要着急，先沉住气在家里呆一些日子。她说她到春天的时候准备回家一趟，把我领出来，带我到山西去上学。或者在北平给我联系香山中学。我二姐说她要到延安去，或者在到延安以前先回一趟家，或者从延安回来以后再来管我。
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全中国都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这样，我就更是无法在家中继续地呆下去了，我也要参加抗日斗争啊。我在家中心急火燎地等待的时候，二姐从延安回来以后回到家，和我姐夫一块儿到家。我姐夫叫梁寒冰，也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这时已经是夏天，“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八路军早已东渡过黄河，在山西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是办事处主任。姐姐和姐夫被派到山西太原去工作，他们就带着我一起到山西去了。
好事多磨。我出来的时候很不容易。正赶上下了很多天大雨。平原上涨了水，平地都不能行走，是坐船出来的。满地的庄稼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露出穗头，随着风吹的波浪摇荡，我们坐的小船就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穗上行驶着，从家一直坐船到了道口(就是出“道口烧鸡”的那个道口)，才坐上火车，然后到了山西太原。
西街东街之争
我这时走了，二姐也走了，大哥大姐本来就在外边为党工作，就剩下三哥和二哥在家。三哥是在地方上参加共产党，做的是地方工作，他和赵紫阳在一起，是在区委里头工作。我父亲跟我母亲呢，他们原先的思想就是很开明，有进步倾向的，抗日战争爆发，眼见得山河破碎，家园难保，他们知道，蒋介石是不抗战的，八路军才是打日本的，中国的希望都在八路军身上，他们现在对八路军就特别热情，特别关心，特别地对八路军好。特别地对地下党好。
其实，还没有战争的时候，没有发生“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活动据点。好多同志都在我家里吃，在我家里住，生了病，我父亲还给他们治疗。他治不了的，就送到西医那里治疗，我父亲给出医药费。我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有同志来了，说是跟谁谁在一块儿，跟聂真在一块儿的，跟聂元素在一块儿的，也是照样留下，该吃就吃，该住就住，有病了就治病，我父亲又是中医，给他们把脉问诊，买药煎药，我母亲跟着紧忙活。这样一来，我父亲和母亲把我们家变成了八路军的招待所，又是医院又是招待所。我三哥又在地方上工作，从区委到县委，滑县第一任县委，就是在我家里成立的。后来滑县的历届县委，都在我家里办过公，赵紫阳也在我家里办过公。八路军从滑县经过，多少人都在我家里吃饭。有时候人太多，家里一下子招待不过来，我父亲就叫伙计拿上秤，到邻里街坊家里，你家有多少馒头，有多少窝窝头，都是现秤了，记上账，先拿走，然后再还你粮食，反正要让八路军吃上饭。这样，是部队过来也吃，零散人员过来也吃，二哥在家里也帮忙。三哥因为在外边做工作，根本不着家，回家来也是忙于公事，对家里是只添忙不帮忙。
当时，我们那村子里的群众对我们家都特别好。我们那个村子里也特别有意思。村子里一共有四条街，我们是在西街，还有一个东街，一个前街，一个后街。后街住的是穷人，都是中农以下，大部分是贫农，最高是中农。后街的穷人都是跟着我们家，跟着西街跑，倾向于革命的。东街是国民党的势力，头子是阎希孟，前街里住的人比较富裕，他们就跟着国民党的势力，跟着东街跑。这样，就形成了西街和东街争夺村子里的群众的斗争，互相之间都想削弱对手的影响。在东街的煽动下，前街人扒我们的院墙，想把我们一家人赶走，让南尖庄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后街穷人就帮我们垒，你今天扒了，明天就垒起来，双方进行拉锯战，斗得很激烈。
在监禁和杀戮面前
这样一来，我们一家都投身革命的名声就大了，在当地扩散开了。灾难也接踵而至。这时候，家乡一带出了一个叛徒，原先是党的地委书记，很出名的一个大叛徒，叫吴兰田，他开始还和我三哥在一起工作，后来叛变了。吴兰田叛变以后，他掌握的情况多呀，出卖了很多党的机密，很多人都因此被捕遭到杀害。吴兰田的身份很复杂，他是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叛徒三合一。有一天他带着人到我家逮我三哥，正好我三哥没在家，我父亲也出门赶集去了，家里只有我母亲和我三嫂。敌人没有抓住我三哥，就要把我三嫂带走，我母亲说，“你别拉她，你抓我吧！我跟你们去！”敌人一想，要想威胁我三哥，带我母亲去更合适，母子亲情，更重一层，他们就把我母亲带走，关在监狱里。后来又把她关在猪圈里，和猪关在一起。受了很多罪。敌人叫我母亲交待，我三哥在哪里，和我三哥一起搞工作的同志，像赵紫阳等等，在哪里。我母亲坚决不交待，她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弄死我就算了，你们问的我都不知道。
在这期间，我三哥和我二哥都被逮捕了，关押在别的地方。我的侄子，我二哥的孩子，叫聂孟灿，也被敌人抓住了。他们在遭到敌人的残酷拷打后，敌人就叫我二哥看着，当着二哥的面，残杀他的儿子，给小孟灿浑身缠上几层白布，浇上油，点火烧。可怜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被火烧得受不了，东一头西一头地到处乱跑，敌人围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他向哪里跑，哪里就用刺刀捅他，一个火团，东冲一下，西撞一下，撞在敌人的刺刀上又被迫退回来，转向另一个方向，口中发出凄惨的号叫，敌人连烧带刺地，把这个小侄子杀害了。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到我们家大门口，威胁我们，威胁群众，不要跟共产党跑。然而，敌人的残忍，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仇恨，却不能把我们吓倒！我二哥和三哥都从敌人那里想方设法逃跑出来，继续与敌人斗争。
我侄子为革命献出了幼小的生命，我母亲在监狱里是宁死不屈。县委，赵紫阳他们，还有从敌人那里逃跑出来的我三哥我二哥，都想办法营救她，花钱把我母亲从敌人那里赎了出来。组织上出了一部分钱，我们家卖了土地。出狱以后，组织上冀南区党委王从启书记和赵紫阳就把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二哥都接走了，送到根据地。后来我父亲就跟着部队走了。我家里的房子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公家，在那儿办了一所中学。
老父母跟着大军进北京
我父亲母亲从那以后就离开家了。老两口跟着部队走，直到进了北京。我大哥聂真在人民大学任职，我父亲就在人民大学当校医。本来协和医院慕名要请他去，他没有去，因为他有糖尿病，家住在人民大学这边，到协和医院上班路太远，不方便，没法照顾自己。到1958年，我父亲去世了，他活了72岁。我母亲活的时间比较长。这大约是前面说过的，她心胸开朗，能够包容很多事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的人住过敌人的监狱，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又都被当作敌人关押起来。我母亲仍然坚强地活着。她那时已经是年近百岁，身体仍然很健康。
可是，因为意外的原因，就是在我们都被关押的时候，我母亲突然病故了。我是被江青他们作为反对谢富治、反对中央文革的“罪人”关着，我二哥三哥他们是被当作走资派关着。我从北大校园出来看我母亲看了一次，还有人监视，跟着我。我母亲97岁了，身体非常硬朗，她不是正常死亡，是出医疗事故死的。她本来也没有什么大病，感冒了，肠胃也不太好，消化不良，想着医院条件好，本意是送到医院里去养一养，治一治，就回来。我出来看我母亲，从北大到月坛南街的华北局宿舍，学校给我的时间非常苛刻，这么远的距离，就准许我连来带走两个钟头，只给我两个钟头！我看了看母亲，连话也顾不上说，就走了。我哥哥们从监管所在的地方出来，被允许外出的时间比较长，一直把她送到医院去，在人民医院住院。医院大夫全面检查完了，说是我母亲没有什么大病，你们走吧，不会有事的。结果他们刚刚到家，电话就追来了，说我母亲去世了。因为输液输得太快，心脏承受不了，突然猝死。年龄大了，心脏和血管都受不了。当时，我们几个都是那样一种状况，我母亲又那么大年龄了，也没有追究什么，只是给医院提了一点意见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