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
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
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晚9时后，我的大琳乘车返万寿路，在复兴门遇到学生阻碍，司机灵机一动绕道南行。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 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 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 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 、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赵留江和杨晓东下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生“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 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 “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 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 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 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 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 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 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 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 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 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 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 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6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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