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让外交部向北京核实，胡去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 说“感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 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 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 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 “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 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下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 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 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 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 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月17日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经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 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 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 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教师待遇偏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 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改革，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 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 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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