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如果曹锟和吴佩孚能好好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北洋大局就在直系掌握之中了,不料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于是直系的局面便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有加,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贰,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干部各有私心,从中挑拨,铸成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曹锟、吴佩孚之间貌合神离,一方面是吴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锟左右都不成材。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人人都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水涨船高。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遂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有奶便是娘,政治上更是现实,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举一个例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总统问题增加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身边的人便向曹乘机挑拨,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曹锟的亲信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所以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因此曹锐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咱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还有曹所嬖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有肌肤之亲,自然也不断向曹诉苦,因此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便日益疏远了。
曹、吴之间的不和,直接的近因是吴极力主张迎黎元洪复职,让曹锟和他的左右感觉到太不顾他们了。这种不满影响到黎就任总统后,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于11年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他曾请吴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董康两人都属于洛阳派,且是吴大帅左右的红人,他们遇事立即请示吴,可是绝不理会曹。所以曹锟对这三人都极不满意,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都是怒目而视。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高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佩孚乃对曹要求,拟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而将交通总长给予高恩洪,以维持本人信用,可是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不过曹锟当时却很将就,立刻答应照办。
6月17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2000万元没有底帐,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6月18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一生气,要求辞职,因此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
吴才知道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迹近私生子,又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遭到强烈反对是意中事。尤其因为曹锟的保定派在财政、交通两部,并未取得一个席位,因此便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同时,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所以也是各搞各的,闹出了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十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元洪则反对军区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经常和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在阁议席上常吵得下不了台,王宠惠看到这种情形,颇感困扰,因此他劝罗文干让点步,罗总不肯,有一次王宠惠气了起来,忿然对罗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老朋友来闹别扭的。”罗听了,气上加气,也扬声回答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罗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他是指除王以外还有两个阴影的后台老板,一个是代表洛阳吴佩孚的高恩洪和孙丹林,一个是代表保定曹锟的高凌霨。这就是古语所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意。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因为6月3日广州届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六议员”被拒参加,因此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乃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辞。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会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用手狂拍桌椅,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辞,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便不敢致辞,请议长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民主闹剧”。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像,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时,郑江灏恶狠狠地跑了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推王宠惠,不许他就坐,还亏吴景濂说好说歹地才把他劝走。
10月12日王内阁提出了总辞职。
10月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吴佩孚不到保定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有了极难调和的意见,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曹锟对于总统位子已经跃跃欲试,吴佩孚则不主张曹这时先做总统,吴的本意是为直系团体好,可是曹锟听了他左右的挑拨,却误会吴的反对是为了吴想总统自为,有了这种误会,吴的好意曹就不会接受。这样一来,曹、吴之间愈走愈远。
28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其中提到:“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当然不是伪造,不过某要人是谁?白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宣布。这可能是黎用吴的意见以抵制大选。
同时总统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大选同时进行。
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不知怎的,吴景濂和王宠惠吵了起来。吴竟沉下脸,借了几分酒意问王:“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自然大为光火,也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于是两人翻了脸。吴竟骂了起来,他骂王:“简直混帐。”并且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宠惠气得发抖说:“这成什么样子?堂堂国会议长,竟说出了这样下流的话来。”吴景濂挥着拳头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要你滚蛋。”
17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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