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毫无问题是个突出人物，因为他懂得政治战，会抓题目。当他还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战后，他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他所满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欢徐世昌，他在衡阳时，徐就任大总统，他拍电给徐就不称徐为大总统而称为东海先生。他的国民大会计划，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所以没有实现。

　　民国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可是吴主张中央集权，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是他所反对的，所以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吴的愿望。因此当湘军援鄂时，他就出兵击退湘军，击退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他原来主张的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不赞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碍奉系又已被击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当然可以旧调重弹，召开他所喜欢的国是会议了。不过，他认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会议，国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联省自治派都不会赞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径。

　　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旧国会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又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电云：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接着孙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电云：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吓阻作用，所以吴佩孚选他来发通电，试探各方空气，而他也乐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议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给许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剂兴奋剂。

　　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战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电云：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最有经验的老狐狸，面对当前局面，也有手足无措之苦，他毕竟还是个老油条，所以装做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电云：

　　“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因此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可是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样，毫无表示，深藏若虚。接着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将就。

　　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全文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间如何驱逐他，却尽一切努力赖着总统的位子不让。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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