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当经陆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人国际团体。这消息更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

　　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当12月12日袁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拉拢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5年1月24日可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政府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5年元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当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原来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袁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特使于1月12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迎接。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好感的空气，甚至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目的的，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日本用这一着棋来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这就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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