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面委曲求全，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袁遂于民国元年3月8日以就职誓词电告于参议院，原电如下：

　　“南京参议院公鉴：麻（六日）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谨照三月初六日参议院议决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厚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这篇具有历史性的总统宣誓文，是叶恭绰的手笔，而由梁士诒加以润色。梁士诒这时已是袁的重要智囊，南北和议时，梁任邮传部副大臣代理杨士琦的部务。袁在彰德未入京前，即曾遣人密告梁说：“当前情势，南方军事尚未结束，北方政治头绪万端，正赖燕孙（梁士诒字）居中策划，请与少川（唐绍仪字）预为布置。”

　　情势演变至此，南京方面调虎离山，想把袁世凯诱引到南京来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原来当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自民国元年2月7日起，至3月8日止，经过一个月的会议，终将全案通过，3月11日公布。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订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结果袁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

　　从袁世凯通电宣誓的那一天起，到4月1日孙大总统解除职务止，在那20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因为袁认为既已宣誓就职，当然名正言顺。其实袁接收职务的手续并未完成，所以那时北京、南京各有一个政府，各有一个总统，各有自己一套政策，实在可说是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怪现象。

　　袁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3月13日袁世凯正式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

　　总理，南京参议院予以同意。3月25日唐绍仪亲来南京，29日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乃由唐绍仪暂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四人。袁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因此在唐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需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因此决不肯把陆军总长这个人选让给袁系以外的人担任，更不会同意给同盟会的“实力派”领袖黄兴，所以只同意改派黄兴为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黄兴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空名职位。

　　唐绍仪虽然是袁的老朋友，可是他不是北洋军出身，他与袁在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军系的人，对袁完全是衣食父母，因此他一方面获得袁的亲近和尊重，一方面则受到袁部下的排挤和诋毁。南北议和时，唐与南方代表协议成立一个解决新国家国体问题的“国民议会”，会议的成员是由革命军人所占领的14省和清廷所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三人组织之。袁认为唐未请示他而擅自同意国民会议代表的比率，使北方占少数，处于绝对劣势，非常不满，乃通电谴责唐越出了代表的职权范围，唐因此被迫通电辞职。

　　3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宴唐绍仪于总统府，觥筹交错，颇尽欢洽。酒筵进行时，蔡元培起立致词，对唐绍仪赞誉备至，随后举杯庆祝唐内阁已获参议院通过，预祝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将有满意成就，最后希望唐氏能加入同盟会，实行同盟会政纲政策。接着黄兴也起立敦劝，全体与会人士鼓掌表示赞成。

　　唐绍仪由北京南下时，袁曾一再敦嘱，要唐尽量与革命党方面建立友好深切关系，唐本和南方人士有好感，因此蔡、黄两氏的提议，唐很愉快加以接受。居正乃离席取出同盟会的入会同志志愿书送给唐绍仪，唐即在誓书下签字认可，再由蔡元培、黄兴签名作介绍人，孙大总统签字主誓，唐绍仪起立宣誓，大家高呼同盟会万岁，宾主尽欢而散。

　　这次唐南来，除了加入同盟会引起北洋军系的不满而外，还有一件大触北洋军人之怒的，是唐竟同意南方提议，调兵北上，这在北洋军人看来，简直是召引外兵入京，是件不可原恕的举动。赵秉钧复京师总董事会函有云：“调兵北来唐君主之，鄙人甚不谓然，早间见总统（袁）之意见相同，必须竭力磋商，以不来为是。”李书城致熊希龄电有云：“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

　　此外，最使北洋军人痛恨的，是唐主张孙、袁、黎、黄合作，以奠定民国基础。在北洋军人看来，这四巨头的合作，就是北洋军系的没落。

　　民国元年4月1日，孙大总统至临时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并致辞说：

　　“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正月初一日来南京就职，今日四月初一日至贵院宣布解职。……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本大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大总统自当解职，今特莅贵院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即促进世界的和平是也。……促进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本大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国民，本大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而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贵院与将来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从今以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愿已也。”

　　孙大总统致词毕，遂将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参议院答词如下：

　　“……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濒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廿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天下三分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导鼓告之力实多也。当民国尚未统一，国人急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受职才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未忍生灵涂炭，靡诉于兵戎；虽柄国不满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矣，固不独成功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为斯世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职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国民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迅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责任一也。罗斯福总统解职后，周游演说，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愿先生为罗斯福，国人馨香祝矣。”

　　这两篇演说词都充满诚挚的感情，不是一般官式应酬语，孙中山先生之所自期，与国人之所期待于先生，均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开国文献，就可以想见当年首创民国的伟人们雍容揖让，虚心诚意，令人向往不已也。

　　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参议院亦订于4月29日在北京行开院典礼。4月6日参议院将全体参议员名单咨文交由唐绍仪电告袁大总统。唐电曰：“参议院咨文。本院议决迁至北京办法，自四月初八日起，休会十五日。于二十一日齐集北京，已由歌电报告，并电请先行指定场所，并届期派员招待各在案。查各省参议员现在已到院共四十九员。合将全院参议员人数，开列清册，注明省分，并将议长、副议长暨审议员姓名，以及审查会审查长，并审查委员姓名一并分别开列，咨请查照，以便指定相当场所，俾各员到京后，即可克期开会。此咨大总统。计咨送清册一本。各省参议员到院人数姓名如左：

　　直隶：谷钟秀

　　奉天：吴景濂

　　河南：李搫　陈景南　丁廷謇　张启与　李载赓

　　山东：史泽咸　于洪起　陈命官　彭占元　刘星楠

　　山西：李素　刘懋赏

　　陕西：赵世钰

　　湖南：彭允彝　刘彦欧　阳振声　覃振

　　湖北：田桐　刘道仁　胡秉柯　欧阳启勋

　　安徽：胡绍斌　常恒芳　凌毅

　　江苏：杨廷栋　陈陶怡　凌文渊

　　江西：文群　汤漪　王有兰

　　浙江：王正廷　殷汝骊　黄群

　　福建：林森　潘祖彝

　　广东：钱树芬　金章　赵士北

　　广西：邓家彦　曾彦　刘崛

　　四川：黄树中　李肇甫　熊成章

　　云南：张耀曾　席聘臣　段宇清

　　贵州：文崇　高平刚

　　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审议长：李肇甫。外交审查长暂未举。审查员刘彦、钱树芬、刘星楠、吴景濂。请愿审查长暂未举，审查员李搫、刘懋赏、邓家彦、曾彦、刘崛。法律审查长王正廷，审查员王有兰、彭允彝、谷钟秀、赵士北、平刚、汤漪、熊成章、张耀曾。财政审查长潘祖彝、审查员李肇甫、欧阳振声、文群、殷汝骊、席聘臣、黄树中。再参议院法已由本院议决咨送，其第四章第二十六条载任委员分设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五部。各提任审查本部事件云云。此次所开尚系院法未经议决以前暂时规定，应俟本院移至北京后再行查照院法分部另举，合并声明。元年四月初六日等语。仪。虞。印。”

　　袁不肯把陆军总长一职给黄兴，可是却又不能不予黄兴有一安顿，因为当时黄兴的声望，仅次于孙中山。袁遂于3月30日发布命令：“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此令。”当时的参谋总长既无人事权，又无指挥权，纯粹一个幕僚长，因此黄坚决请辞。其辞职电云：“袁大总统命以兴继任参谋总长，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以遂初志。”南方民军麇集，如果不妥为安插，确实很难善后，黄兴统筹负责，是最理想的人选。不过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黄兴薄参谋总长而选择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也可见革命党人勇于任事，不求名利的伟大襟怀。

　　袁世凯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仍总辖南方各军。留守府成立后，其组织和人事情况如下：

　　总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陈凤光，军务处长：张孝准，参谋处长：欧觐文，政务处长：马良，副官处长：徐少秋，总务处长：何成浚，军械处长：曾昭文，军需处长：徐桂亭。

　　留守府统辖的各单位及其主管是：

　　军官学校校长：金永炎，入伍生总队长：沈靖，四路要塞司令官：官成鲲，宪兵司令：茅迺封，军需学校校长：刘文藻，测量局局长：章焕祺，金陵机器局局长：宾步程，巡警总监：吴忠信，南京府知府：方潜。

　　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条例》，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南方各军和南京方面的责任。成立留守府的主要目的，在整编和裁撤南方各军，同时又须顾及和保全革命实力。当时南京驻军的番号，共有七个军，26个师、51个旅。号称30万人，但编制不一，名号各异，情形非常复杂。一个师的兵力有1000人的，有几百人的，师长们均自认对革命有功，日日奔走留守府，索饷索械，甚至使用手段勾引他师营连长来归，下级干部遂致朝秦幕楚，以士兵为个人资本。

　　黄兴在留守任内编组了一支模范军“第八师”，欲以这支部队为革命基干。第八师由赵恒惕所部和广西巡防军合并改组而成，本拟派赵恒惕为师长，因为需要敷衍北方，所以改派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为第八师师长。

　　参谋总长一职黄兴既坚决不就，袁又欲以之予南京卫戍司令徐绍祯。徐是个好好先生，也表示不就。袁乃请副总统黎元洪兼任，黎虽答应，却不肯离开武昌，于是黎便在武昌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陈宦则以参谋次长职代行参谋总长职务。

　　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2日，唐绍仪总理率领内阁各部总长列席参议院，报告自己的政见。

　　唐绍仪以阁揆身份首先致词，他说：内阁将遵照袁大总统的施政原则——建议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今后施政将分别缓急先后，第一是军民分治；第二是裁兵，简练精兵；第三清朝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均将切实遵守；第四改良法律，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五普及教育；第六统一币制，整顿金融；第七振兴实业，发展交通。

　　海军总长刘冠雄第二个致词，他认为海军急务有四，均需款办理，一为海军常年经费及推广学校，多派留学生，每年约需320余万元；二为新旧各船操演费，每年约需200余万元；三为已定内外各厂巡船、炮船、鱼雷船尚需我付价款1000万元；四为养船费每年130万元。

　　陆军总长段祺瑞致词时说：政府统一后，应筹军民分治之计划，一为精简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由于武昌起义后各省自行召募，军队林立，较原有增多几达一倍，必需解散；二为拟制定军官为终身职；三为培植陆军人才，调查军官资格，分别其条件以派往东洋或西洋；四为制定征兵制度；五为设立兵工制造厂；六为设立被服厂；七为改良马政。

　　农林总长宋教仁致词说：农林政策应循渐进政策，十年树木正是这个意思。农业纯为生产事业，当以增加生产力为要着，增加土地之生产力有三途：一为垦荒地；二为修林政；三为兴水利。此外则设立农业金融、教育机关，以助长生产力。

　　司法总长王宠惠致词时说：整顿司法有五项步骤，一为实行司法独立，免除行政干涉；二为培养司法人才，遍处设置裁判传习所，以训练独立的司法官；三为励行辩护制度，既可牵制法官，且可代人民诉讼；四为采取陪审制度以昭公平；五为改良监狱。

　　教育总长蔡元培致词，他首先提出教育方针，分普通教育在于养成国民健全人格，和专门教育在于培养专门人才；二为教育设施亦为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三为划定中央教育行政权限；四为教育经费之规定；五为分析京师教育现状；六为对海外留学生的计划。

　　交通总长施肇基致词时说：交通情况因兵事影响，组织多未完全，损失极为重大。当兹民国初建，所有路、电、邮、航四政，急应通盘筹划，现拟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恢复秩序，二是改革弊政，三是统一进行。

　　代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致词，他说工商是全国的命脉，振兴工商办法：一驱除工商的障碍；二保护现有的工商。

　　民国成立后的政府主要的问题在于财政，所以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参议院的致词是一篇重要资料。他分析当时的财政情况，同时说明如何整顿财政的办法。

　　他说：清朝末年的财政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因各省宣告独立，致财政更形分裂。当前财政的特色，是只有支出全无收入，而支出的费用则全赖举借外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关于财政亏竭情形，可分为两端：

　　（甲）民国纪元以前的财政：（一）岁入不敷5400余万两；（二）追加筹备经费银2400万两；（三）新外债息款银1000余万两。以上三项合共不敷8800万两。

　　（乙）民国纪元以后的财政：（一）临时筹办经费约银11000余万两（内分外债2080万两，南北补发军饷1920万两，恩恤6000万两，建设1000万两）。（二）常年不敷经费，约银17052万两（内分岁入减收5000万两，军费增加3000万两，内债息款252万两，旧额不敷8800万两）。以上两项合共不敷28052万两。

　　由于整个情况如此，使得在财政上度支奇绌，在经济上则金融窘迫，因此财政部只好审度时势缓急轻重，以决定办法的先后，共订八策：一为减军费。由于民国成立前各省独立，支出均以军费为大宗，所以应解中央款项均为截留，故首务在节减军费；二为成立国家银行，以期金融复活，工商振兴；三为开铸通用银元，废去生银习惯；四为改良税则以均国民负担，尤应先改田赋及印花所得税，但需假以时日，契税及酒税则可速办；五为筹划盐烟专卖；六为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七为制订会计法规，以期出纳之确当；八为整理公债以保盐民之信用。

　　从熊希龄在参议院的报告，可以看出民国成立初期财政的困难和严重情形。世界上没有这么奇怪的政府，要全靠举外债来应付支出的。

　　5月3日袁世凯批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改为大学校长，任命严复为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的前身是官书局，官书局的前身是京师强学会。

　　5月6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把已濒停业的交通银行增资复业。交行本为梁所创办，后来被盛宣怀所排挤而脱离，现在梁是袁的大红人，所以收回交行，自任总理。5月27日改组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官商股各一半）为中国银行，并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

　　5月7日袁任命魏宸组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长。

　　5月18日袁令改大理院正卿为大理院院长，任命许世英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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