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物种间相似性的一些零散的事例，融合前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一步地进化来的。
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新奇，非常大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因为它对于当时的整个科学界和人类的思维能力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并且给予了那些正在跃跃欲试、寻找着突破传统思想路径的科学家们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
观察，假设，验证的“三步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成功地走完了前两步；进化论这一最具诱惑力的假说，至今仍然是一批科学家酝酿科学美梦的温床。
为了回答达尔文当时不可能回答、而又自始至终都有人提出的问题：复杂的生物来自原始生物，原始生物又从何而来？追随达尔文的现代科学家们把生命的起源推回到了迄今最本源的一步：氨基酸分子。而氨基酸分子，他们说，又来自雷电和海浪“偶然”的相遇。这样不但进一步圆满了进化论的“进化”过程，使其具有更加丰满的科学形象，而且把它藏入了“偶然”这一个迄今为止最神秘、最能回避致命攻击的保险箱中。
达尔文自己没有，也决不可能亲自走完“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他把希望寄托在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上面，盼着有一天生物学中各个物种的化石会丰富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这些化石，毫不犹豫地点头认可进化论是揭示了自然界生物的真实面目的科学理论。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最后一步是如此之难：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已有的化石不但远远不能把进化论推上科学理论的宝座，而且其中越来越多“不受欢迎的”化石又在拼命地拖着进化论往下沉。
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本来是进化论最得力的开路先锋，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察的细化，人们发现比较解剖学被用来支持进化论是个逻辑错误；而支持进化论最力的胚胎重演律本身就是观察错误的产物，更别说在用于进化论时还有逻辑毛病了。
用来圆满进化论的分子生物学在帮了进化论一把后，却又不断地产生出让进化论尴尬难堪的新结果来，不但现在成了进化论前进途中的一大路障，而且越来越威胁着进化论的生存(特别是在数学的支持下)。
数学，本来和进化论毫无瓜葛，现在也带动着一些有反进化论倾向的学科(如分子生物学，基因理论等)反进化论，甚至亲自伸出概率论的铁手，要把进化论从“偶然”的保险箱中抓出来，让它的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主张生命永恒的轮回转世之说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佛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一批西方一些本来不相信轮回转世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咨询医生，精神病学者一个个相继投入轮回转世的研究。他们著书立说，影响面很大。
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轮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轮是不可能走完这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了。它将以一个假说的身份永载史册。
进化论根子扎得较深、日子过得舒适的地方还是那些过去的共产党独裁国家。一切对进化论可能的挑战都被国家政权的铁拳头挡开了；假说被广泛当作科学真理来强制性地推销。可惜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得太久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速，进化论在这些国家同样要碰到现在在西方国家碰到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时也是从小就信仰进化论的，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来维护，并且从来不敢想象还有人会不相信进化论。到了国外后，有了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有了自己思考自己作抉择的自由和权力；就象久羁牢笼而翅膀已经退化的小鸟终于破笼而出，羽毛渐丰，有了自由翱翔于蓝天的能力。身在中国多年，思想被人钳制而不自知，还自觉聪明能干，高人一头。回想起来，真是可惊可叹、可悲可笑
作为过来人，我们真心希望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中国人，都有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自己思考的自由和自己作抉择的权力。而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册子的目的。
进化论提出的年代，是西方社会靠武力积极扩张以寻求海外市场，物质实力正开始取代道德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的时期。同时宗教经历了中世纪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人们逐渐对古老的信仰失去信心。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享受，人类前所未有的残酷竞争成为社会的现实。适者生存的思想无疑是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态的。达尔文曾把自己的学说称为“魔王的圣经”[1]。虽然这是针对基督教而言，但从进化论产生迄今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这个名称是恰如其分的。
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时，他对自己理论的疑惑可以从一个牵强的例子中透露出来。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中，达尔文用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一种熊可以下到水中，变成水生动物，最后变成像鲸那样巨大的生物。所以他讲，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自然选择，熊也可以变成鲸。在以后的修订版中，达尔文把这个说法去掉了。但有趣的是，他的这个熊能通过自然选择变成鲸的观点，正是整个进化论的中心点：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一个物种。而且，鲸鱼进化的说法也沿用至今。当然，这些可能给进化论蒙上阴影的东西以后的进化论者也不会再说。
严格地讲，进化论只是解释生物现象的一种假说。从上面鲸鱼进化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出，达尔文在归纳已有的实例，形成自己的假说时，搀进了自己非常大胆的猜想。
无论是猜想还是当时已有的实例，是根本不可能用作严谨的科学证明而把进化论推上理论高度的。达尔文自己也只是希望将来能发现更多、更确凿的证据。
但后来的一些学者，出于对这一假设的喜爱和急于把它提上理论高度的热切愿望，便有意无意地把它当作理论来宣传了。更有甚者，还有“科学家”心急如焚，挖空心思地造了物证，划了图形，着文“证明”进化论的真确。当事情败露，问到其动机何在时，其回答倒是一点都没搀假的：我太喜欢进化论了，所以希望它是真的。
这种制造物证的“科学家”只是极端的和个别的，但其心态却是普遍的。在这种着急上火的心态驱使下，写书着文便很难作到冷静和客观了。情绪化和理想化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以后的人也就人云亦云，渐渐地把假说当成了真理。“人云亦云”是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唯其“最普遍”，无论一般人还是科学家，能逃其制约者，可谓少之又少。
扶持同类，压制异己，是又一个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相信进化论的人多了，不信的人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可资比较的对立面少了，甚至没有了，许多人便会随波逐流地成为进化论的尾巴。特别是在中国、前苏联和前东欧等专制国家，情形更是如此。
接受一个假说的人再多，也不能使这个假说上升为真理。真理需要确凿的证据和无可辩驳的严密推理，这正是进化论所缺乏的。达尔文一句“化石记录不完全”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随着科学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开始反戈一击，在大量事实和严格的推理面前，进化论陷入了重重危机。当假说和事实根本对立的时候，许多人都会说相信事实。但真正谈及事实的时候，一些头脑顽固的人又会以各种理由躲闪回避，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多年来，进化论的研究一直都是门外人难以深入涉足的。许多专业的术语和复杂的生命结构，都搞乱了专业学者的思路，何况其他领域的人？这就使得对生命演化的研究成了进化论者的“专利”。也就是说，进化论者代替公众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在决定真理。真的“隔行如隔山”吗？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简化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的语言把复杂的现象解释清楚，而不是越弄越混乱。对任何问题，如果陷在其中，必然被枝节的思路缠绕不清，在细节上就事论事；一旦看清了全局和根本问题之所在，自然不会迷在问题当中，也就能提纲挈领、通俗简明地把问题讲清楚。进化论并非艰深的数学和物理推论，主要是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因此是人人都能懂的东西。
这里，我们在近来相关领域的一些突破性发现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从几个方面提出进化论的致命问题之所在，把理智思考的机会留给每一位读者。通俗简明的论述使得每位读者都可以亲自来对比、明辩，再也不必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了。
[1] 舒炜光，《达尔文学说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