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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独立评论。不久前，中共一篇新闻报道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二十年前的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今天，我们就谈谈中共的国有企业转型的问题。
草庵：中共经济改革确实是从国有企业开始，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极差，几乎是全面亏损。所以，当邓小平上台之后宣布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地步。
伍凡：为了挽救中国经济，邓小平选择了经济改革的道路，这是他当时的无奈选择。首先是推动承包制，取消计划经济，使中国的国营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化，当时最著名的政策就是价格双轨制。
草庵：后面的政策是利改税。也就是原来将中国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改为向中央政府交税。这项政策基本上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将国营企业由政府的一个利润部门转变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非自然人的社会法人。可以说是中国自中共建立政权之后第一次走向了政府治理的过程。尽管他在改革中并不完善，但他建立的现代的企业体制，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
伍凡：利改税的过程中也为私人经济铺平道路，使得私人独立法人机构成为司法上的平等单位。为真正的中国市场化自由经济社会开辟了道路。在那个时候，基本上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执政。特别是在当时，经济改革深入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赵紫阳提出了深入开展政治改革的目标。因为市场化自由经济建设必然牵涉到中共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
草庵：不过，中国总是很不幸，正在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保守派起来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派被全面镇压，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被流放海外。结果，中共的经济改革在关键时期失去了政治改革的配套改革，中国经济就处于了一种非常脐型的状态。尽管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讲话，推动中共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并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但无论如何，中国出现了如何的问题和变化，政治改革都被当作禁区。没有人敢去触碰，中国的一切经济改革和活动都是以避开“政治改革”为中心，开始了一系列的违法甚至是违宪的经济发展道路。
伍凡：在当时，中国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停止了政治改革。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紧接着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在中国放弃政治改革，只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代，首先是俄国紧接着是东欧国家都开始了一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的时代。他们的基本模式是，先是政治上取消共产主义，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是全面私有化。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全部国营企业和土地矿山等公共财产用票据的方式发放给全体国民。他们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最原始的，最平等的平均分配方式。
草庵：这就是中共一直宣称东欧国家和俄国经济失败的“震荡疗法”，另一种说法是“长痛不如短痛”。他们的做法在当时与中国片面发展经济的方式相比确实是不如中国稳定。特别是俄国，在当时制度的一瞬间转变过程中，缺乏司法配套，经济出现了几年的停滞。但在东欧国家由于他们吸取了俄国的教训，他们在转向的过程中就非常的好，即使是蒙古这样的国家，他们在处理私有制的私有化过程中非常的公平，丝毫没有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上政治混乱。这些国家都是非常的稳定。相反南斯拉夫因为坚持一党独裁和专政，倒是出现了数年的战争。
伍凡：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目前也有了大量的私有企业。就象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样，在最近的十年，中国的国营企业已经从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对地位转为非常次要的地位，他的比例已经从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这也是非常大的变化。但在这种私有化的过程中，中国是否也和俄国或着是东欧国家一样在私有化过程中非常的公平，消除了未来的政治动乱的因素。这才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极限。贫富分化远超过俄国和东欧这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更超过了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取消了原来的原始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教育机制之后，全面实行了市场化原则。中国实行了大量的市场化实验，但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财产都怎么变成了私有财产？
草庵：中共是个非常聪明的政党。在当年赵紫阳执政的时代，中共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在政治上确实进行了不少的改革准备。因为当时的保守派势力强大，但在司法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上仍在赵紫阳的坚持下进行了铺垫但这个改革最后被中止了。但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适当的政治配套。结果，在后来的避开政治问题的选择下，中共就出现了严重的官商结合现象。私有化过程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首先，我们看一下宪法的改革。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却是这样写的：“第一章 总 纲。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相反，在中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则有这样的条例：第一章 总则。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在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条例中则这样明确：“第一节 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条本法施行前已设立的国有企业，符合本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以改建为前条第一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伍凡：这里的宪法规定的很清楚，这就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是属于全体国民的企业。但在后来的宪法修改中出现了不同的地方。根据目前的《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它在这两条中提到了国有经济，但并未确定国有企业这个定义。在这两部不同的宪法中，最大的改变是“国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其中的内涵却有很大的变化。
草庵：确实如此。国营企业是全民直接所有。全民直接参与管理。但国有企业虽属于全民所有，属于委托参与。国营企业的管理权属于国民自己，这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上有明确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归全中国百姓所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平等都拥有其中一部分，是直接的全民所有制。在法律并未授权之前，政府无权管理，也不能将他转变成为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国法律上有个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法律意义上授权了“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任命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并监督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工作。从这个法律定义上看，中共政府根本就无权出售或转让全民所有制企业。
伍凡：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国有企业在注册上应该是政府投资并代为管理，这是毫无疑义，国有企业是间接的全民所有制。这一字之差就把原来的企业产权给变更了。管理权也从全民转变成了政府。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改变是非常大的一种变革。中共用一种诡变术就将百姓所有的财产管理权变成了他们政府所拥有的财产管理权。
草庵：我可以举个例子。这就好比我们大家有了些财产，我们就将一部分的钱拿到了银行，我们把钱放到了银行，委托银行管理这些钱，我们只靠银行利息谋利。但后来我们发现，银行不仅仅把我们存到银行的钱拿去管理了，而且还把我们房子和其他没有存到银行的财产管理了。而且他们可以随意的变卖我们并未委托给他们的财产。这不是强盗吗？他凭什么要把我自己没有委托给他的财产也要强行管理？看这个例子大家可能觉得可笑，但实际上他就发生在中国。
伍凡：我们看看最近几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几乎都是在这个变化下进行的。大量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先是被转成了国有企业，然后，政府官员和企业官员就合理合法的地进行变卖。将原来属于全民的企业卖给私人，或搞什么“管理层收购”。将本来没有权利出售的企业出售了。
草庵：任何缺乏政治改革配套和司法配套的经济改革都会陷入一个误区。因为根据某些学者的理论，人是自私和贪心的。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人根本就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中共里面的一些权利持有人就是利用避开政治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这个理由，以稳定为理由，大量地进行权利腐化交易，用权利将国民的财富转化成为个人的财富。用非法的手段和诡诈术来欺骗中国百姓。
伍凡：如此说来，中国政府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也是非法的。他们管理的国有资产本来是国营资产，他们根本就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和国民的授权，他们根本就没有权利去管理这些国营企业，更没有权利去出售这些企业。
草庵：正是如此。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切都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着违宪的行为。一切权利拥有者和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非法地剥夺国民的利益，维护他们的统治。正是这些经济利益让他们结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形成了更深层次的腐败。
伍凡：中国经济改革不能缺乏政治改革，更不能缺乏司法配套改革。我们今天提谈，就触及了一个中共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个诡诈现象。不过，在中国，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今后我们有时间再多谈一些。今天就暂时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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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今天我和草庵兄来谈谈香港政治改革方案问题。过去我们谈香港问题的次数不多，现在香港问题，尤其是政治改革方案问题相当突出，引人注目。
草庵：12 月4日，由香港5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阵，及20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起的争取普选，反对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游行。有25万名香港市民参加反对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游行。在游行前数周，香港特首曾荫权和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委员沟通，传达北京政府的指示，希望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不要发动游行；曾荫权同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希望泛民主派议员支持政改方案。结果是曾荫权的政改方案不被泛民主派议员们接受。
伍凡：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拒绝曾荫权的政革方案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曾荫权的政改方案不符合香港选民的2个要求 ----- 第一，香港居民要求普选香港特首和全体立法会委员；第二，制定普选日期。这2个要求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现任香港特首是由8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而800人选举委员会的产生是由社会的各界人士中产生，绝大多数由中央政府驻港办事处在幕后操作产生，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现任香港立法会60名委员只有一半，即30名立法会委员是经过全港居民分区选举产生，另一半30名是由中联办挑选，由特首政府指定委任的。这样一来，立法会民意代表性就只有一半了。这种“鸟笼式”的选举办法的缺陷是非常明显，因此《香港基本法》有规定，如果对2007年之后的特首和立法会委员的选举法要修改，需经过三级程序：现有立法会委员2/3多数通过；特首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草庵：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如果对 2007年之后的特首和立法会委员的选举法要修改，需经过三级程序：现有立法局委员2/3多数通过；特首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因此，由香港立法会中泛民主派号召与推动，在2年前，2003年7月1日反对“基本法23条”，有100万香港居民上街游行。在2004年7月1日有50万人游行，提出在 2007年普选香港特首，在2008年普选全体立法会委员的要求。当时的特首董建华面对如此巨大的抗议示威，无法处理，只好请求北京出面处理，由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禁止香港民提出2007年普选特首，2008年普选全体立法会委员的要求。这样一来，中共政权自己破坏了“港人治港”的原则。
伍凡：为了回应香港居民的要求，曾荫权于10月19日公布《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在这个报告书中提出以1,600人特首选举委员会，70席立法会委员，半数普选，没有提出特首和全体立法会委员普选日期。今年12月3日有25万香港居民再次上街游行，要求普选和规定普选日期。香港立法会议员12月21日表决政改方案内的行政长官产生方法，在34票赞成，2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下，议案未能够获得通过。曾荫权没有得到北京的肯首之前，在政改方面，他是无能为力的，既使扩大了的“鸟笼政改”也是北京最后确定的。现在政改球又踢回北京。
草庵：立法会阻止了曾荫权的《政改报告书》不久，曾荫权北上京城述职，中共高层几乎全部出动，在中南海共同欢迎曾荫权到访而公开亮相的包括了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副主席曾庆红、国务委员唐家璇以及港澳办主任廖晖等，显示北京刻意强调曾荫权仍然获得中央一致的支持，并没有因为政制改革方案遭否决，而受到影响。胡锦涛的讲话只是重申中央“对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是满意的，并将继续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他没有公开批评香港泛民主派。12月6日中共在汕尾开枪，对香港居民中的潮汕藉居民必定有影响。香港华人资本财团首富者大都是潮洲人，中共对香港问题必定要谨慎小心。看来胡锦涛对香港问题是耐住心，在等待时机。
伍凡：第二天温家宝接见曾荫权时，温家宝说：“目前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温家宝所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温家宝对香港问题的说法与温家宝不一样。看来，北京对曾荫权的态度与对董建华的态度很大的不同。为什么？我们不妨从经济、金融、政治和国际关系上来分析。
草庵：我先从金融角度来分析。至少北京己经看到香港仍然是一只会生金鸡旦的老母鸡。
现在胡温统治下的政权貌似强大，但实际上非常虚弱，己走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中国股市连年下挫，一蹶不振，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己经崩盘，上海指证数跌近 1,000点，难以上升。在美国上市的70多家中国大陆企业，竟有90%以上变成垃圾股。据今年第二季度统计，股价在3美元以上公司只有7家，而在3美元以下的公司竟有50家。可见，中国公司在国内外股市都沏底失败了。相反，香港股市在世界股市中排名第7，(排名序列：纽约、东京、伦敦、多伦多、法兰克福和马德里)。胡温政权突然发现，香港才真正是中国最有价值的金融中心，期望由香港来挽救中国大陆股市，挽救中国金融市场。香港股市的坚挺是和曾荫权分不开的，曾荫权曾在董建华的香港特区政府内任财政司司长，指挥金融系绕安然渡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另外，从各个城市的GDP来看，香港是全国城市中首位，是上海的 1.7倍，人均产值约24,000美元。可见香港是中国按人口计算第一大的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之外，曾荫权与西方大国的政经人士有广泛的关系，北京现在需要曾荫权这张牌。
伍凡：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香港回归中国巳8年半了，尽管有香港《基本法》为依据，北京也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号，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己变成了“京人治港”了，北京阻止2007年普选特首、2008年普选全体立法会委员的要求。虽然香港对中共政权而言是一只会生金旦的老母鸡，北京可以在香港股市获得大批资金，缓解金融问题，但是中共一直害怕香港成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基地”，善怕香港的政治改革进程影响到大陆，更害怕中国大陆发生“颜色革命”。同样害怕，如果香港普选出的特首不是中共政权能接受的泛民主派人物，怎么办？这就是胡温政权一再压制香港居民的普选要求的原因，多次强调政治改革要渐进。很显然，胡温政权是在采取拖延策略，等待局势的变化。温家宝很清楚，“目前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我看来，深层次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有3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改革中的普选和普选日期；第二是香港的政治体制长期以来是“行政主导”，立法会仅是陪衬，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不能充分表达民意和制衡政府；第三个矛盾是中共政权和香港政府过分依赖香港大资本财团，照顾大资本家财团，损害了香港居民利益。这些深层矛盾不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香港居民的反抗是不会停止的。深层次的矛盾在在经济结构上来讲，香港现在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物流中心、和国际会议中心，正受到周边地区的挑战，如果这样的结构不改变转型，香港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前景不乐观。
草庵：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香港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香港既是中国的大城市，受中共政权的管制，但它又是一个国际都市，北京和上海都没有香港的特殊条件。香港独立加入WTO组织，是亚太经济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成员 (APEC)，世卫组织(WHO)成员，以及许多国际组织成员。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每年经北京同意，可以进入香港水域休假，但不能去上海、青岛休?。可见，西方大国在香港有政经利益，他们会保护香港的特殊地位，而香港泛民主派可以到欧美各国去游说，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譬如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明访美国和英国，与布希总统及布莱尔首相交谈香港民主化问题，这一点中国大陆民主人士没有这个条件。并且，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香港关系法》，其宗旨在表达信任北京在1984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作出的承诺，让香港主权在1997年回归后，仍能维持“高度自治”。可是香港现在并没有达到“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地步。香港可以出版《大纪元时报》，举行“九评”研讨会和支持“退党”大游行，其原因在于国际大都市和国际压力。所以，我认为今后香港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发展变化，国际力量一定会起作用的，胡温政权也在观察国际力量的反映，作为他们下一步动作的依据之一。
伍凡：从中国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香港成功地实行普选，它必将影响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这一点，中共特别害怕香港的政治改革，害怕在中国领土内有一个“民主基地”，正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实现政治改革，这个策略与中共政权拖延和拒绝在大陆实行政治改革，其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香港人民不会摆休的， “港支联”主席司徒华先生己发表讲活，要在2006年发动更大规模的“七一”大游行，强烈表达普选的要求，给中共政权施加压力。胡温政权将面临香港人民的要求、国际力量的压力、台湾朝野的声援，和国内民间力量的支持。可以设想，香港民主力量将是冲挎中共统治的一股突击力量，我们应该声援和支持香港居民普选的要求。
草庵：香港的局势还正在变化发展，我们会不断关注它。今天讨论到此告一段落。再见。
伍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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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胡锦涛上台3年多来，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许多自我矛盾和前后矛盾的现象，他的公开讲话和他的内部政策讲话是矛盾的。中央政策和地方党政执法情况是矛盾的。今天我们要举出事例来证实这些矛盾现象，并分析其内在原因。
伍凡：胡锦涛的内政外交政策中有许多矛盾和冲突的现象。例如，在7月25日在确定10月在京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关于频发的群体事件有以下讲话：要准备两手，属于经济问题的要做妥协尽量予以解决；对于政治性质的问题，决不手软，要严格取缔，决不能形成气候。胡锦涛提出对4种人要严加控制： (1) 自由化知识分子、(2) 维权活动及组织者、(3) 法轮功分子、(4)新闻报刊及人员。但是，在2006年元旦新年贺词中讲“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他并通过郑必坚的口讲中国要“三和”：“中国在国际上促进和平，在国内促进和谐，在台湾问题上促进和解”。胡锦涛对外公开高唱要建立和谐社会，在内部的叫嚣是要严厉打击“四种人”。这是典型的两面派，囗是心非，好话讲尽，坏事干得不少。近来打压“新京报”，血腥开镇压汕尾农民，严厉控制互联网，就是在加紧打压“四种人”。
草庵：在台湾问题上，胡锦涛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而无信，变化无常。2004年5日17日两台办发表的《台办声明》的七项对台政策的第一项提出：“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平等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共同构造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由邓小平提出、由北京当局坚持了20年的对台政策核心--- ---“一国两制”，起码在《台办声明》的重大政策变化中没有出现，这可以说是北京当局对台政策的重大变化。2005年4月30日，连战和胡锦涛会面后发表新闻公报，两党共同体认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又一次不提“一国两制”。所谓“九二共识”其核心是 “一中各表”。北京坚持“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北坚持“一中”是中华民国。“一中各表”陈水扁和民进党一直不接受，但超过50%的台湾泛蓝选民接受。美国的“一个中国”主张维持现状，不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可是，胡锦涛在2006年元旦新年贺词中讲：“我们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所谓“一国两制” 就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中华民国，而不是“一中各表”。中共和胡锦涛一直拿“九二共识”来欺骗台湾朝野。胡锦涛的讲话和声明还有多少可信任的价值呢，“言而无信则不立”。
伍凡：2005年12月香港《争鸣》杂志报道，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全总主席尉健行，提交了一份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会组织，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在报告中，胡锦涛写下了据说是他主政以来字数最多的批语，大致是：职工工会组织是中共政权的主要主柱。当前的危机中，最严峻的就是失去职工、农民的支持。一旦失去他们的支持，社会、政局就会动乱，最后导致崩溃。并且，胡锦涛多次对“三农问题”作讲话指出：他说：“无论是建国以来50多年的历程，还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重大问题；始终没有从中国在相当长的期间内都是农业大国的角度思考，做出中长期的决策；始终没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出发制订和落实好方针政策；始终没有从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安危，处理好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始终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处于极不恰当的地位。”胡锦涛己经看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关合建，但他敢于面对现实吗？没有，敢于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问题吗？不敢。还是沿用老办法，用高压政策和措施镇压下岗工人、太石村和汕尾农民，驱逐和追捕维权运动人士，把工人和农民当作“敌人”对待。这样口是心非的管理国家，必将导至革命造反，正如中国大陆民间流言，“现在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
草庵：胡锦涛口口声声讲要推“新三民主义”: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福为民所谋，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就是容不得自由知识份子的言论、文章和思想。像刘晓波、高智晟和余杰等一批自由化知识份子的思想和言论是真正体现了“情为民所系，福为民所谋”，他们批评中共的错误与罪恶正是为了中国百姓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批评江泽民出卖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俄国、批评中共压迫法轮功惨无人道，不都是为了中国百姓和民族的利益吗？可是胡锦涛下令要严加控制自由化知识份子，正说明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是空的，是假的，只是当作口号用用而己。
伍凡：我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2005手11月13日中国吉林市中石油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导致1,000吨苯倾入松花江，严重污染江水。此事件发生时，胡锦涛正在西班牙访问，并将参加釜山上APEC会议。中央政府无人敢负责 要等胡锦涛拍板批示。19日下午胡锦涛从釜山飞回北京，他处理的第一要务，不是准备迎接晚上到达的布什总统，而是处理松花江的重大污染，胡锦涛的批示是：松花江沿途要完成一级戒备，哈尔滨没有完成之前，不得公布污染实情。这就是外界费解的中共当局隐瞒松花江污染灾情的根本原因。按胡锦涛的批示，数万武警部队向哈尔滨开拔，使得近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哈尔滨一时谣言四起，地震一说不胫而走，飞机票、火车票一抢而光。21日下午5点，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与省委书记宋法棠从深夜 11时半开始，一直同国务院热线联系，一是随时报告哈尔滨全市布防情况、二是等待北京向俄罗斯通报的批示。直到午夜，北京指示到达，张左己立即告诉手下“准备应付一个相当于地震或禽流感爆发的灾害”。从13日吉林化工厂爆炸，到21日黑龙江省才接到国务院指示，前后共8天，伤害百姓生命的灾害无人负责处理。这整个过程完全违背了“福为民所谋”的口号，胡锦涛想的是如何防止市民的暴乱。
草庵：胡锦涛近年来喋喋不休的鼓吹“中国和平崛起”论，现在又改为“中国和平发展”论。胡锦涛讲：“我愿重申，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他讲这些话，在各世界大国没有得到什么正面的回应，相反美国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因为胡锦涛一再要求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售。人们一再提问，自称和平发展的大国为何要购买大量远程攻击武器？攻打台湾不需要这类武器。可见，胡锦涛在国际关系上也是说一套、做一套，欺骗国际社会。
伍凡：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曾在每周六的电脑讨论平台Paltalk上谈过。中国大陆有位网友讲，因为胡锦涛还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所以他目前不得不如此，只有等他真正掌握实权，他才敢推动政治改革，否则党内他的政敌会把他赶下台。我们来分析胡锦涛讲得一套，做得另一套的原因。
草庵：在去年11月，我有机会到北京参加美国前总统老布希主持的“中美关系民间高层研讨会”，接触到一些中共高层官员，得知胡锦涛的形象差、能力低、没主见、缺魄力。相当数量省部级官员不卖他的帐，甚至说：不要看胡锦涛那个样子，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叫胡锦涛下台。可以说，胡锦涛没有实力，掌握不住大多数省部官员和军队将领，所以他提出新的主张和政策没有人听，这就是中共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新的政策没有人听，但胡锦涛总得讲一些能骗人的口号，但各省部委仍然执行老的政策，在政治上其基本政策就是监控、管制和打压百姓；在经济上执行官商勾结、偏向外资、剥削工农的政策，这最符合地方诸候的贪得无庵的要求。
伍凡：在维护中共独裁统治方面，胡锦涛和地方诸候官员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便胡锦涛提出“新三民主义”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骗人口号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不是真正为了中国百姓的利益。一旦这些口号与中共官员们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根本下会去执行。胡锦涛上台己3年了，三权大位也坐了1年，人们至今看不到他运用权位为百姓做了什么善事，相反，社会状况是每况愈下，民众抗议示威事件愈来愈多，抗议人数愈来愈多。看来胡锦涛己是无能为力，这样下去，中共政权将丧失在胡锦涛之手，这对中国百姓是件好事，对胡锦涛也是个解脱，他也不必在“大位”上活受罪。而将出现“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局面。依我之见，他最好的出路是退出共产党，到深山老林里做个出家人，修性养心去。因为胡锦涛是个政治辅导员出身，几十年来忠心耿耿听党的话，听上级官员的话，他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几乎是成了中共的奴才，这种人怎么敢开提出创新的思路，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和维扩人权道路呢？实在太为难他了。
草庵：今天就谈到这里，再见。
伍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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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1月14 日，居住在德州，并在国际著名研究机构贝勒医学院任职的免疫学专家封莉莉教授和政治评论家横河先生前来加洲讲学．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前去听课。我本来对禽流感和免疫学一无所知，听了演讲才知道禽流感的极大危险。但在这个学术会议上，两度有人提出了中共在纽约要演出《同一首歌》，还询问了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如此，我才知道了《同一首歌》的点滴情况。
1月18日，洛杉矶的一些朋友要在中国领事馆门前进行抗议活动，我因为公务没有参加。但到了下午，一位远在北加州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请我查询两位居住在加州的华人。这两个华人就是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同一首歌》演唱会的华美国际文化传播公司老板赵紫辰和林选栋两位先生。根据这位朋友爆料，这两人都是用“身为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受到迫害，而不得不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获取在美国永久拘留身份”。
接到电话后，已经接近晚间五时，我急忙与美国有关执法部门联系，大约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基本查清了这两个人的基本情况。当时，美国某执法机构的负责人对这两人身为“政治避难者”而又与中共合作感到非常的困惑。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根据他们自己写的申请避难材料所叙述的“严厉迫害”事实，怎么可能受到中共委托而与中共合作。
伍凡：1月19日。法轮功的朋友们前往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及国土安全局对这两人进行了举报。当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表示了：“马上立案，严厉追查”。而国土安全局也当即表示：“面对可能的移民欺诈，要立案侦察”。
草庵：与此同时，法轮功的学员们也动员了很多的人员开始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同时，本人在当天也写了一篇公开建议书给法轮功的学员们，对他们抗议中共花费公款在美国进行政治性宣传及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也从法律角度提出了本人的几点看法。同时也将《同一首歌》主办单位的联系电话及售票处电话公开。也将本人与他们几位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通话内容，部分地向法轮功学员及相关的美国机构与团体通报。
伍凡：1月20 日，美国的《国际司法协会》，《美国世界人权组织》与《国际人权法律项目》向美国纽约南区法院联合递交诉状，控告中央电视台（CCTV）刻意制作，传播和散布宣传材料，旨在煽动、帮助、挑起、授权、命令或怂恿非法关押、任意逮捕和严重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洗脑。原告为王慧敏、陈钢等五名法轮功学员。原告律师泰瑞。
草庵：音乐本是我最喜欢娱乐。早在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自己和几位朋友组织乐队进行街头演出。而大陆的著名演员刘欢和李谷一都是早年相识的朋友。对于他们前来美国进行演出，本人并不应该有任何异议。但这次演出并非传统上的西方社会的商业演出，而是本身由中共出资一百万美元的政治演出。《同一首歌》作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愚弄安抚中国百姓之后，再次沦为为法轮功学员洗脑的政治标志性歌曲。很显然，在新唐人电视台全球新年联欢晚会之后进行，有着中共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1月21日，就在我的公开建议书发表之后，我接到了数个来自中国大陆及美国的电话。其中大陆一位从事政治宣传管理的一位官员对我进行了一些劝告之后，和我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这位官员问我：“你写的建议书是警告我们呢？还是威胁我们？”这个问题让我有些哭笑不得，我问他：“你觉得呢？”官员回答说：“看来你是死心塌地不想回大陆了”。我回答说：“其实，我是否能回大陆可真不是你能决定的，你们不过是管个宣传部门，有这么大的权利吗？要是连我都被禁止进入中国，我就鼓动海外的人发起回国运动，让被禁止回国的海外一千法轮功学员集体在一天内回国，看你们怎么把这些人都关监狱去”官员没有直接回答：“我们已经把你文章简要连夜送上去了”。我嘿嘿地笑了：“没准我这篇建议书很得锦涛的欢心，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帮他，他就喜欢这种压力，你们干革命没有压力怎么能有动力？再说了，锦涛不是对着美国朋友说他们很重视我这类的关心中国的海外华人的反对意见吗？我这不是给中共贴金吗？”。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位中国领事官员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有人连夜就将我的建议书秘密发到了中国大使馆，让几位使馆官员连觉都睡不好。
我听了这些官员的反应，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以我这儿些年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看，面对法轮功的海外压力，中共宣传部门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务，将演出完成，将钱花掉，如果能从中赚点个人额外收入更好，至于是否能引起外交事件或更多的问题，那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更不是他们的工作。相反，与这次海外演出没有太多关系的外交部门则是增加了额外的压力。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外交风波和海外诉讼才是他们真正担心和头痛的问题。
就在我的公开建议书发表之后，很多人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我在建议书中强调了几点：一是要合法，二是要有组织，有准备，召集海外各大媒体，将时间扩大化，公开化。三是利用美国法律，寻找证据，准备进行长期诉讼。四是要将中央电视台的官方身份和背景曝光，将胡锦涛和温家宝送上美国法庭。同时将参与的中共党员身份曝光，送交美国司法机构调查，从新启动美国政府1950年制定的INA212条款，也就是禁止共产党员进入美国的法律规定。
伍凡：有人对你的建议书的不满很明显，这就是觉得中共即使是在美国演出，唱的也是歌曲，本身歌曲并没有错。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理解问题。在美国，人人平等，皆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美国法律却同时规定政府不得从事任何宣传。这个法律的意义是，政府是个拥有庞大资源和权利的机构，他于百姓个体或社会团体相比都拥有强大的资源，从全面看是不平等的。如果政府能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就必然会导致政府的独裁。所以，在美国，即使是美国之音这家唯一的政府出资的官方媒体，他也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宣传。纵观全球，几乎所有的官方媒体都是对外宣传，但他绝对不允许对本土宣传，更不允许海外其他国家官方媒体对本国设立机构进行宣传。而中共中央电视台到美国主办演出会，本身违反这一美国法律要求。历年来，在美国的百姓并不清楚中共不允许私人经营媒体机构，而对中共官方媒体机构对美国进行铺天盖地地宣传并不了解。按照他们的观念，还以为中国也如同美国一样，那些媒体机构也是私人拥有。而借此机会，能将中共宣传机构逐出美国，很显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我对很多朋友们讲：“这个问题并不主要是歌曲的问题，歌曲是问题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允许中共利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用官方的媒体机构对海外华人和美国百姓进行共产主义洗脑。要让反共的媒体和私人的媒体有同样的机会，绝对不能因为官方的资源而掩盖百姓的不同声音，欢迎私人的商业演出和抵制官方出资的政治演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官方资助的演出也是唱同样的歌曲，但大家处于对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对官方行为也要进行抵制，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官方行为的问题，即使是美国官方进行这样的活动，百姓也同样要进行抗议和抵制，这是保证我们民主自由体制能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
草庵：很显然，美国政府在对待这件事情上采取了一种默默地支持法轮功的态度，就如同我与国内一位重要官员谈话中这位官员的疑惑一样：“美国政府官方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他的下属执法机构如此快的反应也说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FBI要调查主办者，这不是明显的反对这场演出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伍凡：其实，早在数月前，主管中国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就早将美国的新对华政策公布于众．对于中共的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就是要采取压制和制止的动作，对于中共改革开放，采取支持的态度，但并不表示对他的独裁赞同．可惜的是中共领导人仍旧处于旧日的梦想之中．依旧以为中美关系可以用经济利益上的交换来取得美国政府对独裁政治的认同．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近几年，美国政府交换经济利益，但并没有放下政治上的利益．特别是克林顿小台之后的小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更改，这也将影响着未来几十年的对华政策．
海外华人的意见有其存在的道理，尽管这些海外华人多年生活在海外，但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并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更多的是保存着早年中共洗脑教育．但海外某些”民运人士”的反应则令我大吃一惊．面对法轮功这些无论从什么角度上看都是弱小的团体的维护自由民主和自己权利的抗争，他们采取的是一些漠不关心，甚至是挖苦和讽刺的态度，这让我非常的寒心．
草庵：民主是什么？争取中国百姓的基本权利的活动就是最基本的民主行为。有些人认为，法轮功维护自己的权利是想寻求“政教合一”，特别是对《同一首歌》的抵制是对人的言论自由的侵犯，是想搞中共的舆论封杀，更有人认为是烂用美国司法进行诉讼，为美国增加司法成本。这些观点貌似有道理，其实是根本就不值得一驳。
首先，先不提法轮功多次提出不参与政治，即使是在目前，法轮功也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倾向，他们进行的无非是人类最基本的维护自己权利的活动，是各个国家都宪法都赋予的基本法律权利，他们既没有暴力，也没有参加政党竞选，怎么能说是政教合一？所谓“政教合一”和“参与政治”的定义根本就不符合目前法轮功的形态，参与政治往往指的是参与政党政治，而不是泛指公民维权。否则以目前全中国如此众多的上访百姓都是参与政治。事实上，法轮功学员是典范的公民，他们采取的一切维权活动都是按照当地的法律进行，无论是司法诉讼还是游行抗议示威，都是按照当地法律程序进行。依赖法律进行所有的维权活动这本身就是遵守法律的最佳公民行为。而利用法律也是体现了民主自由的最基本道义。难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出现了问题和纠纷，不依赖法律而采取别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吗？依赖西方国家独立的，公平的司法体制进行诉讼正是解决争端和问题的最节约社会资源和最能体现公平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而如果大家有法不依，反而在遇到纠纷和争端时各自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那才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
伍凡：很显然，在对待抗议《同一首歌》的方式和方法上，法轮功学员采取了极为忍耐的符合法律行为的方式。我在建议书中建议的方法上，我更希望能将中共推向美国的司法审判席，特别是将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位领导人推向美国司法审判席。但实际上，法轮功学员并没有采取这项策略。他们并没有采取激化问题，扩大事件的方式进行。我曾对他们说，只有在他们演出之前进行大型的抗议活动，才能激怒中共，让他们做出傻事，否则就无法达到更大的影响和形成更大的诉讼。
抗议并不是主要的目的，阻止一场演出也不是目的，而将中共的附庸者推向美国司法审判席才是真正的目的。只有将那些违反美国法律，支持中共政权的人诉讼到美国司法审判，才能真正具有威慑力，才能让那些依赖中共豢养谋财的人远离中共。
法轮功在这次抗议活动中没有特意激发事件，而是依旧采取了和平的卡抗议示威活动，给人以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的印象。依然是按照“神给胡锦涛的时间不多了 ”为主要根据，并没有刻意要将胡锦涛和温家宝送上美国的司法审判席。在这点上，至少我觉得他们是善意的。而且在主要的活动中，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用于说服演员和中共的中央电视台上。并没有给中共的外交部门施加更大的压力，更没有制造一些外交事件来达到自己的抗议目的。
草庵：中共怕什么？中共的宣传部门根本就不怕法轮功的任何抗议活动，他们只要将中宣部的任务完成就可以，出现了外交事件也不是他们的责任。相反，外交部的压力就会更大，如果在此抗议事件中能对中共的外交部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外交问题上多做文章，中共外交部门就会在他写的报告中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从而影响中共最高层的决策。只有让中共高层在外交上层层遇阻，面对全球性的抗议，喜爱面子的中共领导人才会反省和改进，从而从另一个方式上促进中共放松对国内的维权百姓的压制，改善中国的人权状态。
伍凡：尽管面对善意的法轮功的抗议活动，中共中央电视台及在美国的合作者还是处于了一种非常惊慌失措的尴尬境地。在此其间，不仅暴露出了其内部管理混乱，内部恶斗严重，还不断暴露出了欺骗的本性。在广告中，他们列出了众多的大牌明星，但在广告的一角却用极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注明：“演员以实际参加演出者为准”。完全是一副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结果的骗子手法。而这种手法出自于堂堂的中国政府出资，以强权独裁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之口，可见其主办者内心世界是多么的虚弱。这也难怪手拿免费票的观众在看完演出后大呼上当受骗，因为中央电视台极其美国主办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想用欺骗的手段来骗取美国观众的信任，而在演出中采取卡拉ＯＫ方式，没有伴奏乐队更是难以想象的欺骗。
《同一首歌》尽管在美国上演了，但他的结果并没有中共预料的那样好，更不会达到他统战的目的和宣传的目的。相反，它的上演，已经引发了全球西方国家对中共利用政府资源向全球输出独裁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严重关注。在美国不仅仅国会议员纷纷出面抗议并关注，而且有众多的议员准备通过国会提案对中共宣传媒体进行司法控制和制约。在全球，中共的这此愚蠢演出也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中共希望通过9家数字频道将其宣传带入加拿大，但却遭到了加拿大社会及各类社团的强烈抵制。而远在欧洲，欧洲委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谴责共产独裁集权罪行的决议。这些国际社会的正义行为，正是反映出了中共的宣传和统战日益被人揭露看穿，更难以达到成效。
草庵：在这个事件中，在演出尚未进行的时候，国内的演艺界已经纷纷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很多的国内和台，港演艺界人士私下表示，即使是为了赚钱，但也要注意中共的政治目的，尽量远离中共，不被他们利用。至少不要被美国起诉，因为中共的政治宣传而被送上美国司法审判席。同样，参与演出的演员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真实内心想法，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拒绝独唱“同一首歌”，而是迫使中共不得不采取了由儿童喝唱的方式进行。但更多的演员处于内心对中共的恐惧和对国内家人的担心，在自己力争退出不成的情况下，不得不被迫继续参与演出。而对主办者冒用“法轮功修炼者身份”骗取美国永久居留的方式更是深恶痛绝，更有演员私下表示：“中共怎么就沦落到愿意和这些骗子合作，连一个好人都找不到？”
很多百姓痛恨中共暴行，但对法轮功抗议中共主办的《同一首歌》感到不解，觉得这是文艺行为，与政治关系不大。中共的这次演出真的与政治无关吗？在中国大陆，数百万的小学生因为没有学费而失学，而中共为了五千纽越华侨就愿意投资一百万美元而演出一场并不能改善美国华人任何政治或经济地位的行为难道这里面没有政治目的？。在这场演出中，中共方面售出的票不到全场观众的百分之八，收入连场地租金都不够。难道他不知道出资贴给每位纽约华人二百美元不如给二万名失学儿童救助他们上学更好？对中国未来和社会更有利？
伍凡：很显然，中共的演出是有其政治目的。同样，法轮功的抗议活动更有意义。他使得美国司法再次重启INA212条款，让中国的百姓和海外华人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美国的司法程序去制止中共党员进入美国，更有更多的机会将他们送上美国的司法审判席，让全球的百姓去观看中共党员是如何在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自己中共党员身份，说谎欺诈。同时也为阻止其他中共政府资助的政治宣传演出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行为模式。这也说明，只要大家去努力，按照合法的途径进行抗争，中共就无法抗拒世界潮流，无法将其独裁推广到海外。他的一切企图都会遭到唾弃。维权和促进中国民主自由不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只要大家努力，从最基本的小事做起，中共和他的支持者就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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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现在又到了《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和草庵兄要谈谈每年3月例行召开的“两会”。“两会”全名称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会议”。人大会议有 3,000名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约有2,000人，两会加上党政军高级官员例席旁听及“两会”工作人员至少有6,000人开会。据北京市公安局证实，己动员62万人投入保护“两会”安全，其中包括14,800名公安警察。巳有1,000名上访者被捕，刘晓波等异议人士被禁出家门。每年例行“两会”劳师动众，耗费大量民脂民膏，禁止异议人士讲话，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呢？
草庵：每年例行召开“两会”只是个形式而己，这两个大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中共代表大会或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翻版而己。中共政权一直讲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党在国家之前，由党来领导统治国家。所以“两会”的任何决议都是中共决议的翻版，这毫不奇怪。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医疗和教育问题、以及正在高涨的维权问题，正放在“两会”面前，开10天半个月的会，讨论议论一番，送上去几千条建议，上述问题和矛盾仍存在，并继续扩大，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可见，开“两会”没有实质意义，仅是个形式而己，所有的决定权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手中。
伍凡：不妨我先举教育作例子，家庭子女教育是当今中国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1986年通过的中国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在农村，政府虽已提出义务教育的目标，但改善还非常有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实施全部的免费教育。
其关键是中共政权对教育投入不足。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边GDP一直在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己达3万亿元，而长期扣压教育经费。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 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5％，中国政府定的目标达到4％。但直到今天只有3.3％。现在中国各类学校大肆向学生超收学费，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有的学生因付不出学费而自杀。
草庵：温家宝在2003年3月 27日的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曾强调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在2004年2月13日的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他再指出“要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力度”；今年2月16日，温家宝在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加强语气指出，要“特别要严格规?”教育收费。北京讲归讲，地方做归做，不听北京命令。
《新华社》去年七月曾报导，宁夏银川市的一位13岁女生，因为担心要交的10万元人民币的初中择校费，给父母带来经济负担，而服毒自杀。在这位女生留下的100多字的遗书里，有“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等词句。
可以预期，今年的中国人大两会，教育乱收费也少不免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之一。但我估计，在“两会”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伍凡：医疗体制改革后，百姓无钱看病住医院，医生收红包吃回扣，在全国全医疗系统内普遍流行。在例行的“两会”中多次建议要求重视并纠正，毫无效果，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医疗体制改革沏底失败了，朱镕基是个大罪人。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有医生约200名，却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医生有处方权，可以决定用药量、用何种药，据此收受回扣，病人每一次打针，开单医生就会有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回扣收入。
不仅是医生拿红包、收回扣，医院院长也接受药商的贿赂。所有这些在过去十几年中在“两会”中都提过，要坚决纠正，但中共政权对此毫无办法，医生照样吃回扣，拿红包。这就是政治制度和法治的问题。
草庵：这次“两会”的一个重点议题是“三农问题”，这是十几年来例行“两会”的老问题，解决不了。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权限不在“两会”，而在于中共中央和地方诸候。为什么“三农问题”那么难解决，关键在于中共政权近60年来一直把农民当农奴，任意剥削、压迫。农民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就拿人大这个机构来讲，3,000各全国人大代表有几个是从农民中选出来的代表？中国农民占人口9亿，约占全国人口2/3，在全国人大中的农民代表占多少比例？少得可怜，在最高立法机构中没有农民利益的代表。
伍凡：中共在最近发表了2006 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共控制农村的一贯政策。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国农村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名曰为了农民，但从来不需要农民的同意，强迫农民执行。从“土改”、“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土地30年家庭承包制”，到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每次大规模的改变农村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运动，都一再宣传为了农民好，推动“人民公社”是要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可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是农民。改革开放快30年了，GDP在上升，但是中国农民生活仍然是最苦的。这次“两会”要讨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冠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农村包围资本主义城市？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标签了。
草庵：由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报告》一定会在“两会”讨论并会获得一致通过。代表们直到开会时才能看到《规划报告》，在几天内根本不可能详细论证《规划》是否合理，是否有经济效益、是否符合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环保要求。如此等等问题怎么可能让代表们弄清楚？并且，中国人大代表们发言都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发表，由大会秘书处整成文向上级报告，不允许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们横向联系交流，各个代表团基本上是封闭的。人大代表大会不允许代表们提出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不允许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或扩散。因此，可以说例行“两会”是最没有创见性的，既便有创见性意见也被封杀了，以维持中共一言堂。
伍凡：中国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对住房房价和房地产很关心，在这次“两会”上会有所反映。中国房地产和房价牵涉到中央、地方和百姓的利益问题。目前，中国对土地的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完成和实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对房价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土地管理、地税管理和工商管理来实施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一致的，都期望房价上涨，因为房价涨可以带动地价上涨，地方政府税收和官员政绩同时增加。
现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资金约75%来自银行贷款，中央政府一直要宏观调控，就是为了避免房地产过热，积压大量银行资金。现在全国房地产空房率超过30%，近1/3的新房卖不出去。居民收入低下，用工资薪水买不起房子，在等待房价下跌。在房地产经济中地方政府是大赢家，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强占民房农地，以致造成维权运动的兴起。
房地产高价出售，地方政府低价强征土地，这两方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根本不是“两会”能解决的，因为人大代表中50%是各级地方党政官员，房地产与土地和他们的利益有密切关系，他们不会放弃既得利益。
草庵：例行“两会”按我们的分析来看，在中国政治领域并不占最主要的位置，仅是个陪衬的角色。不管“两会”讨论或建议什么议案，不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是无法通过的。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最近一段时期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件，例如《冰点》周刊事件，还有11位解放军高级退休将领给胡锦涛的信。
伍凡：11位退休将领联署给胡锦涛信是一件很突出的事件，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在信中提出四点
1.“军队受到社会腐败、没落意识的侵蚀，已经相当普遍、严重，部队的懒、散、乱、软、沉，极待解决；”
2.“地方党政部门、干部队伍的腐败滥权和民怨民愤情况，远比简报中的报道更为严重，实际上已发生管治危机和丧失了管治的社会基础；”
3.“问题的要害，是党对腐败的严重性，长期掉以轻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4.“当务之急是改革党、改造党、建设党，全面落实以民为本、以法治国。”
可见中共党政军三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军队中一批将领对中共现领导人的不满，这对胡温是个威胁。
草庵：《冰点》周刊之所以能在3月1日复刊，以李锐为首的13位中共退休高级官员的公开信起了很大作用。这13位退休高官过去都在宣传媒体和组织部门当主管。公开信的行动表明在中共高层有明显派系斗争激烈，批评胡温政权处理《冰点》周刊有错误，打压思想言论自由。他们的行动与胡温政权唱反调。这也是对胡温很大的压力。
伍凡：中国社会矛盾、党军矛盾、党内矛盾等等都在加剧，“两会”的召开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只有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走出一条活动。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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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最近中共有召开了“两会”。这次两会中有了一些不同的现象发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些现象和经济问题。
草庵：随着国内外华人的维权运动的高涨和兴起，中共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的参政人员也鼓足勇气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提案。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先生就提出了13个议案，11份大会发言．其中他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其中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 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伍凡：他说：“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已经突破3万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有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够发工资和吃饭)，当财政收入达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许多百姓期待的事还是做不成。
草庵：这是个很实在的提案和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国际上各个国家的资料上看，中国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中国政府去年的税收已经超过三万亿人民币了，大约是 GDP总值的四分之一多．也就是超过了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国2004年8月公布了其联邦政府2005年的预算草案，预算总额预计为2583亿欧元。联邦教研部的预算预计为84亿欧元，比2004年增加了2亿欧元，其中德国研究机构的资助将增加3%。联邦经济与劳动部的研发和创新预算为9.19德国GDP比中国高, 但是预算比中国还省, 还能有高福利，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很明显，中共在政府开支上存在着极大的浪费．行政效率是非常的低下．同样，对于和印度相比，印度的人均收入和GDP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他的财政收入也比中国低很多，但同样在印度，印度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免费医疗系统，基本上可以保证所有穷人的医疗问题．这也是印度官员总是引以为荣的：”我们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我们可以保证每个国民生病都可以得到治疗”．
伍凡：如果和美国日本相比．中国政府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如果按照GDP的比例计算，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远高于日本，基本上和美国接近．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他们都有庞大的免费教育开支，完整的免费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退休福利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而这些费用的开支大约都占全部美日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共财政开支实在是太大，几乎是中国百姓的吸血鬼．难怪有人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执政党．
草庵：在这个两会其间．很多代表提出了很重要的议案，很多是针对中共的这些问题．其中就有一位委员提出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很简单，他问政府：”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赚的钱都哪里去了，既然是国有企业，与百姓争夺市场和利润，是全民所有的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也需要把赚的钱回馈给社会，给政府上缴，也是政府财政收入，让百姓享受到这部分利润的好处．怎么只见国有企业赢利，不见国有企业分红？”
伍凡：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国内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赚的钱都哪里去了？
草庵：你不要急，这个议案虽然代表提了，但被退了回来，没有被正式列入议案．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了太多的内幕，你想一想，如果国有企业都分红，中共怎么维持？官员们怎么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提案与上面谈的不同，上面的议案是全民涉及，但对相当部分的官员涉及不到他们的具体利益，而这个议案涉及到了几乎每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同样涉及到了各个部长和官员．所以，在议案中，有选择的被封杀了．
伍凡：在两会其间还有个非常有趣的经济现象，在开会之前，中国股票市场暴涨，国有基金大举抬高股票市场，造成了中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实质上中国的经济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相反，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项针对1260名北京市民的最新调查表明：因为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及预期消费，北京人的心理一点都显不出“富裕”的痕迹。去年，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值)降至31.8%，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型”，上升到目前的“富裕型”。但是，只看食品支出会掩盖许多问题。按照恩格尔先生的本意，除食品支出之外的家庭主要支出，只有大量用于家庭设备、服务和娱乐方面时，才能算是富裕。但是，根据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目前，北京市民“家庭设备”、“服务和娱乐”方面的支出仅为6.9%和5.9%。而同时，教育、住房、医疗保健三方面的平均支出共占46.3%。大家知道，在饮食之外，教育、住房和医疗都是现代社会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正如不吃饭，人会饿死一样，没有教育，人无法就业，无业则无以为生，同样，无房则无家，无医疗则无以保命。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46.3%的教育、住房、医疗支出+31.8%食品支出=78.1%，这才是北京市民的真实生活水平，不仅不“小康”，连“温饱”也很勉强。
草庵：您说的才是真正的北京百姓的现状，因为在西方国家，他们普遍采取恩格尔系数是有一个基础，那就是西方国家都普遍采取高福利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基础之上进行衡量，而中国没有任何福利制度，更不用说是高福利制度，而在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基础之上进行比较，这就存在很大的误区．按照恩格尔的理想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设计，当社会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时，在食品支出金额相对降低的同时，社会福利将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的情况却是相反，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居民福利被大幅度削减，居民被迫将收入大笔投入教育、住房、医疗的消费和储备。这是一种被强行扭曲的居民支出结构，不仅难以令人欣喜，而且足以令人警惕。
伍凡：在两会中，中共提出了一个口号：”总体目标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圆满和谐、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状况是什么呢？是个三角，这个“三角”型改革布局中，政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执政”问题，经改重点在解决“效率”问题，社改则侧重于解决“公平”问题。目前的体改格局还只能是“不等边”三角型，经改边长，政改边短，社改边尤短。“三角”型体改的归路，应该是从“不等边三角型”到“等边三角型”，而后形成“半圆形”，再加上“发展”这个半圆，形成一个“整圆”的推进，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同步进行，所以中共政治改革一直都仅仅停留在“点一点”、“点到即止”的层面。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领头羊”，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的“线”式推进，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都属少见。社会体制改革则更多体现“面”的特点，因为社会是政治、经济运作的平台，起着容纳、保障作用。但由于中国解放以来长期搞“空头政治”，耽误了30年的发展时间，改革开放这20多年为了补经济发展这一课，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了“效率”上，社会公平问题迟迟未能摆上位置。这就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导致政改、经改基本脱离了平台保障。
草庵：在这个三角中，政治改革是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不进行，社改就没有办法公平，效率产生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就必然会产生腐败，社会必然就动乱．目前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案例是中国的不良资产也被“贱卖”了．不久前，香港银建国际实业公司（0171．H K）公告称，该公司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以2．733亿元的价格将该资产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团。因为此次收购创下了两个之最：一是创下了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1．5％，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所以也引起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是“贱卖”了不良资产的疑问。是不是“贱卖”了，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以前的几次不良资产处置都有“贱卖”的嫌疑。
伍凡：是不是“贱卖”了还是有据可查的。如，2004年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将账面值达569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包以8．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银建国际，作价仅约账面值1．5％，随后银建又将这笔资产以2％的折扣卖给了花旗银行。银建国际的超低价甩卖在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但国资被贱卖却不容置疑。再如，2002年“流产”的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向高盛协议转让账面值40多亿元的两个不良资产包，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将江浙一带的账面值35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如果交易成功，国资流失要比收回的多很多。
草庵：除了出售价格“是最容易藏有玄机”之外，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良资产的交易市场不开放，缺乏透明度。因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大都采用向境外投资者打包销售不良资产的模式，因为这样一次就可以处置金额数以百亿元计、内含上千项资产的不良资产包，正是由于求大求规模以高价把一些想购买资产的人挡在了“一级投资者”之外，迫使想购买资产的人不得不再从购买成功的外资手中购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是把巨大的利益让给了外资。
伍凡： 其实，不良资产交易并不神秘，只是因为政府增加了门槛，才使不良资产交易披上了神秘面纱，并且由于不良资产交易不透明，妨碍了交易的公平公正，也致使有些不良资产被“贱卖”。只有打破垄断，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不仅要对外资开放，还要对内资和民营资本开放，让更多的买家加入到这个市场中来，同时，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并确定一个资产处置的回收底线，在底线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收多得的递增的激励制度，形成多种途径处置不良资产，形成多层次竞争的处置不良资产格局，才能真正保证不良资产交易的公平公正。
草庵：这次两会，中共并没有新的政策出台，经济方面也没有新的花招．参加会议的委员们也没有提出多少新的有实质改革意义的新议案．相反是有位中共非常出名的女士提出了一个令人非常可笑的议案：中国外嫁的女人需要男人给中国政府写保证书．这个议案让我大开眼界，也算是见识到了中共参政委员的真实水平．
伍凡：中共召开两会，本身就是虚伪的行为，没有实质上的改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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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曾经有人写信给我说：“你们的节目很多都揭露中共的黑暗，什么时候能揭露一下美国政府的反华行为？”今天我和伍凡兄就谈谈最近的美国政府政策，也“揭露”一次美国的反华行为。
伍凡：最近，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访问亚洲和澳洲。在出行前，赖斯发表了一个讲话，她的讲话重点是：“中国可能会变成亚太地区的一支消极力量。敦促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如何应付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大国时，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赖斯还鼓励澳大利亚和日本与美国在应对中国时“步调一致”，“我们需要一起承认，中国将会改进其军事力量，但我们需要确信，这种改进并不能超过中国的地区野心和利益范围。”赖斯说，这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担忧，也是美国亚太盟友应该担忧的，因为“我们有责任保卫亚太地区的和平”。
草庵：我非常喜欢赖斯女士，这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好的国务卿。这位自上任以来已两次取消访澳的美国国务卿，在谈到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问题时指出，中国仍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而其繁荣的经济已提供了许多进行改革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当你拥有10多亿积极而有活力的人口，拥有一个有潜力变成一个真正推动其经济增长进入国际体系的经济时，那就是一个机会。”赖斯还强调，诸如知识产权等问题也需要提出来讨论，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在国际经济规则之外运转的。赖斯的这个经济观点与我的观点也非常的一致。
伍凡：最近，很多中国百姓听了中共的片面宣传，一直是认为是美国在封锁中国，对中国有野心。其实，我们看到赖斯的讲话就非常明确。因为，赖斯说，美国关注中国扩军，并已告诉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增加透明。中国2006年度国防预算约为351亿美元，增幅14.7%。美国关注中国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如果中国按照法规推动经济增长，对国际社会和美国来说，是正面的发展。但问题是，中国并没有一个透明的制度，没有合理的据决策机制，一切都是黑箱作业。ＧＤＰ增长百分之十，但军事费用增长百分之十五，比经济增长高一半，这能说是和平崛起吗？在亚洲，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根本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侵略中国，中国面临着众多的社会问题，医疗，退休，教育缺钱严重，但这方面的资金不增加，反而增加军费开支，这很不合理。
草庵：赖斯这样讲话其实是有根据的，负责美国在拉丁美洲军事活动的军事将领昨天说，中共正在拉丁美洲逐步增加军事活动，部份原因归咎于美国法律限制美国军事援助拉丁美洲国家。这个军事扩张势力是跟随着2002年的的规定而来的，法规限制美国军事为一些国家筹资和训练。这个法案使美国对拉丁美洲的11个国家终止了军事援助。他说，"其中某些国家是重要的，譬如秘鲁、 厄瓜多尔、巴西，、玻利维亚"。他还说，这个禁令使其他国家无法分享学习美国军事的"品质和特征"，包括军事部属到民间领导者的理念和民主的原则。中共势力的增长表现在许多中共高层领导访问拉丁美洲，以及它与左派政府建立军事经济纽带和在其它国家的活动，这个战略区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在美国的影响范围之内。中共在去年向委内瑞拉贩卖了三个JYL-1型移动防空雷达设施之后，还准备贩卖它的新的FC-1型喷气式歼击机。中共本月初派遣了第二炮团(Second Artillery)的官员代表团到古巴访问。这个炮团是中共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的军事力量，并且在访问中提出问题，是否古巴正在研发导弹。中共最近意图贩卖新的侧翼射击防空导弹给玻利维亚的左派政府。而且，它还提供军事设备给古巴，并与巴西合作一个据称有军事用途的联合卫星计划。
伍凡：这很明显，中共意图用出售军事装备的方式在美国后院捣乱，用高科技军事技术来武装美洲的独裁国家，这本身就对美国形成了军事威胁。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担心是自然的，对中共进行反制也是必然的事情。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罗德曼星期四在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的军事扩张看来是针对台海情势而来的。中国的武装部队正在迅速发展其能力，以便强迫达成解决方案，同时遏制、推迟和抗拒包括美国在内的可能的外来干预。罗德曼说，这是中国针对台湾的总体战略的一部份，目的是要孤立台湾，并且迫使台湾领导人按照北京的条件跟大陆统一。罗德曼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扩展会改变现状，美国需要因应这种新形势。
草庵：面对这种现实，赖斯对南亚国家和澳洲的访问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赖斯此次印尼之行加强与印尼的军事交流是此行最重要的议题。美国和印尼在去年11月恢复了全面的军事联系。在澳洲她表示：“我们需要一起承认，中国将会改进其军事力量，但我们需要确信，这种改进并不能超过中国的地区野心和利益范围。这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担忧，也是美国亚太盟友应该担忧的，因为我们有责任保卫亚太地区的和平”。
伍凡：面对中共不改善人权，不实行民主制度，全球民主国家的担心是必然的。在经济上，中共也面临着众多的问题。美国商务部长古提瑞兹周二就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他强调中国若不妥协，可能导致美国取消定于下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中商贸峰会。
草庵：古提瑞兹周二在华府对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说：“如果中国未能解决与美国的经贸摩擦，将会有（不良的 )后果。一旦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可能重新评估美中双边经贸关系。”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020亿美元，而导致美国国会发起至少15项立法提案，其中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美国国会议员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补贴国内企业，并放任仿冒盗版行为，藉以让中国的出口商取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在上两届的会议中，中国都承诺将大力整饬侵犯智慧财产权的行为，不过迄今中国境内的仿冒盗版行为仍未消失。去年遭美国海关查获的进口仿冒品中， 来自中国的就占了69%。
伍凡：其实，我们看看最近的美国的行为就基本可以了解美国对话的政策。不久前，美国和印度达成协议，同意印度开放核能源。与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在那里建立了美军基地。在经济上对东亚国家给予支持和协助，特别是帮助越南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些行为都在表明了一个政策和观点，这就是要逼迫中国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我们从以前的历史上看，美国副副国务卿佐力克的讲话早就非常明白地说明了美国的政策方针，这就是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实行民主制度，改善人权。而不能再继续独裁统治。即使是看现在的世界各国，实行一党独裁的国家已经没有几个了。实行共产党人制度的国家更是少数几个国家，而越南已经在宪法上承认多党制度，正在全国讨论民主化和政治改革问题。
草庵：胡锦涛将在四月份访问美国，中美之间的问题都会再次重提。目前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就非常的愤怒，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周三表示他们将于本周末访问中国以了解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除非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否则他们将推动实施一个对所有进口的中国商品征收 27.5%关税的法案──此举在去年的程序投票中赢得了67名参议员的支持，并可能获得更多议员的支持。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上月表示，将设立新的中国执行办公室，以监控中美贸易关系，可能还将对中国的汽车零件关税以及侵犯版权行为提出诉讼。
伍凡：前一段时间，由于对伊拉克内战及印度、伊朗外交问题的担忧，美国暂时将中美贸易争端搁置一旁，不过国会议警察告说，一些因素预示着美中关系前景堪忧，现在伊拉克局势已经趋于稳定，美国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中共的问题了。解决中共的专制问题可以解决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问题，象北韩，古巴这些独裁国家就会失去中共的支持，就会垮台。从这些问题上看，美国目前的政策是非常的好。是正确的。
草庵：我非常支持和赞赏小布什总统，也非常赞赏赖斯女士，我也非常期望在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时候，赖斯女士能出面竞选总统。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伍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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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现在又到了《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和草庵兄要谈谈每年3月例行召开的“两会”。“两会”全名称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会议”。人大会议有 3,000名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约有2,000人，两会加上党政军高级官员例席旁听及“两会”工作人员至少有6,000人开会。据北京市公安局证实，己动员62万人投入保护“两会”安全，其中包括14,800名公安警察。巳有1,000名上访者被捕，刘晓波等异议人士被禁出家门。每年例行“两会”劳师动众，耗费大量民脂民膏，禁止异议人士讲话，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呢？
草庵：每年例行召开“两会”只是个形式而己，这两个大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中共代表大会或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翻版而己。中共政权一直讲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党在国家之前，由党来领导统治国家。所以“两会”的任何决议都是中共决议的翻版，这毫不奇怪。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医疗和教育问题、以及正在高涨的维权问题，正放在“两会”面前，开10天半个月的会，讨论议论一番，送上去几千条建议，上述问题和矛盾仍存在，并继续扩大，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可见，开“两会”没有实质意义，仅是个形式而己，所有的决定权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手中。
伍凡：不妨我先举教育作例子，家庭子女教育是当今中国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1986年通过的中国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在农村，政府虽已提出义务教育的目标，但改善还非常有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实施全部的免费教育。
其关键是中共政权对教育投入不足。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边GDP一直在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己达3万亿元，而长期扣压教育经费。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 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5％，中国政府定的目标达到4％。但直到今天只有3.3％。现在中国各类学校大肆向学生超收学费，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有的学生因付不出学费而自杀。
草庵：温家宝在2003年3月 27日的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曾强调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在2004年2月13日的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他再指出“要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力度”；今年2月16日，温家宝在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加强语气指出，要“特别要严格规?”教育收费。北京讲归讲，地方做归做，不听北京命令。
《新华社》去年七月曾报导，宁夏银川市的一位13岁女生，因为担心要交的10万元人民币的初中择校费，给父母带来经济负担，而服毒自杀。在这位女生留下的100多字的遗书里，有“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等词句。
可以预期，今年的中国人大两会，教育乱收费也少不免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之一。但我估计，在“两会”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伍凡：医疗体制改革后，百姓无钱看病住医院，医生收红包吃回扣，在全国全医疗系统内普遍流行。在例行的“两会”中多次建议要求重视并纠正，毫无效果，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医疗体制改革沏底失败了，朱镕基是个大罪人。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有医生约200名，却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医生有处方权，可以决定用药量、用何种药，据此收受回扣，病人每一次打针，开单医生就会有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回扣收入。
不仅是医生拿红包、收回扣，医院院长也接受药商的贿赂。所有这些在过去十几年中在“两会”中都提过，要坚决纠正，但中共政权对此毫无办法，医生照样吃回扣，拿红包。这就是政治制度和法治的问题。
草庵：这次“两会”的一个重点议题是“三农问题”，这是十几年来例行“两会”的老问题，解决不了。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权限不在“两会”，而在于中共中央和地方诸候。为什么“三农问题”那么难解决，关键在于中共政权近60年来一直把农民当农奴，任意剥削、压迫。农民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就拿人大这个机构来讲，3,000各全国人大代表有几个是从农民中选出来的代表？中国农民占人口9亿，约占全国人口2/3，在全国人大中的农民代表占多少比例？少得可怜，在最高立法机构中没有农民利益的代表。
伍凡：中共在最近发表了2006 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共控制农村的一贯政策。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国农村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名曰为了农民，但从来不需要农民的同意，强迫农民执行。从“土改”、“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土地30年家庭承包制”，到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每次大规模的改变农村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运动，都一再宣传为了农民好，推动“人民公社”是要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可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是农民。改革开放快30年了，GDP在上升，但是中国农民生活仍然是最苦的。这次“两会”要讨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冠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农村包围资本主义城市？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标签了。
草庵：由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报告》一定会在“两会”讨论并会获得一致通过。代表们直到开会时才能看到《规划报告》，在几天内根本不可能详细论证《规划》是否合理，是否有经济效益、是否符合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环保要求。如此等等问题怎么可能让代表们弄清楚？并且，中国人大代表们发言都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发表，由大会秘书处整成文向上级报告，不允许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们横向联系交流，各个代表团基本上是封闭的。人大代表大会不允许代表们提出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不允许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或扩散。因此，可以说例行“两会”是最没有创见性的，既便有创见性意见也被封杀了，以维持中共一言堂。
伍凡：中国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对住房房价和房地产很关心，在这次“两会”上会有所反映。中国房地产和房价牵涉到中央、地方和百姓的利益问题。目前，中国对土地的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完成和实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对房价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土地管理、地税管理和工商管理来实施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一致的，都期望房价上涨，因为房价涨可以带动地价上涨，地方政府税收和官员政绩同时增加。
现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资金约75%来自银行贷款，中央政府一直要宏观调控，就是为了避免房地产过热，积压大量银行资金。现在全国房地产空房率超过30%，近1/3的新房卖不出去。居民收入低下，用工资薪水买不起房子，在等待房价下跌。在房地产经济中地方政府是大赢家，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强占民房农地，以致造成维权运动的兴起。
房地产高价出售，地方政府低价强征土地，这两方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根本不是“两会”能解决的，因为人大代表中50%是各级地方党政官员，房地产与土地和他们的利益有密切关系，他们不会放弃既得利益。
草庵：例行“两会”按我们的分析来看，在中国政治领域并不占最主要的位置，仅是个陪衬的角色。不管“两会”讨论或建议什么议案，不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是无法通过的。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最近一段时期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件，例如《冰点》周刊事件，还有11位解放军高级退休将领给胡锦涛的信。
伍凡：11位退休将领联署给胡锦涛信是一件很突出的事件，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在信中提出四点
1.“军队受到社会腐败、没落意识的侵蚀，已经相当普遍、严重，部队的懒、散、乱、软、沉，极待解决；”
2.“地方党政部门、干部队伍的腐败滥权和民怨民愤情况，远比简报中的报道更为严重，实际上已发生管治危机和丧失了管治的社会基础；”
3.“问题的要害，是党对腐败的严重性，长期掉以轻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4.“当务之急是改革党、改造党、建设党，全面落实以民为本、以法治国。”
可见中共党政军三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军队中一批将领对中共现领导人的不满，这对胡温是个威胁。
草庵：《冰点》周刊之所以能在3月1日复刊，以李锐为首的13位中共退休高级官员的公开信起了很大作用。这13位退休高官过去都在宣传媒体和组织部门当主管。公开信的行动表明在中共高层有明显派系斗争激烈，批评胡温政权处理《冰点》周刊有错误，打压思想言论自由。他们的行动与胡温政权唱反调。这也是对胡温很大的压力。
伍凡：中国社会矛盾、党军矛盾、党内矛盾等等都在加剧，“两会”的召开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只有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走出一条活动。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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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独立评论。不久前，中共一篇新闻报道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二十年前的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今天，我们就谈谈中共的国有企业转型的问题。
草庵：中共经济改革确实是从国有企业开始，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极差，几乎是全面亏损。所以，当邓小平上台之后宣布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地步。
伍凡：为了挽救中国经济，邓小平选择了经济改革的道路，这是他当时的无奈选择。首先是推动承包制，取消计划经济，使中国的国营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化，当时最著名的政策就是价格双轨制。
草庵：后面的政策是利改税。也就是原来将中国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改为向中央政府交税。这项政策基本上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将国营企业由政府的一个利润部门转变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非自然人的社会法人。可以说是中国自中共建立政权之后第一次走向了政府治理的过程。尽管他在改革中并不完善，但他建立的现代的企业体制，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
伍凡：利改税的过程中也为私人经济铺平道路，使得私人独立法人机构成为司法上的平等单位。为真正的中国市场化自由经济社会开辟了道路。在那个时候，基本上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执政。特别是在当时，经济改革深入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赵紫阳提出了深入开展政治改革的目标。因为市场化自由经济建设必然牵涉到中共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
草庵：不过，中国总是很不幸，正在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保守派起来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派被全面镇压，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被流放海外。结果，中共的经济改革在关键时期失去了政治改革的配套改革，中国经济就处于了一种非常脐型的状态。尽管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讲话，推动中共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并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但无论如何，中国出现了如何的问题和变化，政治改革都被当作禁区。没有人敢去触碰，中国的一切经济改革和活动都是以避开“政治改革”为中心，开始了一系列的违法甚至是违宪的经济发展道路。
伍凡：在当时，中国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停止了政治改革。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紧接着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在中国放弃政治改革，只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代，首先是俄国紧接着是东欧国家都开始了一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的时代。他们的基本模式是，先是政治上取消共产主义，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是全面私有化。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全部国营企业和土地矿山等公共财产用票据的方式发放给全体国民。他们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最原始的，最平等的平均分配方式。
草庵：这就是中共一直宣称东欧国家和俄国经济失败的“震荡疗法”，另一种说法是“长痛不如短痛”。他们的做法在当时与中国片面发展经济的方式相比确实是不如中国稳定。特别是俄国，在当时制度的一瞬间转变过程中，缺乏司法配套，经济出现了几年的停滞。但在东欧国家由于他们吸取了俄国的教训，他们在转向的过程中就非常的好，即使是蒙古这样的国家，他们在处理私有制的私有化过程中非常的公平，丝毫没有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上政治混乱。这些国家都是非常的稳定。相反南斯拉夫因为坚持一党独裁和专政，倒是出现了数年的战争。
伍凡：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目前也有了大量的私有企业。就象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样，在最近的十年，中国的国营企业已经从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对地位转为非常次要的地位，他的比例已经从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这也是非常大的变化。但在这种私有化的过程中，中国是否也和俄国或着是东欧国家一样在私有化过程中非常的公平，消除了未来的政治动乱的因素。这才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极限。贫富分化远超过俄国和东欧这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更超过了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取消了原来的原始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教育机制之后，全面实行了市场化原则。中国实行了大量的市场化实验，但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财产都怎么变成了私有财产？
草庵：中共是个非常聪明的政党。在当年赵紫阳执政的时代，中共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在政治上确实进行了不少的改革准备。因为当时的保守派势力强大，但在司法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上仍在赵紫阳的坚持下进行了铺垫但这个改革最后被中止了。但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适当的政治配套。结果，在后来的避开政治问题的选择下，中共就出现了严重的官商结合现象。私有化过程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首先，我们看一下宪法的改革。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却是这样写的：“第一章 总 纲。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相反，在中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则有这样的条例：第一章 总则。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在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条例中则这样明确：“第一节 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条本法施行前已设立的国有企业，符合本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以改建为前条第一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伍凡：这里的宪法规定的很清楚，这就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是属于全体国民的企业。但在后来的宪法修改中出现了不同的地方。根据目前的《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它在这两条中提到了国有经济，但并未确定国有企业这个定义。在这两部不同的宪法中，最大的改变是“国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其中的内涵却有很大的变化。
草庵：确实如此。国营企业是全民直接所有。全民直接参与管理。但国有企业虽属于全民所有，属于委托参与。国营企业的管理权属于国民自己，这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上有明确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归全中国百姓所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平等都拥有其中一部分，是直接的全民所有制。在法律并未授权之前，政府无权管理，也不能将他转变成为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国法律上有个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法律意义上授权了“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任命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并监督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工作。从这个法律定义上看，中共政府根本就无权出售或转让全民所有制企业。
伍凡：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国有企业在注册上应该是政府投资并代为管理，这是毫无疑义，国有企业是间接的全民所有制。这一字之差就把原来的企业产权给变更了。管理权也从全民转变成了政府。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改变是非常大的一种变革。中共用一种诡变术就将百姓所有的财产管理权变成了他们政府所拥有的财产管理权。
草庵：我可以举个例子。这就好比我们大家有了些财产，我们就将一部分的钱拿到了银行，我们把钱放到了银行，委托银行管理这些钱，我们只靠银行利息谋利。但后来我们发现，银行不仅仅把我们存到银行的钱拿去管理了，而且还把我们房子和其他没有存到银行的财产管理了。而且他们可以随意的变卖我们并未委托给他们的财产。这不是强盗吗？他凭什么要把我自己没有委托给他的财产也要强行管理？看这个例子大家可能觉得可笑，但实际上他就发生在中国。
伍凡：我们看看最近几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几乎都是在这个变化下进行的。大量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先是被转成了国有企业，然后，政府官员和企业官员就合理合法的地进行变卖。将原来属于全民的企业卖给私人，或搞什么“管理层收购”。将本来没有权利出售的企业出售了。
草庵：任何缺乏政治改革配套和司法配套的经济改革都会陷入一个误区。因为根据某些学者的理论，人是自私和贪心的。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人根本就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中共里面的一些权利持有人就是利用避开政治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这个理由，以稳定为理由，大量地进行权利腐化交易，用权利将国民的财富转化成为个人的财富。用非法的手段和诡诈术来欺骗中国百姓。
伍凡：如此说来，中国政府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也是非法的。他们管理的国有资产本来是国营资产，他们根本就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和国民的授权，他们根本就没有权利去管理这些国营企业，更没有权利去出售这些企业。
草庵：正是如此。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切都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着违宪的行为。一切权利拥有者和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非法地剥夺国民的利益，维护他们的统治。正是这些经济利益让他们结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形成了更深层次的腐败。
伍凡：中国经济改革不能缺乏政治改革，更不能缺乏司法配套改革。我们今天提谈，就触及了一个中共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个诡诈现象。不过，在中国，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今后我们有时间再多谈一些。今天就暂时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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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美国财经界的几位重要人士前往中国访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观众对美国的行动也非常的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听从美国的指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讨论一下美国到底抓住了中国什么把柄。
草庵：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经常接到国内和海外的朋友门的来信，他们反复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听美国的指挥，美国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根据是什么？
伍凡：我先个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15日、16日在北京香河举行的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经济班子的一干人马，在财长斯诺的带领下浩荡来京。财长斯诺本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新上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夫里、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以及财政部新设常驻中国金融专员洛文杰。美国财长斯诺在上海公开表示：中国的金融市场远远落后于整体经济发展。人民币的币值仍然被低估。他并强调说，美国不是唯一一个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的国家，七国集团已经就此发表过类似声明。
草庵：布什政府目前正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面临国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在面临国会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的压力的同时，美国财政部本来要在10月15日之前向国会提交半年一次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审核报告。但财政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将推迟到11月初公布这份报告，等到斯诺会见了中国财政官员之后才决定是否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伍凡：与财长斯诺一同来华出席G20会议的，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要员，他就是3日刚被宣布出任财政部常驻中国的金融专员、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助理的戴维 洛文杰。斯诺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洛文杰的任命是在中美经济对话处于关键时刻做出的，他将代表美国同中国经济部门在各个层次广泛交流，同时保持双方在两国以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上进行密切和继续的交流。可以说，美国在驻华使馆首次设立金融专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体现，也透露出美方希望他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中方开展工作的意愿。
草庵：中国表示，希望在货币制度改革中采取渐进的方式。中国官员说，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并对整个亚洲经济形成冲击。当然，按照我对中国金融界的了解和观察，我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根本就没有升值的空间，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情况不好，而是中国金融界内部没有公开的亏损太严重，坏帐太多。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了执政上的稳定和合理性，不愿意承认自己执政上的失败，不愿意公开承认财政金融上的失败，所以就给外界特别是海外国家就造成了一个印象，中国的经济非常的好，中国人民币有必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升值。
伍凡：2005年7月21日，中国央行决定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机制。调整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提高约2%，汇率可以围绕中心价格上下浮动3。央行声明，中国从此以后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出发前，他对美国媒体表示，他准备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他们知道迅速采取行动的重要性”。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也说，这次中国之行将影响财政部在11月初即将发表的货币报告。这份报告将决定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斯诺的中国之行被大部分中国媒体描述为“掀起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声浪”。但最根本的问题是，7月21日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是已经停止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了吗．为什么美国当局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草庵：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外汇市场上，外汇的供求关系像一个水池。就中国的美元市场来说，有两个管道流入美元：一个管道的美元是来购买中国商品，另一个管道的美元是来购买中国的生产要素（即投资中国）；与此同时，有两个管道流出美元：一个管道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另一个管道用于购买美国生产要素（即投资美国）。在这个水池里，如果一段时期内美元的流入大于流出，意味着美元供大于求，结果是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这也就是克鲁格曼所说的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而中国央行将美元“舀出”，去购买美国债券就可以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道理。
伍凡：我查找了一些中国官方资料，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7月21日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增加约 200亿美元，吸收外资的数量也在增加。但另一方面，两个多月来，中国外汇储备新增了400多亿美元。这说明央行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外汇市场上收购美元，以阻止人民币汇率上升。这一做法使央行规定的“汇率围绕中心价格上下浮动3％o”的办法成为一项与市场状况无关的条文，也使所谓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新机制失去了意义。
草庵：数据最能讲话，数据是最真实的。美国政府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政府及人民币汇率改革施加压力，正是因为有实际的数据来支持他的行动。中共一直喜欢小动作，以为别人是傻瓜。但金融这个行业一直是来美的强项，怎么能被骗呢？事实上，数据很明显地显示了中共一直在用政府权利和资金在操控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在以拖和骗的手段来拖延人民币汇率改革时间。
伍凡：如果中美双方在这次斯诺的访问中不能达成某种协议的话，中国极有可能被美国财政部的货币报告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不过，在上海，美国财长斯诺公开表示，美中双方已就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达成一定共识，中方将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推进汇改。这说明中共已经承诺将会在近期进行人民币汇率的再次改革。
草庵：汇率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结果，但事实上，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谈判谈了六次，仍然没有结果。美国商务部报告说，8月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再创新高，从7月份的177亿美元增加到185亿美元。美中贸易赤字增长的主要部份是纺织品与服装进口。这部份进口增长了3.1%。在今年头八个月，这部份进口比去年同期猛增了53%。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只会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去谈判，会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强硬增加某些限制。特别是在纺织服装行业。行政部门还可能会提高声调，要求中国放松资本控制，让汇率自由浮动。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会更加紧张。
伍凡：政府的报告还显示，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普遍都有增长，只有日本例外。美日贸易赤字依然保持在前一个月的66亿美元。美国与加拿大的赤字从 60亿美元增加到67亿美元，与墨西哥的赤字从35亿增长到42亿美元，与欧盟的赤字从112亿增长到113亿美元。但这些增长都没有中国的高。这样的结果是非常的惊人。
草庵：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85亿美元，这肯定会使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跟中国官员的谈判更加艰苦。双边的赤字太大了，太不平衡了。美国跟世界各国的平均进出口比例是162比100。但是在2004年，美国每进口566美元的中国货，只往中国出口100美元的美国货。这样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会在今后导致双边关系更加紧张。大家想一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出口比例是1.62:1而中美之间的进出口比例高达5.66:1。这个比例是其他国家的三倍。这让美国百姓和国会感到非常的震惊。
伍凡：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有在中国大幅度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的时候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目前，中共没有进行深入政治方面的改革，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这就形成了富人有钱，但更愿意到海外消费，而且消费行不成气候。是少数。绝大部分的贫民没有钱去消费。这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内需。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和社会现状，只能更加加剧社会贫富的差距。
草庵：美国指责中国并采取强大的压力是有事实和数据为根据的，这也是美国掌握的中国把柄。根据中国官方最近的数据，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到了一万四千亿美元的地步，也就是说，今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几乎是ＧＤＰ总额的百分之百。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规律，也说明中国经济政策出了问题。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元债券，这么做的结果是，按照发达国家标准衡量还缺乏资本的中国，在为美国提供大量的低息贷款。而将经济发展的成果贡献给了西方国家。
伍凡：根据数据说明，美国的进出口占ＧＮＰ的比例一直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徘徊。世界上只有象新加坡这样极度缺乏资源的小国才会出现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例超过百分之百。而依赖进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也是极为不安全的经济政策。中国这样依赖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就必然丧失自己的经济主动权。一旦中国出口经济被抑制，中国经济就会全面倒退甚至会崩溃。依照目前的情况看，中共根本就无法承受进出口贸易严重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也算是美国手中的另一个把柄。
草庵：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纺织品谈判问题，我们谈过几次了，但根本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解决了政治体制问题，让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回归到自由市场经济上，中国就不会有把柄被美国抓住。也就不会出现一方面将经济增长的好处出让给海外西方国家，另一方面还要受控他人的情况。
伍凡：关键问题还是执政党的利益问题，他是否愿意牺牲执政党的利益而将全国百姓的利益考虑进来。这还是关系到执政党是否可以并愿意将中国的经济真相告诉大家的问题。否则，既然中国经济这么好，为什么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百姓购买力提高了很多，大家都有好处，为什么不愿意升值呢？
草庵：其实，人民币是否升值，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不需要干涉，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任何政府也无权去干涉。他本身就是货币的价格，百姓愿意出多少钱去买另一个国家的货币是自己的事情，政府凭什么干涉百姓呢，否则这与百姓去市场买苹果，他愿意出多少钱买一斤苹果是一个道理，政府凭什么要强制制定苹果的价格，而且是两国政府去谈判制定苹果价格，来强制两国百姓来遵守。
伍凡：是啊，很多事情看似复杂，其实讲出来道理很简单。今天，我，们基本谈清楚了这个问题。节目时间也到了。各位观众，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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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经合组织（OECD）也在第一次对中国经济作了一番认真的调查，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腐败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0%到5.0%，约合4090亿到6830亿元人民币（500亿到840亿美元)”。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
草庵：经合组织（OECD）有着富国俱乐部之称，他的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的，报告作者之一帕托克（Janos Bertok）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中国1987年到1992年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现象大幅度增加。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减少，因为随着经济增长，腐败的机会也增加了。从1993年到1997年，中国调查的腐败案达到387,352起。
伍凡：在这个报告中还说：“在逃官员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国有企业的高级主管，非法带出国的资金数额约在87.5亿和500亿美元之间。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这说明中国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民主重视。
草庵：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报告，我们还会从这份报告中读出更多的消息。155个国家的营商环境中，我们最关心的，自然是中国。看了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后，感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OECD的报告认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GDP已经达到57%。这份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评价或者说排名，与中国二十年来年均9.5%（官方说法）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相承，可是也看到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很浅。
伍凡：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91，排名第一的是新西兰，最差的是非洲的刚果。其中创业方面，中国排名126，最好的是加拿大，最差的安哥拉；在商业许可方面（也就是办证方面），中国排名136，其中最好的是帕劳群岛，最差的是坦桑尼亚；在工人雇佣和解雇方面,中国排名87，最好的是帕劳群岛，最差的是布基纳法索；财产登记和保护方面，中国排名24，其中最好的是新西兰，最差的是尼日尼亚；在信用方面，中国排名113，最好的是英国，最差的是柬埔寨；在保护投资者方面，中国排名100，最好的是新西兰，最差的是阿富汗；在纳税方面，中国排名119位，最好的是马尔代夫，最差的是Belarus；国际贸易方面，中国排名48位，最好的是丹麦，最差的是伊拉克；在执行合约方面，中国排名47位，最好的是挪威，最差的是Timor-Leste；在破产方面，中国排名59位，最好的是日本，最差的是West Bank and Gaza。
草庵：这是个非常详细但有非常有趣的报告，这也是多年来经合组织第一次将中国情况做这样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调查。我们先说在中国创业，在中国办一个公司在中国，开办一家公司平均要经过13个步骤，亚太国家平均8个步骤，OECD成员国平均6个步骤；平均需要48天，亚太国家平均需要51天，OECD成员国仅仅需要19天；开办成本，在中国要花费人均国民收入的13.6%，OECD成员国仅仅花费人均收入的6.5%；注册资金，在中国，开公司要预先存入银行一定的资金，额度平均为人均收入的 946.7%，而OECD成员国，仅仅需要存入人均收入的28.9%。为什么要那么多步骤呢？为什么要那么多天呢？为什么要那么多费用呢？难道官僚们不知道企业的成立意味着工作机会的增加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吗？，哈哈，中共怎么不知道？但主要还不是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利。
伍凡：再说办证上面，这方面中国排名136。如果企业需要许可证或者其他需要批准的证的话，根据2005年的这份报告，在中国办证平均需要30个步骤，亚太地区平均需要17步， OECD成员国平均14步；在中国，完成一个办证过程平均需要363天，亚太地区平均需要153天，OECD成员国需要150天；花费成本在中国占人均收入的126%，亚太地区平均需要141.5%，OECD成员国需要68%
草庵：但中国在各个方面不总是落后的，也有比较靠前的排名，但这个排名有有点问题，比如在劳工的雇佣和解雇方面，这方面中国排名大大靠前，87位，当然，由于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组织自然服从执政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会在细枝末节方面寻找政府和企业的麻烦。报告把劳工的解雇和雇佣的四个方面按照难易程度打分，最低0分，最高100分，分值越高，表明相关法律越严格。其中，雇用工人的难度，中国11分，亚太地区27.3，经合组织成员国29.5,这个指标的高分于我国相对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分不开，同时，我国劳工维权方面的法律体系建设还很薄弱；Rigidity of Hours Index，工作时间的刚性？这个指标中国40分，亚太地区30.8分，经合组织成员国50分；解雇工人的难度，中国40分，亚太地区23.3，经合组织成员国27.3，这说明，在中国，解雇工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农民工，遭到解雇往往只能拿到往日的工资；Rigidity of Employment Index，是上面三个指标的平均，中国30，亚太地区27.2，经合组织成员国35.7。接下来是可以用薪水衡量的指标，雇用成本，中国是工资的 30%，亚太地区9.1%,经合组织成员国20.8%。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待完善。解雇成本，Firing costs，或者补偿的标准，用周工资(weeks of wages)衡量，中国90周，亚太地区46.1，经合组织32.6周，这个有可能高估了，尤其是农民工，遭到解雇，能拿回往日的工资就不错了，指望更多的补偿？
伍凡：还有一个排名更靠前，这就是登记财产。中国在这个项目排名24。这个过程，在中国需要3个步骤，亚太地区4 个，经合组织4个。需要时间，中国32天，亚太地区60天，经合组织成员国33天。登记费用或者成本，在中国，此项费用平均占财产价值的3.1%，亚太地区占4.7%，经合组织成员国占4.7%。这点中国是进步的让人惊讶，难道中国保护私有财产的力度如此之大？问题是登记容易，侵犯起来也比较容易，尤其是动用公权力的侵犯，在内地有过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野蛮拆迁。公民辛辛苦苦盖的房子，产权也非常明确，但是为了所谓的发展大计，往往推土机取代了耐心细致的协商。
草庵：还有一个信用问题，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中国目前的很多经济问题都出自这个问题，获得信贷(Getting Credit)。这个部分主要测量借贷双方的法律权利的保护和信用信息的分享程度。其中公平法律保护的分数从0到10，分数越高说明信贷环境越好，更有利于想贷款的人尽快贷到款。中国在这方面的分数是2，亚太地区5.3，经合组织成员国6.3，这似乎可以联系到民营资本获得信贷比较困难的方面。信用报告，表示信用信息通过公共和民营机构向社会提供分享的范围、渠道或者质量。0到6分，分数越高说明信用体系越完善。其中，中国3分，亚太地区2.5分，经合组织5分。公开信用方面，中国有0.4%的成年人有在公共机构的信用信息，而亚太地区1.7%，经合组织7.8%；在私人信用方面，中国为0，亚太地区 12.7%，经合组织为58%。这说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薄弱。难怪中国的银行不敢放心得向私人放款，内地高校针对贫困生的助学贷款也因为金融机构的迟疑而雷声大雨点小，公司之间的信用欺诈行为也很常见，这些问题有道德的因素，但是依靠道德的建设太过遥远，还是尽快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以及制度比较牢靠。
伍凡：有趣的是在保护投资者方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瓶颈就是资本不足。中国通过招揽来自港澳台、欧美诸国的投资者来弥补不足。不但养育了国内的私人投资者，而且也为政府获得了基本建设的财源。现在，全世界都在争夺资本。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的作用已经让位于知识或者信息。但是在于100多个嗷嗷待哺的发展中国家争夺资本的中国，还是处于工业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经济发动机就是资本。而资本的代言人就是投资者。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两盏灯塔，问题时，当这两个优势耗尽以后呢？这个指标中国排名100位。可见，那两盏灯塔发的光有多么的亮，亮的投资者暂时忽略了其他的暗。这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保护。每个指标的分数从0到10。分值越高表明交易越透明，管理者的责任越大，股东的权力越大。在交易的透明度方面，中国为10，亚太地区5.7，经合组织6.0。,管理者的责任，中国为1，亚太地区4.1，经合组织 5.3；在股东的权利方面，中国为2，亚太地区为6.1，经合组织为6.7；总的来说，对投资者的保护方面，中国为4.3，亚太地区为5.3,经合组织为 6.0。
草庵：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是征税方面。纳税是一个好公民的责任。有人说想知道税收的流向。那就要认真阅读每年两会的预结算报告。如果你没有耐心，不读也没有关系。因为总要通过。主要是过程没有得到监督。但还是需要赋税。有人说，国有资产如果被耗尽，公共建设怎么办错了。公共建设的主要来源应该是税收。为了国有资产增值而办国有企业，除掉战略资源的行业，纯粹是与民争利。老百姓做个生意已经很辛苦了，你政府干吗插一杠子呢？谁能竞争过你政府呢？在中国，企业家平均要缴纳34个名目的税收，亚太地区平均28个，经合组织16个；纳税耗费时间，中国584个小时，亚太地区平均251个小时，经合组织192个小时；纳税数额占总利润的比例，中国46.9%，亚太地区31.2%，经合组织46.1%。可见，中共一方面是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是大肆征税。
伍凡：中国目前已经是出口大国了，经合组织预测，中国5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本段所涉进出口的过程从贸易双方签订最终合同开始，到货物的交付为止。出口要办的公文，中国6，亚太地区平均6，经合组织5；Signatures for export（签章），中国7，亚太地区7，经合组织3；出口时间，中国20天，亚太地区平均25天，经合组织12天；进口所需公文，中国11，亚太地区10，经合组织6；Signatures for import，中国8，亚太地区8，经合组织3；进口所需时间，中国24天，亚太地区27天，经合组织14天。在进出口方面，大概中国起步比较晚，有后发优势，在亚太范围内比较宽松，但是，比较经合组织所属的30个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草庵：有贸易就要有合约，在执行合同方面，在中国，执行合同这样一个过程，在中国需要经过25个步骤，亚太地区30个步骤，经合组织19个步骤；在中国需要241天，亚太地区需要 393天，在经合组织232天；成本占债务的比例，中国是25.5%，亚太地区是59.4%,经合组织是10.9%。
伍凡：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这就是破产。对于杨白劳们来说，破产意味着一种解脱。对于黄世仁来说，杨白劳的破产意味着一种损失。黄世仁理所当然要参与杨白劳破产的过程。杨白劳如果不破产，会继续耗费社会的资源。在中国，破产需要2.4年才能完成，亚太国家平均要3.3年，经合组织要1.5年；破产成本，中国破产成本占资产的22%，亚太地区平均27.6%,经合组织平均7.6%；偿还率方面，黄世仁能够从杨白劳身上平均亿美元债务可以拿到多少美分，中国 31.54，亚太地区26.4%，经合组织73.5%。发达国家的企业死得快，成本低，黄世仁得到的赔偿多。
草庵：中国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将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两个优势发挥出来，在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的情况下，激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建立在这两种优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国际压力、人权保护等等问题都将现任政府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科学发展观上面。目前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改革是否走向了尽头？是否需要适当回头？企业家的利益许不需要继续加大保护，都成为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来自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如果信任他们的数据和分析的话，中国在市场化方面的这十个方面，与30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的差距还比较大。总的来说，在155个国家中，中国排名91位，比起以前将农副处卖鸡蛋的行为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八十年代初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虎视眈眈，力图赶上的时候，中国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排名，一方面显示如果继续市场化改革，经济将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一方面也显示，如果改革踟蹰不前，在营商环境的全球竞争中继续落后下去，一旦优势不再，经济增长将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拉美，七八十年代的东南亚一样，春晖烂漫数十年，虎兕相逢大梦归。
伍凡：看来中国的整体上的经济改革并不是非常的完整，我们今天讨论经合组织的这份报告，就很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情况远不是中共自己吹嘘的那样好，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合理。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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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今年7月，在广州市番禺区太石村发生了一件震惊北京中共中央，并且传遍了全球的事件。事件本身并不大，仅仅是村民们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不成功，被迫用接力绝食的方式表达抗议，坚持要依法罢免村主任。
草庵：是的，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大，但在现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就有普遍性的、全国性的政治意义。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选举出村委会主任，当然村民有权罢免他。但是，中共的乡政府和区政府派出防暴警察捉村民，不准村民罢免村主任。这背后就大有问题了。这在民主国家是不会出现这种怪事的，选民和媒体绝不会罢休的。
伍凡：今年7月，该村400多名村民在发现村委会干部非法出卖集体土地、村里的上千万土地出让费的去向不明，补偿款不落实到位、和村里存在重大财务不清的证据之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上级部门递交了要求罢免村主任陈进生的动议，他们便走上非暴力的依法维权之路。然而，地方政府先是责令镇政府部门多次强行冲击太石村财会室，而后又于8月 16日出动600余名防暴警察和武装警察，打伤50余名村民，重伤2人（包括一名80多岁的阿婆和一名16岁的少年），并抓走7名依法推动罢免活动的村民领头人，在此过程中，村民一直没有还手。
8月29日，在必须对太石村民罢免动议作出答复的法定日期，番禺区民政局拒绝批准太石村民的罢免动议，太石村民被迫选择激烈行为。8月 31日，80余名村民在区政府门前绝食抗议，警方抓走3位村民，并于次日晨强行拉走和驱散其余绝食村民；9月2日，又有40多名村民赶到区政府门前绝食。
草庵：太石村事件有几特点很显著：
1. 太石村人口总数为2075人，合法选民为1400余人，只要有近300个签名真实有效，就可以达到罢免所需要的法定人数。可见太石村居民是遵守和执行法律的，只是在政府拒绝按村民要求罢免村主任，并冲击太石村财会室后，村民们才开始静座示威和绝食。
2. 太石村村民通过和平示威方式维护权利，警察打不还手。同时寻求律师协助，通过法律途径和政府部门协商，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这和其它地区的农民维权活动 ----- 用包围和冲击乡区县政府的方式有不同之处。正是这些特点，太石村的维权活动的意义突显出了，国内外学者和异议人士都广泛的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伍凡：太石村事件有几件最新的发展：
1. 区政府同意按村民们要求罢免村主任；
2. 政府提名7名村委会候选人名单，不为村民们接受，村民自由提出另外7名村委会候选人名单，并己全部当选；
3. 9月12日上午9时左右，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出动63辆警车，近千名防暴警察、普通警察和治安队员，以闪电般速度插入太石村村部。在场守护财会室的数十名村民，多为上了年龄的女性。政府先用防暴警封住所有通往村部的道路，而后使用消防车的高压水喉对着那些高龄女村民不断喷射，当场有数十人被水龙头击倒在地，有二至三人晕死过去。警察立即上前，将她们抬到事先准备好的救护车上，而后继续向前强力推进。一位坚决守护合法的集体财产的女村民遭到了暴烈的殴打，身体多处受伤，她和其余在场坚决不退却的几十位村民全部被警察抓走。
草庵：中共政府在同意罢免村主任并改选村委会之后，突然近千名防暴警察、普通警察和治安队员，以闪电般速度插入太石村村部，抢走了财会财的保险柜和账册。可见，太石村事件的贪污活动与上级政府有密切关系。可能贪污主犯在上级政府内。
伍凡：草庵兄，你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在网上有位署名洗岩的一位先生，你可能对他还有点了解，他对此判断也写了分析文章。请你介绍下他的分析观点。
草庵：他认为太石村财务帐中必定存有某些大人物腐败行为的证据，如果腐败罪证被曝光，不但政治生命就此彻底终结，很可能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将太石村财务帐册处于“自己人”控制下或销毁这些罪证是当事人的第一需要；媒体越关注，罪证曝光的后果越严重，越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财务帐册、销毁罪证。人们不知道上述当事人是何方神圣，但不难推断他有能力让原太石村主任进行暗箱操作、出卖集体利益，有能力让鱼窝头镇政府官员带人冲击太石村财会室，让番禺区公安分局出动数百名警察到太石村绑架、殴打参与罢免的村民；有能力让番禺区民政局违法拒绝村民的罢免动议，最后，他有能力让番禺区政府出动63辆警车、近千名防暴警察、普通警察和治安队员强行占领财会室，销毁相关证据。这样的人当然神通广大，它更可能是一个网络、一个“腐败共同体”。
伍凡：从太石村这么一个小小村庄村委会发生的贪污事件可以引伸来观察全国的政治形势。由于国内外媒体关注广泛报导太石村事件，国内学者众多评论，中共北京当局必定会关注此事。但此事涉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北京中央政府相当难以插手处理。前几天，香港《亚洲周刊》刊出一篇报导：挟经济以自重，地方向中央说不 ----- 广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管住媒体，禁止媒体异地监督，要批评异地党政干部要先获得异地党政机构批准同意，致使不少媒体挥刀自宫，惨遭阉割。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央简政放权，地方、企业获利自主，致使地方权力及经济实力不断膨胀，成为可以与中央博弈的筹码。地方政府羽毛已丰，财大气粗，地方利益“公司化”，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向中央说不或阳奉阴违，导致中央政策难以向下贯彻，政令难通。地方自定法规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不服中央部门批评管辖的行为日见突出。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纷赴地方考察，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总理温家宝应广东“要求”南下考察，要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微妙矛盾。
广州市番禺区以下的中共官僚敢于明目张胆破坏法律，就在于广东不把北京中央放在眼里。太石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现状，这无疑是会加速中共政权削弱和瓦解的过程。
草庵：从农民维权的角度来观察，由于太石村村民不到北京或广州上访维权，而是在当地在现有法律制度架构内、采用罢免和选举手段对付贪官，寻求律师协助，并加以用和平静坐绝食方式的政治手段相结合，这类似于走上印度甘地式的维权抗议模式，这有可能在全国维权运动中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如果能够成功，将影响全国维权运动的发展方向。由此，四川学者、作家王怡先生说：“太石村这个事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可能是一个民主改革的、农民要求得到政治权利的“小岗村”的事件。” 范亚峰先生认为，太石模式是中国宪政民主进程中，自发生成的维权模式，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
参与联署声明的在北京作家刘晓波先生发表感想：“我对这些农民呢，说实在的，打从心里钦佩他们。像我们这些读书写东西的人，在他们这种实际行动的面前，只有支持或者是谦卑的份儿。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行动的先知、行动的圣徒。太石村的农民们不管他们是有意无意的，客观上他们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他们的这种行为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传播得越广越好。”
伍凡：温家宝最近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如果能把一个村子的事情治理好，那他们完全有能力治理好一个乡镇、一个县” ；几乎同时，胡锦涛在访问北美三国之前也大谈“民主”。现在太石村村民要按照宪法行使罢免和选举权利，他们两人应该兑现“民主”言论，立即处理太石村事件，并在全国推广。可见，太石村事件对胡温政权是个不小的压力。在北京的中国著名学者刘军宁先生说：“太石村的这个事态的发展，或者说太石村事件，是检验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民主选举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草庵：在太石村事件发展过程中，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作家郭飞雄先生，一直关注着太石村事件。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智晟律师认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郭飞雄已经落入当局的黑手。我们应该广泛的呼吁世人关注郭飞雄先生的安全，他是被警察秘密关押了，不公布也不通知家人。
伍凡：太石村事件及维权运动中的许多事件显示，在中共政权统治在中国己堕落到只靠特务和警察来维持统治了。现在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所有关系，都是通过警察来体现，一拨一拨，一遍一遍，出动的都是警察，整个目前对大陆的控制，剩下的唯一方式简单化了，就是警察。防暴警察、普通警察、网路警察、武警部队、城市防暴部队，这己接近苏联垮台前的状况了。现今中共仅靠几百万警察统治，而过去依靠数千万成员的中共组织系统来嵌制人民的功能不见了，可见中共统治能力己虚弱到何等地步，只要太石村式的维权运动在全国范围推广，则中国在民主宪政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共统治离寿终正寝也不远了。
草庵：今天时间快到了，该结束今天的讨论了。谢谢各位收到《独立评论》，再见。
伍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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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大陆最热门的话题是《超级女声》节目。今天我就和草庵与大家讨论一下超级女声的现象。
草庵：超级女声是湖南电视台举办的一个演唱比赛会。原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电视节目，但他在中国大陆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仅是新闻界，演艺界，而且震惊了政治届，包括中共中央政府。而且引起了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伍凡：中国的超级女声节目基本上是复制了美国电视节目《美国偶像》。他采取了大众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观众喜欢的演员，同时用选举的方式类让观众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超级女声是中国大陆百姓首次可以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自己选中的目标，是首次百姓自己来决定，而不是有政府或所谓的专家来决定。他的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参与的民众有千万之多。各个参选的选手也组织了拉票的竞选团。彻底颠覆了大陆政府一贯的独裁方式。
草庵：这个超级女声节目的选举方式很独特，设计的人也很聪明，他基本上采取的是西方民主社会的选举模式。超级女声的淘汰方式由三个程序决定：
观众决定谁第一个进级和谁第一个出局；
评委决定谁第二个进级；
本轮比赛已经被淘汰的其他选手决定PK台上谁进级。
第一程序决定了超级女生必须对得起观众。
第二程序决定了超级女生要对得起评委。
第三程序决定了超级女生必须善待自己的竞争者。
fans阵营强大的人可以不理评委和其他姐姐妹妹。能搞顶评委的可以不理观众和其他选手。能搞定其他选手的可以不鸟观众和评委。当然要赢得上台资格和最终冠军，还必须赢得观众。
通过超女可以锻炼那些竞选能力呢？争取观众就是争取选民，争取公众；争取评委就是争取政论者，清流；争取其他选手就是搞定其他党派，搞定议会。
总之超级女生的选举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以粉丝力量为中流砥柱，各种力量相互制横，系统的、团结的、胜利的全民大选举。
伍凡：这种方式和西方的选举模式非常接近。而且这此选举超女基本上是依靠百姓的每人一票。以前，中共一直说中国不适合民主，只要一民主，国家就会乱。这次超女的选举非常激烈，各地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阵容庞大的助选团。很多助选团自己筹集资金租酒店，租办公室，甚至自己制作招贴广告，制作统一服装。到处去宣传广告，为自己喜欢的演员拉选票。可是这种全国沸腾的情况下，竟然是非常的井井有条，秩序良好。各家媒体整天报道，全国没有出现一起因为超女选举引发的恶性案件。这怎么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全面选举呢？这次选举超女，本身就是一次民主选举的良好示范。
草庵：是，民主本身就没有素质可分，当年美国在两百年前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他的各项条件都不如今天的中国，但他实现了民主。我们怎么能说今天的中国不如两百年前的美国百姓吗？但这次超女的选举确实对中共震动非常的大。首先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急点压制。中央电视台连续一周动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压制湖南电视台的超女节目。难道中共害怕几个唱歌的小姑娘。
伍凡：中共不是害怕超女，中共害怕选举，超级女声节目本身采取的是民主选举制度，这才是中共害怕的。中共看到民主选举是这样的秩序良好，这样的有效。怎么能不害怕呢。超女事件一结束，就有人写文章来攻击，提出了要防范“颜色革命”并声称这是敌对势力改变中国的一种方式，要注意警惕。这就反映了中共对任何民主方式都是十分的惧怕，连娱乐节目都非常的恐惧。
草庵：国内对这个方式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批评超女“民主”有三大缺点：大众评委是民主集中制、短信投票是多数人暴政、规则由电视台控制是商业控制全局。许文最后一段其实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的民主。而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民主正是威权意志的最好掩护。今日的娱乐，就是明日的政治。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伍凡：著名的年轻记者安替是国内一家大型的中共媒体记者。他就写文章说：许纪霖虽然是著名教授，但这篇文章显示了许的政治学功底比较差，短短千字的反超女文章，竟然出现了匪夷所思的逻辑错误。一个常识就是：你不可以说一个男人性无能的同时又指责他强奸少女无数，因为逻辑必须周全。许教授让我们警惕民粹民主，因为它“正是威权意志的最好掩护”。不过我怎么觉得许在讲一个笑话？威权意志需要掩护？我们喜欢超女，就是因为她给了中国人民一个机会，知道了威权意志的可恶和自由选择的可爱，这种我们很少能获得的反对威权意志的机会，怎么在许教授的眼中，就成了威权意志最好的掩护？这不是黑白颠倒吗？难道反对威权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像许教授一样，坐在学院里面拿上海政府津贴随意臧否可怜的民众自由？到底谁是威权意志的最好掩护？是超女还是教授您？我们中国人民很可怜的，才有了一个模拟民主的超女，就有教授来说三道四。可当我们受到压迫的时候，当我们的利益被剥夺的时候，这些反对民粹民主的学院教授们全部装死，没有任何发言。许教授善良地提醒我们不要迎来未来的不幸，但是他根本不在乎我们当下的不幸。我们活在当下。数千万人挣扎在当下。有人失地、有人饿死、有人被虐、有人遭受不公，巨大的苦难蔓延在中华大地上。学院教授当然也有自己安心做学问的自由，但是如果要摆出公共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的样子，那必须了解这样常识：要想有资格讨论当下，必须首先反对当下苦难的源头。这个苦难源头不是超女，也不是民粹，而是众多学院教授也处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三个代表，我们却无人可以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追求民主、甚至连类似民主的东西也追捧的原因，因为除了民主，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们。
草庵：另一位学者顾昀则说：湖南卫视在超级女声最后一场“比赛”中，有两个向度的屈服，一是上面说的屈服于“政治压力”，把比赛搞得不伦不类；还有就是屈服于“民意”，相对独立客观的专业评委与大众评审机制被洪水猛兽般的短信民意所压制，怕引起民意不满而把最后结果完全听诸短信PK。这当然是讨巧的，却让人有一点遗憾。因为如果真的要将“超女”的评选机制视为一种民主模型的话，民意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客观独立的（如果它是客观独立的话）专业评委与大众评审的声音也不可或缺。我完全认可这一个结果，因为民意的胜利在中国向来是稀缺之物。娱乐毕竟是娱乐，娱乐永远不是政治。人家本来就是商业化活动，也就没有理由不让人家按商业规律办事。至于从超级女生的比赛中，窥探到中国新生代的民主与理性精神，那是从其社会效应而言的。一开始就带有政治目的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应该说尚未出现，或者说目前也不可能出现。我们必须承认一点，超级女声是一场娱乐，但在这场娱乐里，从新生代的参与当中，我看到了在中国民主精神生长的一种可能。在这一场娱乐大投票中，新生代的许多行为带有民主实践意味，而如果我们承认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积木游戏，就完全没有必要对此不屑一顾甚或加以耻笑。民主选举在现实中，从来就没有以她最完美的面目示人，我们所见到的民主选举，永远都有遗憾和缺失，想在一场商业娱乐节目中寻找完美的民主机制，自然要让精英们失望透顶。让我们把眼光放低一点，让我们更务实一点吧，而不是关起门来谈完美的民主模型。
伍凡：这三人的意见基本上体现了目前中国两派势力的观点。一方是认为这样的民主方式不可行，是民粹的民主是危险的。另一派是认为，民主本身也有缺陷，不是完美的。但他基本上能体现人民的意愿，在中国是可行的。而且，这次超级女声的选举是年轻一代民主的启蒙，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有相当大的意义。
草庵：从海外来看，超级女声的反映也相当的强烈。很多海外华人也积极参与，字竞选的现场就有从海外打到过内的贺电和电话。尽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级女声的选举，但确实牵引了全球的华人之心。这也说明了，不管是那里的华人，只要中共给予他们选举的权利，他们就会参与。而国内甚至有八十几岁的老人写信给超级女声的竞选者，可见，只要独裁者给百姓自主的权利，任何百姓都会参与，而且是很和平的参与。
伍凡：超级女声之后，全国的反映极大，它的收视率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对中共的震动也非常的大，而且中共对百姓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进行联系，拉选票也非常的关注。有人就讲，目前科技进步的非常快，网络，无线电话，只要大家发出一个消息，很快就能传遍全国。这就使中共非常的头痛。中共以往就是依靠封锁消息，独家控制新闻媒体来愚弄百姓，欺负百姓，统治中国，如果百姓们依赖现代科技反对中共，这中共就面临着巨大的统治风险。而且在这次电话短讯的传递中，基本上是用转发的形式进行的，这也就避免了一个消息经过多人传递后发生的传统的信息失真问题，任何一个消息都可以真实的，迅速地传遍全国。现代的科技进步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化创造了极好的物质条件。这也是让中共心惊跳的一个重要原因。
草庵：确实如此，超级女声之后，各个网络论坛都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很多人就提出，中国可以进行超级女声选举，为什么不能进行一次超男选举？我们用手机短讯进行一次我们的超男选举。
伍凡：你说的超男选举实际上就意喻着大家希望进行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主选举，用手机选举自己的国家总统或国家主席，这样的期盼实际上是全国百姓对中共独裁者的厌恶和渴望民主的心声。事实上，大家可以自由选举超级女声，为什么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进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世界上采取独裁的，不民主的国家是少数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采取了民主选举的方式来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而事实上，凡是采取民主制度的国家，几乎都是发达的，和平的，百姓安居乐业的国家。而采取独裁制度的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社会不安定的国家。
草庵：超级女声的现象在中国的出现不奇怪，尽管中共采取的是独裁的统治方式，但百姓还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姓会利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近一千万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是中国百姓素质低，也不是中国百姓不愿意建立并实行民主制度。而是中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裁利益。
伍凡：尽管中共非常不愿意看到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但我们毕竟看到了超级女声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中国极力压制并缩小超级女声对自由选举制度的示范作用，但他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不管他是否是商业性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对中共的一个极大的压力和政治宣示。中共如何面对这样的百姓政治压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会密切注意中国大陆的超级女声现象。
草庵：确实如此。中共在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顽强不屈服精神之后，现在又将面临着中国大陆的百姓的民主要求。超级女声的自由选举示范之后，中共何去何从，我们也将拭目以待。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伍凡：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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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前几天，中国一些经济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要是讨论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向问题。其中一位主要的学者林毅夫做了一个悲观的总结。伍凡兄，林毅夫是位您认识的朋友。
伍凡：是。我们曾在ＵＣＬＡ与林毅夫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辩论。林毅夫原来是国民党军官，也是蒋经国重点培养的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后来他叛逃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位经济学家，目前在大陆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草庵：受人民币升值及宏观调控的双重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将出现生产过剩引起的“停滞性通膨”。同时，多位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若当前经济仍得不到改善，明、后年的经济增长将不容乐观，恐出现低经济增长的局面。中国自1998年以来，大部分制造业过度生产，2003 年及2004年某些行业过度投资，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将出现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问题。
伍凡：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如果其背后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的话，今年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很可能会出现紧缩的情形。中国央行也发现经济趋冷现象，在六月分采取适当的货币宽松政策，六月分人民币贷款达到4,653亿元人民币，为五月分的4.3倍。
草庵：中国大陆商品市场供过于求持续恶化，大陆39个工业行业今年前五个月的产品库存量平均增加一成九，尤其钢材、水泥等过量供应，连带影响下游消费品的供需关系，国际分析师指出，产能过剩将使大陆下半年通货紧缩，经济成长趋缓，中共商务官员则预计，产能过剩高峰期将于2007年出现，更可能触发三兆元人民币的坏帐危机。
伍凡：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花旗集团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减速表示担忧后，雷曼兄弟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也表示，该报告还强调，中国大陆强劲的增长掩饰了供过于求的经济问题，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导致多个上游产业产能过剩，尤其是工业材料及用来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机械设备。当这些产品最大的需求市场：房地产市场冷却时，问题即开始浮现。
草庵：另外在会议中还有位大陆的重要学者兼官员王建先生参加。他是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同时也担任国安部所属的经济安全委员会的主任。为中共重要经济决策顾问之一.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力.
伍凡：在王建看来，本轮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重工业的投资带动。重工业的建设平均周期是5年，从时间序列来讲，这轮投资起于2003年，到2005年，土建建设阶段已基本过去，下一阶段将主要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试生产，而2007年将是本轮投资高峰的收尾期，将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能力投放的状况。但是由于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被投资需求拉动的，而其背景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居民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这样就会在投资高峰过去后形成产出高峰，形成需求屏障，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裂，其现实的表现就是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以往在宏观调控中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供给不足问题，未来几年我们则可能要首次面对生产过剩问题，我们还缺乏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这是对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新挑战
草庵：确实如此。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确实是掩盖了很多问题。大陆经济改革一直是以投资拉动为主，并不是以技术拉动经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有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中共一直掩盖这些问题，并坚持宣称中国经济非常稳定健康。这次国内重要学者和官员的讲话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表态。我想，这说明了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上了。
伍凡：海内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看好，但也有很多人是他要崩溃，大家都奇怪的是，从中国经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非常糟糕，但中国一直没有崩溃。很多学者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问题所在。
草庵：我对这个问题这样看，我们不妨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9，能力释放型改革。第二阶段：1990──1997，减压卸责型改革。第三阶段：1997──2005，资本输血型改革
伍凡：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当年中共进行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经济改革是为了政治改革所配套的。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就是批判毛泽东的清贫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新的中共领导人就需要走一条与毛主义有区别的路线，让百姓拥护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善生活。毫无疑问，中共的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种政治目的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当年中共的新领导人几乎都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对毛主义的残酷几乎都是深恶痛绝，而对中国百姓的疾苦也比较了解。这样的思想目的就奠定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是释放民间的生产力，从本质上讲，它仍旧保持着维护党内利益和一党独裁的最终目的。农村土地承包，工厂承包，建筑承包，商店承包都成为了当时改革的灵丹妙药。这个灵丹妙药从基层的农村和企业改革中得到了验证，这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调动各个阶层的劳动积极性，中国大地四十年来第一次恢复了人的本性。这就是自私性和享受性。基层经济改革以承包制度为代表，他的效用在短期内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中国社会出现了超常规的经济发展，GDP产值以两位数增长。而这个现象也让中共在财政管理上加以发挥，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财政承包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浪费得以短暂的抑制，但这个财政承包的方式也遗留下了今日中国“财政联邦”的后遗症。而财政承包的另一个问题是贪污，腐败的公开化，利益的部门化。
草庵：是，第一阶段属于释放型，他不需要资本的投入，基本上是政策的释放。但第二极端就不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中共反思与对党内独裁警惕的终结。民间与党内的健康力量的失败造成了中共单一发展。这个发展是因为党内外信仰和道德的丧失所造成的。紧接着东欧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中共的必须采取重大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独裁并很顺利地找到一个“合理”的执政理由。这个理由就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国内经济也相当地沉闷。中共为了缓和国民的抵制情绪，改善自身形象，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资，以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的形象，中共企图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用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增长，保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外资，用廉价资源，土地及廉价劳动力来促进外贸。在这个时期，我们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以下几个特点：GDP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而另一方面，我门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公共福利开支大幅度减少。
伍凡：到了第二阶段经济改革，他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中共建政40年来的社会保障机制虽然存在，但几乎是现收现支，没有任何的盈余，甚至是亏损严重。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量的退休人员及老年医疗问题蜂拥而来。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私人经济的兴起对中共的国有企业冲击非常巨大，大量的垄断利润被私人截留，甚至被贪污。中央财政出现了巨大的赤字。而中共为了维护合理的政治统治而提出的 “大力发展经济”又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形式，逼迫着中共不得不用以下两种手段来维持：发行国债，消减公共福利开支。自 1990年开始到2004年，中国的国债发行增长都是以二位数持续的。这样的经济决策，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少有的景观。一方面是公共投资加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球的起重机聚集中国，全国一片繁荣景象。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百姓因为教育和退休金，医疗费而生活困难，甚至是走投无路。大量的贫富分化现象产生了。
草庵：中共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特征很明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极度扩张，政府人员增长迅速，财政开支加大。而为了维持这个财政平衡，就必须要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于是，中共提出了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住宅市场化，在退休金方面将责任下放省市基层的经济政策。而在政府开支方面，更多的财政收入采取了任由地方政府自己筹集的“经济联邦”制度。在这个政策的主导下，中共的教育经费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原来预算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但中共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教育经费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增长，反而呈停滞或下滑之势，使中国的教育成为世界排名倒数的二十名之内。由1990年的3.04%到1996年的 2.5%，即便是2004年，也只达到了3.14%。相反，教育部门的市场化反而用非法手段吸收中国百姓8000亿人民币的资金。这笔资金很显然是百姓的额外支出，而中国的教育成本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上升了近20倍，成为了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百姓受教育的成本远高于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奢侈。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一年是28元。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而另一方面，政府公布的全国平均教育成本则为：小学 865元，中学1383元，大学 12160元，总均4922元。政府给于的教育成本费只是实际教育成本的5%。
伍凡：在医疗保障制度上，中共由于采取市场化原则，使得中共建政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初步的大陆医疗体系一夜崩溃。看不起病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根据大陆官方的统计，截止到了2004年，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百姓占据了全部病患人数的78%，更有37%的轻微病患不敢前往医院看病，恶性疾病患者因无钱而无法得到完整救治，在家中病亡的更高达63%。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没有中国高。在卫生体系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 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43位，远远超过我国；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医疗保障系统的市场化，使得中共节省了3万亿人民币。当然，这种节省的结果是，百姓需要自己支付这额外的开支。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的税收中，卫生，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系统的开支是7.4%.。而同期的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比例高达50%以上。即使是美国，这几项开支的比例也高达42%。由此可见，仅中共以市场化为名，实际上甩包袱，推卸责任的政策，就为中共减轻了近万亿人民币/年的财政负担。事实上，世界各国普遍将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全民公益事业，即使是俄国在经历了剧烈的制度变化之时，仍未放弃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更不论英美等国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障机制。
草庵：中共的经济改革在这个阶段实施的主要手段是甩包袱，将自己的承诺和责任推卸给百姓自己。教育和医疗问题不过是其中的许多问题中的两点。他们将百姓手中的财富利用政府的政策掠夺走，维持自己的政权。仅仅从这两项上看，中共就掠夺了四万亿人民币。这几互相当与当时一年ＧＤＰ的一半。不过今天时间要到了，我们先结束这个谈话，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谈中共维持经济的钱是从哪里来。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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