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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2月)
毛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肃清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五一六通知》为契机，准备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最先响应其向现行当局造反的号召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
第一阶段：1966年5-7月 学生运动的肇始
1966 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青年讲师聂元梓带领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指责校长压制对吴晗事件的讨论，并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份子参加战斗。大字报很快被学校撕掉了，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同时发表由毛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不管黑帮“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彻底摧毁” 。毛称这张大字报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并下令电台和报纸广播刊登大字报。随着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再加上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师生激烈的行动起来。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本校党委或党支部。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内容无非是指控本校党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党组织里有黑帮之类，甚至召开批判党领导的大会。造反的学生组织在各个高校和中学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向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发动了包括肉体上的攻击。
而毛希望借此运动打倒、负责国家常务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图。6月，他们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各个高校，希望将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们的决定可能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尽管许多下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会被刘邓们陆续抛出作牺牲品，但那必须是由他们有计划、有步骤的抛出，不能让学生去乱冲乱斗。二、学生们的乱冲乱斗不但会打乱他们的计划，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局面，会危及另一些并不准备抛出去的党内要员。三、出于中共政权的本能，他们绝对敌视、憎恶这类自发的不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政治行动。
基于上述考虑，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决心要把学生们批前党委的行动纳入它所规划的形式和轨道，并以中央八条（内外有别，不上街，不游行等）作为约束学生具体行为的规范。这引发了激进学生和工作组之间的矛盾。学生指责工作组压制革命，是运动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工作组指责这些学生干扰运动的主攻方向、别有用心、对抗党的领导。于是运动演变为工作组与激进学生的斗争。校园里出现了攻击工作组的大字报，个别院校甚至发生了赶工作组的事件。对此，刘邓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遂立即责令工作组展开“反干扰”运动。
“反干扰”运动的具体作法就是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学生自然不是工作组的对手，他们纷纷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动学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等。同时，工作组组织了以那些享有特权的中共党的干部子女领导的学生组织，试图将毛所攻击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权威” 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随后，以刘邓为首的“中央” 决心把这场“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他们在全国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工矿企业、交运商业部门等所有社会单元细胞中展开了第二次“反右”运动。
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为恶劣、凶猛。这是因为：其一，它的打击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广泛得多。被打击的不但有知识份子，而且还有许多工人群众。当然，这些工人大多并不是根正苗红的血统工人，往上查一代说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国民党官吏之类。要不，就是平时“调皮捣乱”顶撞领导的家伙。其而，在第一次“反右”中，将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据主要是他“鸣放”会议上的公开言论。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据某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就认定此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时有什么“牢骚怪话”，私下有些什么“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以此把他打成“小吴晗、小邓拓”、“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６-７月的第二次“反右” 运动，直接导致了８月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同时也证明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普通百姓。其残酷无情并不亚于毛。
第二阶段：1966年8-9月 “红色恐怖”狂潮和破“四旧”
当毛发现刘邓等把他发动的旨在党内高层进行政治清洗的政治运动引入与他的原意大相径庭的第二次“反右” 时，他断然采取了措施。１９６６年７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组。８月５号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随后在其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订了“十六条”。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使运动走上毛预想的政治清洗的轨道。第二次“反右”运动是半途而废了，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依旧整不起来。而沿着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轨迹，“红色恐怖”运动轰然炸开。刘邓们的子女继承了父辈的未竟之业。
这些自认为出身好的干部子女发明了“血统论” ，即老子英雄儿好汉。他们在父辈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份子的子女)进行殴打乃至残杀。在这一期间，这批“血统论红卫兵” 的疯狂残暴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像。
8月初，佩戴有“红卫兵” 字样的袖章的学生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红卫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苏俄共产革命时的工人和士兵武装。此时出现的“红卫兵” 顾名思义就是保卫毛的战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下，短短几个星期，全国每一所大学和中学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 的口号下，杀向那些“资产阶级权威” 。
尽管“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行为也完全偏离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但毛一时并没有打算制止它。因为它还具有很大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这些疯狂的青少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狂暴残杀的同时，口中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
而毛深知，自己是非常需要形成巨大的政治威望的。只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开路才能廓清来自党内高层的异己。而“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对于树立他巨大政治权威有着莫大的功用。
8月18号，数百万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的检阅。而毛欣然的在天安门城楼上让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北京某中学学生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在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的指示无疑给红卫兵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且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狂热的红卫兵们迫不及待的准备行动了。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并打响了北京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
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尖刀连”大获全胜，大兵团全面出动。8月20 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 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
对此，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毛的命令迅速作出反应。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红卫兵小将
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
8 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员警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员警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员警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传喉舌的助威下，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渖阳、成都、南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 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这一年的8月，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连。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
8 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一切似乎如毛所愿，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许多文物毁于此时，许多中国的优秀知识份子死于此时。
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 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而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羞辱、抄家等无端污辱。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 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 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甚至连宋庆龄也受到了冲击。也许她此时才会清醒的意识到孙中山和自己都被中共欺骗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红卫兵变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档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资料，1966 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 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让我们记住这些自杀者的名字：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是极为令人发指的。它应该受到人间正义的永远谴责斥。人们实在无法想像有什么理由要对与自己无仇无怨、毫无反抗力，匍匐在脚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这种万分野蛮的行径是古斯巴达人和希特勒党卫军都做不出的。
令人遗憾的是，对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旧缺乏足够的反思。
红卫兵运动在经历了初始和血腥的破四旧时期后，走入了更为复杂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10月-12月 造反派组织的出现
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固然对树立毛的绝对权威起了极大作用，但它毕竟不在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之内。另外，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不予中止，也终究会干扰他的清洗计划。毛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1966 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以刘邓为首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的一条旨在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 “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说，毛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
而是镇压人民。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批判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给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平反，赔礼道歉。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
毛大为赞赏，并下令大量印制。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
陈伯达在报告中批判了“血统论”，称：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仅仅是为了更深入、广泛的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为毛的“战略部署”效力。在毛看来，只要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就不可能真正抛弃“血统论”。因此，当遇罗克对“血统论”展开真正的批判后，就遭到了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镇压和肉体消灭。
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和毛发出的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中共领导人的号召，使一大批出身迥异于“血统论红卫兵” 的学生组织了新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红卫兵”。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学生由于前一阶段处在政治歧视高压下，而对“血统论红卫兵” 及其父辈有着一种莫名的仇视。如今的解脱让他们开展了更为大胆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而这场运动随之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10 月，北京各个高校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11月发展到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红卫兵” 对这次运动起了极大促進作用。他们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串连”。他们大胆的行动鼓舞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书记”们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机关、工厂里的群众起来效仿“造反派红卫兵”的做法。敢于冲進单位的党委办公室、保卫科、武装部去查抄单位领导收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把档案柜打烂，抢走“黑材料” 。
而随着批判的深入，大量群众组织开始出现，特别是11月后。这些组织不再叫“红卫兵”，而叫什么兵团、战斗队、造反团之类，基本按每个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座标实行“同类项合并”。“政治品质”较高的人和较低的人有着泾渭分明的排列组合。所谓“高”、“低”系由阶级出身、本人成份、政治条件、领导关系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而成。政治品质较“高”的组织构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较“低”者构成了最初的“造反派”。
因为“保皇派”成员多是红五类或者红五类子女，一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红人（统称１７年的红人）；“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有红五类及红五类子女也有非红五类子女（包括黑五类子女），也有少数是１７年的红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平常被领导压制、歧视、排斥甚至打击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压挨整”的部份青年学生和教师，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员和青年工人等。所以“保皇派”、“保守派”组织在“批判资反线”中往往是虚晃一枪。而“造反派”组织则是真枪实刀
的对领导拉开了批判的架式。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群众的批判锋芒其实并不局限于前阶段本单位的领导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还進而清算了单位领导在文化革命前的种种恶行劣迹。比如，单位领导曾欺压过群众，曾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借机迫害过群众，曾对向他们提过意见的群众進行打击报复等等。有的群众甚至向单位领导提出要求，不但要给在前段运动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平反，而且还应给在文化革命前受过政治迫害的群众平反昭雪。要求让那些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
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送回乡的群众回来复职。从这个方面而言，文革中至少短暂的出现了民众自发的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
造反派依靠的是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单位负责人。所以双方的冲突的激烈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这一阶段，“保皇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陷入了最初的批判到无尽的暴力与报复的回圈之中。曾经被压制的黑五类人员及其子女得到了解放，曾经是红五类的人及其子女受到了批判甚至是暴力的杀戮。1966年底，因为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大多受到了批判，党政机关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此时，在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大部份成员中，红卫兵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因为红卫兵运动不仅实现了“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党的领导人的目标，而且在社会上掀起了造反的热潮，并迫使党政机关处于挨打境地。但是他们将导致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使毛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将红卫兵逐出政治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关于激進学生产生的原因
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会有如此激進的行为？包括对人的杀戮？有学者分析说，这些行为来源于一种政治变态心理，而这种心理是中共政权一手造成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品尝到了自己酿的苦酒。
有学者认为，文革前几年间，中共对学生们大量灌输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那一类文学语言的薰陶，使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将有大任降于身，将可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的潜意识。然而从这种翱翔的理想回到现实，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实都处于深重的束缚之中。现实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枯燥。尽管党也号召他们做螺丝钉，但这个号召则难在他们心中引起共
鸣。干一番大事业才是他们的向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心中存在着苦闷、不满、期待和躁动。这些心态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反抗势能，而且这势能随着时间的延伸在不断的积累中。它在左右窥伺，寻找突破口和爆破点。6月初《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动作点燃了导火索，火药桶爆炸了。
而激進学生们在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却遭到党的革命铁拳的重击，他们也在品尝自制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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