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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一直采取的是对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关系维持了一段蜜月时期。当时，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向苏联学习。在违背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等。由于中共和苏共一脉相承，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农业轻重比例失调、严重的个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等无一例外的在中国重演。
1953年史达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与中共实现了平等关系。 1954年赫鲁雪夫第一次访华。此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此后，还在国防技术，包括核技术方面给予了中共支援。赫鲁晓夫的主动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对苏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对此深表感谢。他在1956年与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1954年一直到1958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1958年后，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轰金门、苏联秘密清算史达林等问题开始出现裂痕。具体原因仍然是毛不愿再受制于苏共。
1959 年的中美戴维营会议，使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又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从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苏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时期。
1960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开始公开化。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上，中方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以及西方国家和其它非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之间散发了中苏两党争论的材料，苏联代表团离席，表示抗议。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对中共進行攻击，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 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岐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
此后，苏联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合作专案，接着两国边境接连发生小规模冲突，最后双方军队1969年在珍宝岛交火，中苏关系也随之到了最低点。中共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两国在经济上毫不往来，在政治上相互攻击，在军事上重兵对峙，在外交上各自为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决心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援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企图通过经济援助赢得亚非国家的支援。
1965 年，美国入侵北越。而此时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一贯追随中共的北越，却因为中共得到了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而拒绝出兵，中共的两面性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展现。中共外交受到了打击。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也宣告流产。10 月，印尼政府处决了一批企图颠覆政府的亲华印尼共产党员。
期间，还发生了新疆人逃亡苏联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区的边境线上，七万多人冲过哨卡，投奔苏联，成为苏联公民。此次事件被称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数万人伤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转向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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