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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偏安于江南之际，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开始强大，并逐渐统一了漠北草原，随之建立了草原帝国“大蒙古国”。新兴的蒙古国在强烈的扩张欲望驱使下，三次西征，横跨欧亚大陆，甚至打到了今天的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一带，令欧洲也为之震动。其后，回师的蒙古军队在大汗忽必烈的率领下，南下先后灭掉了西夏、金和南宋，并在1271年正式建立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大兴）。中华历史大舞台在宋朝拉上帷幕后，再度出现了一个王朝统治的格局，继续上演着似曾相识的一幕幕悲喜剧。
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在一些史学家们看来是未开化的蛮族，但事实上，它继承并发展了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对中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史书记载，元朝的创建者忽必烈热心汉文化，并在继承大汗王位后，改革蒙古旧制，实行汉法，任用汉人，吸收了汉族文化中的有益之处。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元朝时得以继续发展，文学形式上以元曲著称，并与唐诗宋词比肩共同为后世所推崇；绘画艺术则在宋朝的基础上达到了又一颠峰时期。
此外，由于蒙古三次西征，使东起太平洋，西到波罗地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直达各地，以往阻塞不通的道路得以开辟，欧亚大陆的交往在元朝时進一步加强，可以说盛极一时。这种交往一方面体现在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书籍大量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中国的火药和各种工艺技术、丝绸等商品大量進入欧洲。这种交往使东西方在科技等方面相互借鉴，進一步促進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正是得益于这种交往，才有了最早系统的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一部书：《马可·波罗游记》。书中不仅介绍了元朝大都以及其它城市的风土人情，而且向欧洲人介绍了元朝丰富的物产、发达的工商业和交通、宗教、科技和各种完善的制度，对欧洲的发展给予诸多的启示。
不过，从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交往的增多，人种的混杂也逐渐增多。其产生的后果就是这些混杂人种的后代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也使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推背图》和《梅花诗》中关于元朝建立的相关预言
《推背图》第二十五象预言了元朝的建立及整个元朝的气数。图中画一把铁斧，柄分十节，内涵十分浓缩；粗略的解释是：斧头(铁)，斧柄(木)，暗指元太祖叫铁木真；斧柄分十节意思是接下来元朝有十个皇帝。简简单单一幅图，就将一个朝代的大趋势刻画尽致。
谶文是：“北帝南臣，一兀自立。离离河水，燕巢补。”“北帝南臣”预示着南朝(汉人)将向北方(胡人)臣服。“离离河水”指元太祖称帝于离河。颂文是：“鼎足争雄事本奇，一狼二鼠判须臾。北关锁钥虽牢固，子子孙孙五五宜。” 其中“子子孙孙五五宜 ”，“五五”为“十”是一个意思，指元朝历经十个皇帝而亡。
《梅花诗》第三节是：“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天地相乘数一原”是说天干地支相乘的年代又回到了原头，就是新朝代的气数来了。“忽逢甲子又兴元”的“忽”字隐涉了元世祖忽必烈，“兴元”指元朝兴起。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即大汗位，于公元1264年（甲子年）登基兴建元朝，定年号为至元元年，后又迁都燕京。至1271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中“乾元”的意思，改国号为“大元”，统治中国。元朝虽然因元世祖忽必烈的雄才大略，而得以发展，但在忽必烈死后，就马上陷入一片争权夺位的混乱之中了。在经历了从元世祖至元顺帝的十位皇帝后, 这个辉煌一时，曾经横跨欧亚的短命王朝，就走入了灭亡。若从公元1279年宋朝最后灭亡算到公元1368年元朝被灭，也差不多八十八年，正所谓“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一句，也影射了元顺帝时，宦官扑不花扣压警讯不上报皇帝的害元之事。正是“残花”“总不言”。
元朝的建立
谈到元朝的建立，我们不得不从蒙古的崛起和发展谈起。
蒙古的崛起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蒙古的祖先是突厥族的一支，属于中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原先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外蒙古之东，以游牧为生，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南宋时部族林立，不相统属，但名义上均属于金。主要的部族有：乞颜、塔塔儿、蔑儿乞、克烈、乃蛮等。为了掠夺财富，蒙古各部贵族之间经常進行残酷的战争。
乞颜部酋长也速该，是一位勇士，曾与塔塔儿作战，一连俘杀了塔塔儿二个酋长，其中一个名叫铁木真兀格，恰在此时，也速该的妻子在家产子，新生儿“手握凝血如赤石”，也速该深以为奇，因此以铁木真之名为之命名，以纪念自己的武功。
铁木真九岁那年，也速该把铁木真带到一个朋友家订亲。他把铁木真留在朋友家里独自回家，赶了一段路，因为肚子饿，想找点东西吃，正好看见有一批塔塔儿部人在草原上举行宴会。他便下马走進人群，按照当地风俗，参加了塔塔儿人的宴会。
塔塔儿部有人认出了也速该，偷偷的在其食物里放了毒药。也速该中毒而亡。也速该一死，乞颜部失掉了首领，人心涣散，而原来归附也速该的泰亦赤部也脱离了他们，还带走了不少也速该的奴隶和牲畜。铁木真的家境逐渐恶化。
泰亦赤部的首领担心铁木真长大成人后向他们报仇，就带领人马捉拿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消息后逃到一座森林里。
铁木真在森林里躲了九天九夜，没吃没喝，最后忍不住饥饿，走了出来。他一出森林，就被泰亦赤人抓住了，并被公开示众。铁木真忍辱负重，一次趁看守不防备，逃了出来。
此后，铁木真和母亲、弟妹躲進深山里，靠捉土拨鼠、野鼠来维持生活。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练了铁木真兄弟的坚强意志。铁木真为了恢复父亲的事业，想尽办法，渐渐把原先部落失散的亲属和百姓聚拢起来，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由于铁木真兄弟能征善战，因此在与其它部落的争斗中不断取得胜利。
铁木真没有忘记自己的杀父仇人塔塔儿部首领蔑古真。没有多久，蔑古真得罪了金朝，金朝派丞相完颜襄约铁木真配合進攻塔塔儿部。铁木真认为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就和金兵一起夹击塔塔儿部，把塔塔儿部打得全军覆没，俘获了大批人口和牲畜、辎重。
以后，铁木真又经过几次战斗，陆续消灭了蒙古高原其它部落，统一了漠北草原，从此就统称草原各部为蒙古。历史再一次验证了“胜者为王”这一道理。
1206 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部族大会---忽里台大会，并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铁木真被推戴为“成吉思汗”。“成吉思”在蒙古语中，音是“大海的意思”， “汗”则代表伟大崇高，所以“成吉思汗”是“大海原的君主”，也就是“全世界的君主”之意。从这个尊号我们可以看出，蒙古人非常崇拜这位英雄。铁木真后被尊为元太祖。当时铁木真定都和林（今外蒙古库伦西南），其地初期仅有宫帐，无固定建筑物，三十年后，才开始建城垣、市场、宫殿、官署，国家的规模才算是完成。
成吉思汗即位以后，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当时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建立在军事编制和领户分封的基础之上。它按照十進制的办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打破了原来的氏族组织，并相应的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
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领户分封制。万户长和千户长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万户长及千户长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的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大小领主。享受领户分封的是宗亲和异姓功臣。还初步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其次，成吉思汗下令编制法典，称为“大札撒”。
此外，成吉思汗还下令使用蒙古文字。从此蒙古有了自己的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就是用这种文字纪录下来的。
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蒙古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汗国。
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
铁木真在北方称汗之时，南面仍旧是金、夏、南宋等三国鼎立的局面。
金国是由定居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完颜部的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的，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此后，金国开始强大，并在灭掉辽国后，向宋朝发起了進攻，俘虏了宋徽宗和钦宗等三千多皇室成员和大臣，致使北宋灭亡。在南宋偏安临安之时，金朝则统治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
西夏是由居住在西北的羌族的一支党项族建立的。1038年，元昊正式建国，并称帝。西夏主要统治西北地区。因为西夏拥有一些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因此可以先后与辽、金、宋抗衡。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不过，到了蒙古崛起时，金和西夏都开始走向衰落。
被尊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开始了他新的对外扩张行动。他将目标首先瞄准了西夏，于1209年大举進兵，迫使西夏求和。他的第二个目标是金国。蒙古原先臣服于金，成吉思汗即位后仍向金称臣纳贡。但是当成吉思汗看到金国日趋衰弱，便断绝了臣服关系。
1211 年，成吉思汗决心大举進攻金朝。他登上高山对天祈祷，说：“金朝皇帝杀害我的祖先俺巴孩，请允许我报这个仇吧！”接着，他就选了三千名精锐骑兵南下。金将胡少虎带了三十万金兵抵抗，被蒙古军打得一败涂地。过了两年，蒙古兵又打進居庸关，围攻金朝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市）。成吉思汗跟他四个儿子分兵几路，在河北广大平原上横冲直撞，所向无敌。不到五年，黄河以北尽为蒙古所有，金被迫迁都汴京，以黄河为界。
这时候，金朝内部十分混乱，金主完颜永济被杀，新即位的金宣宗不得不向成吉思汗求和，献出大批金帛，把公主嫁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才撤兵回去。
就在成吉思汗准备继续南侵之际，发生了中亚西亚的花刺子模（在今里海东，咸海西）杀害蒙古使者及商人之事。成吉思汗决定将攻击的矛头转向西方，而只派偏师去对付金国。
1219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二十万蒙古大军攻打花剌子模，占领了花剌子模的都城。随后，成吉思汗率军继续向西攻打，占领了现在的中亚细亚各国，并進入东欧斡罗思（俄罗斯）境内，1223年歼灭南俄联军八万人于迦勒迦河（喀尔科河）畔（乌克兰境内）。前锋一直打到现在的欧洲东部、伊朗北部以及印度的广大区域，于 1224年带兵回国。
成吉思汗取得胜利后，开始分封土地。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给他三个儿子。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
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成吉思汗带兵西征的时候，曾经要西夏发兵相助，西夏不但拒绝出兵，而且和金朝结了同盟。成吉思汗回来以后就决心灭掉西夏。1225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国，西夏兵死力相抗，其都城被蒙古军队围攻达半年之久。在围攻西夏京城的最后时刻，成吉思汗得了重病，死于漠北，结束了他六十六岁的辉煌一生。临终前，他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方针。不久，西夏皇帝投降，西夏王朝在拓跋氏立国一百九十年（1038-1227）后灭亡。
对成吉思汗的评价
受流传的史料所限，我们对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伟大业绩还是知之甚少。不过，从留下的有限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之人。他统一了蒙古，发动了西征，使蒙古显赫一时。他还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颁布法典《大札撒》，而且命人创造了蒙古文字。其对外的扩张行为为后世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元朝时期东西方交往的扩大成为可能。或者可以这样说，历史在这个时期造就了成吉思汗，让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加强欧亚之间的交往。
窝阔台统治时期
成吉思汗死后第二年，他的第三子窝阔台继位，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代大汗，是为太宗。窝阔台是成吉思汗诸子中最为明智的人。他具有与父亲一样的判断能力和稳重，生性随和，待人非常宽厚和慷慨。他一直跟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战功显赫。在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被确定为大汗继承人。
继续对外扩张的窝阔台
窝阔台遵循父亲的遗嘱，继续南下。他向南宋借路，包围金朝京城开封。1230年，蒙古两路進兵，一路自陕西通过兴元（今汉中），大败金兵于均州（今河南禹县）。另一路自山西蒲州渡过黄河，于1233年攻破开封，金朝皇帝逃至蔡州。蒙古又联合南宋围攻蔡州。金哀宗派使者向宋理宗（宋宁宗的继子，名叫赵昀）求和，说：“金朝被灭，下一步就挨到宋国了；如果跟我们联合，对金、宋两国都有好处。”宋理宗没有理睬他，金哀宗走投无路，只好自杀。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两军夹攻下灭亡。金自阿骨打建国，至亡国，历一百二十年（1115-1234）。
灭金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235年，窝阔台召开大会，决定第二次西征：远征今天的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这一带所有没有被征服的国家，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为统帅，而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和拖雷的长子蒙哥随军出征。
此次西征，蒙古军队于1236年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几个部落以及莫尔多瓦国；1238年攻下了莫斯科城和基辅；1241年，進攻波兰和匈牙利，并打败了波德联军。同年，窝阔台去世。1242年，拔都率军撤退，留驻在伏尔加河下游，并在此建立起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后来，拔都去世后，他的弟弟即位。虽然钦察汗国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
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波斯和南俄地区的征服。
窝阔台对蒙古国的治理
窝阔台驻营于哈拉和林。虽然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至少是从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经被选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窝阔台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围筑起防护墙，才使它成为新帝国的真正都城。
在窝阔台统治时期，他重用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并采纳了耶律楚材的诸多建议。比如在蒙古中书省的机构内设立中国、唐兀惕、回鹘、波斯等局〔回鹘人在长时期内起着重要作用〕。比如由于蒙古人长期使用适应军事需要的传令制度，耶律楚材便下令沿着这些道路，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立粮仓。此外，耶律楚材还制定了一种固定预算，以此为依据，中国人按户以银、丝和谷物交纳赋税，蒙古人交纳其马、牛、羊的10％。1230年，将被征服地区划为十路，每路都有由蒙古官员和中国文人组成的行政管理人员管理。耶律楚材还在北京和平阳办学，对年轻的蒙古封建主進行儒家教育。同时招收大批中国人進入蒙古民政机构。他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
除了耶律楚材外，窝阔台还信任聂思托里安教徒、克烈部人镇海等人。蒙古国继续以强盛的姿态向前发展着。
蒙哥统治时期
窝阔台在第二次西征中病逝后，1246年，其长子贵由被立为第三代大汗，是为定宗。1248年，贵由死在讨伐拔都的西行途中。1251年，成吉思汗最小儿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凭借其武功和拔都的支持，继承汗位，成为蒙古第四代大汗，是为宪宗。
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干斡难河源处召开的忽里台大会上，蒙哥决定派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报达（巴格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其次，蒙哥本人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重新开始发动对中国宋朝的攻势。
旭烈兀第三次西征
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巴格达）。 1259年，進军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司（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至此，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不过，后来，为争夺大汗权位，各汗国的汗矛盾激化，再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这个松散的联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独立，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
蒙哥征宋
蒙古与南宋在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主要放在西征方面。对南宋，虽也曾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宋军击败。
蒙哥即大汗位后，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進。蒙古军在進攻南宋的战争中，尽管南宋朝廷君主软弱、大臣无能，但却遇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人口众多的南方，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都市地区人口密集，唯一可能進行的战争是围攻战。在围攻战中，来自草原的牧民们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要在中国南方取得胜利，必须有大批步兵团和一整套“火炮”设备。
为此，蒙哥令忽必烈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1252年10月，忽必烈与大将军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一起离开了陕西，经四川而進入云南。云南当时尚不属于中国，它自八世纪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即南诏，或名大理，由罗罗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国人的国家。由于处在地势复杂的山区，南诏总是能够保持完整的独立。忽必烈攻占其都城大理和善阐（云南府，也许是平定乡），被中国人称为段兴智的大理王在善阐避难（1253年）。忽必烈允许大理王作为“摩诃罗嵯”继续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国人刘时中为蒙古行政官。尽管旧王朝保留了下来，但是整个云南被分割为若干蒙古军事管辖区。接着，兀良哈台攻打吐蕃，迫使他们--至少是与云南邻近的吐蕃人--承认了蒙古宗主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打安南国（都城河内）。兀良哈台从云南南下到东京平原，掠夺河内城，1258年3月，安南王陈太宗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
1258年9月，蒙哥决定亲自南下征宋。10月，他率蒙古主力从陕西進入四川，夺取了保宁。此后，在围攻战略要地合州时，蒙哥染上痢疾，于1259年8月11日在该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时，忽必烈正率领另一支蒙军从河北南下，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时，兀良哈台（他已于1257年底从东京平原回到云南）离开云南，前往广西，他在广西攻打桂林，接着又到湖南攻打长沙。这样，当蒙哥去世时，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时被围。但是，蒙哥的去世使宋朝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为了争得汗位，忽必烈暂时停止了对南宋的進攻，与宋臣贾似道和谈，签订了停战协议，即以长江作为两个帝国的共同边界线。此后，忽必烈率军返回河北。
蒙哥的统治
蒙哥即位时四十三岁，他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饮暴食，唯一的乐趣是打猎。他使札撒和祖辈的戒律恢复其原来的严厉性。他还是一位能干的领袖和严厉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辈们签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据）。当然，他更是一位头脑冷静、理智的政治家。因此，他完全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国家。他加强了行政管理机构，把蒙古帝国建设成为了一个正规的大国。
尽管在蒙哥统治初期，他出于对拔都的感恩（因为是拔都使他当上了皇帝），而默许了拔都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内实行独立统治。不过，1255年拔都去世后，蒙哥禁止了成吉思汗诸封地上的大汗的分裂蒙古帝国的行为，比如不允许他们享有免税权，或者与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国家的税收等。
蒙哥是由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母亲、克烈部公主唆鲁禾帖尼抚养大的，所以他信仰聂思托里安教。他挑选了克烈部人、聂思托里安教徒孛鲁合为丞相。但是，他也倾向于佛教和道教。
在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帝国恢复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强大，其对外的扩张为元朝的强大以及欧亚间交往的扩大進一步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建立元朝
当忽必烈听到蒙哥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与南宋暂时议和，撤兵北归。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1260年三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最终，忽必烈凭借着汉族贵族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于1264年击败了阿里不哥，成为蒙古第五代大汗。随即，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建都燕京，并仿照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了帝位继承人。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此外，他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忽必烈为元世祖。
忽必烈的身世和文治武功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拖雷共有十一子，其中长子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为同母兄弟。
据说忽必烈容貌亦非同常人。关于忽必烈的容貌，我们可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略知一二。马可·波罗的记述如下：“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
从才智上说，忽必烈也有其过人之处。他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规模宏远。年轻时常和汉人接触，因而对中国历史文化颇有心得。尤其唐太宗更成为他崇拜的对象，并且延揽大批中原汉人去加以仿效。
公元1251年，蒙哥即可汗位后，因为忽必烈对汉地情形最为熟悉，便把南方汉地交给忽必烈管理。忽必烈在金莲川设置幕府，积极网罗人材，来规划和执行重建汉地的工作，并实行宽大政治，改善了汉地纷乱不治的情况，足见其才智非同一般。
1275年，忽必烈派兵再次南下征宋。1279年，南宋王朝灭亡。至此，忽必烈不仅是大蒙古帝国可汗，而且是中国的大皇帝，更以后者为“实”，前者为“名”。
忽必烈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现在：
一、对外的武力扩张。蒙古是个好战的民族，军事的扩张几乎永无止境。他们自认为代表上帝的旨意，征服和惩罚那些不服从他们的罪人，具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忽必烈少时即征战各地，建立大元帝国后更继续扩大军事规模： 降服高丽，两次东征日本，四次南征安南，五次南征缅甸与八百媳妇，对东海与南洋群岛用兵等。
其中远征日本的出师不利，也产生了著名的日本“神风”传说。日本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失败，本想藉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但最终却因大臣的劝阻及征伐安南而将所有的准备放弃。此外，征战安南历时34年，结果却是损兵折将，除获一个藩属外，可说是得不偿失；对八百媳妇一隅之地也始终不曾征服。忽必烈对外的武力发展，在并非一帆风顺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一个饱和点。
二、开国建制。蒙古大帝国的完成以及元朝一切开国规模与各项政治制度，都是在元世祖的时候，所以元世祖属于元朝开国建制时期。由于受大臣姚枢的影响，元世祖相当仰慕汉人的文物教化，其延揽了大批包括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的汉儒，而订定出一套中国型的政治制度。包括：
１．定年号与国号。由元世祖即位开平的元年，开始定年号为中统元年。而国号则是采纳刘忠秉的建议，名为大元。过去历代都由当初封邑之名为国号，而其以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文义命名，也说明了蒙受统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后，竟以承继唐尧虞舜之绪而自居。
２．建都邑，继续推行仿唐、宋制度建立的政治体系。公元1272年，元世祖正式以燕京为大都、开平为上都。又盖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所以在地理上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国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则是负责控制北方蒙古本土。
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帝国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各个政权机构，在首都设立了六部，并将中央权力分成行政、军事、监察三大部分。同时还仿照金人作法由枢密院直接主管所辖各省。忽必烈则继续推行和完善上述政治体系。
３．隆祀典。蒙古一直以来，祭祀之礼都仅仅是割牲肉奠马乳以蒙古的巫师祝致词而已。到了元世祖时期开始大隆祀典，除了完成七庙之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礼，并还追尊皇祖考妣之尊号与庙号。
４．制定文字。蒙古人本来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之后逐渐使用畏吾儿的拼音字。后来元世祖尊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运用吐蕃文字另造蒙古新字一千余，又由于受了汉人影响，格式采用直书。
５．确定国教。蒙古在长期争战之中受了宗教影响，深刻感到要完成政治统一必须尊重宗教。所以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对宗教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众多教派中以佛教的喇嘛教最受崇敬。忽必烈本人对于佛道尊崇有加。在他的提倡下，全国佛寺达到4.2万座。
６．制定历法。元世祖一统天下便改修历法，于至元十七年颁行“授时历”，为唐宋以来最完善正确的历法。之后又经多次修订，到郭守敬修正完毕，八十几年间不曾出错，可谓元朝一大事。
７．制定行钞法。社会上流行的铜钱经宋辽金至元已非常混乱，不如银丝的简单，所以以丝银为本(纸钞成为丝银替代物)，较易维持币值。而元世祖本意想大力奠定纸币政策，但因百姓习惯使然而逐渐作罢。
８．水利交通。元世祖时水利交通的重要建设有二项：一为开运河，包括会通河以及通惠河的开辟，使南北运河全面开通，而江淮漕运可直达燕京；这加强了南北方的交流；一为通海运，使海运于元朝正式成为国家的漕运航路。
９．完成站赤（驿站）制度。元朝赖以统治其庞大区域，保持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与交通联系的就是"站赤制度"。蒙古人所谓的站赤制度就是驿站，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到了元朝将其加以扩充，在元世祖时终告完成。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
１０．建立农社制度。元世祖即位，因其习知汉人的风土人情，乃提倡农业，定立“农社制度”。其制度相当周详，为一种国家监督下的农民社团组织，目地为振兴农田水利，亦兼有政治性的组训作用，以与其军政制度相配合。
三、平定叛乱，加强对边疆的管理。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1268年（至元五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1289年七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 1302年，海都败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
忽必烈统治时期，还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十三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朝还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此外，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行政权力机构，即澎湖巡检司。
元朝的大统一和采取的管理措施，促進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
此外，忽必烈还尊孔重道，任用贤才，兴办学校；劝课农桑、安恤流民。他还“复租税，均赋役；明刑典，理狱滞”。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经济繁荣
忽必烈统治时期采取的上述措施，有利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
其次，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在商业方面，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元朝的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市是比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可以说，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元朝的繁荣富庶我们同样可以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窥见一二。
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后统治中国十五年，在位共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死后庙号世祖。
对忽必烈的评价
从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说，忽必烈是蒙古继成吉思汗后一位最伟大的帝王，尤以其统治期间（1260--1294）为蒙古的鼎盛时期，对蒙古帝国而言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从此，蒙古人控制东亚到西亚的局面，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结束。而其领土则包括亚洲及欧洲东部，疆域之广，前古未有。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对于这位伟大的皇帝忽必烈，身为外国人的马可·波罗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他的游记中，他写道：“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类远祖亚当（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国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对忽必烈的评价是“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而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可见，马可·波罗的游记和中国史家对忽必烈的评价可以相互验证，忽必烈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汗和皇帝。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意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扩大的欧亚交往
蒙古大军自成吉思汗起的三次远征，使蒙古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到了忽必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强大的王朝，这个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虽然这个帝国所属的四大汗国因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而相继演化为独立的国家，但它们在元朝的对欧亚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方面却起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这些独立的汗国依然尊奉元朝皇帝为大汗，称之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承认元朝皇帝为其宗主，它们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因此，这些汗国的汗未要得到元朝皇帝--大汗的认可，而且，相互间使节来往不断。西方使节和商人前往中国，也都要经过这些汗国。一些城市成为了东西方往来的交通枢纽。从1240年到1340年的100年间，是中国和欧洲可以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和土耳其人都多少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
其次，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国官员和工匠被掳东来，以后又有大批中亚商人、旅行家相继来到元朝，他们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们在元朝从政经商，也带来了阿拉伯的科学和文化。在整个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立法、数学、医学、史学等书籍大量传入中国。
与此同时，一些蒙古人和汉人也迁往中亚、西亚各地。当时，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1000年。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医药、艺术等在此时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影响着欧洲的历史進程。
当时来到中国的商人应该非常多，但留下文字资料的只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虽然一些人质疑其游记的真实性，但时间为他做出了证明。其书中所记载的路线和诸多关于元朝的记述都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扩大的欧亚交往一方面促進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迁移，人种的混杂也逐渐增多，这样致使后代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也使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忽必烈之后的皇位之争
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之后，他的孙子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他在位时间较后代其他皇帝都长，为十三年（1295年～1307年）。铁穆耳是个守成之君，基本上执行着元世祖的既定政策，没有更多的建树。
成宗死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开始走向衰弱。在随后的26年中，元朝一共换了7个皇帝。成宗因为没有儿子，所以由其侄子海山继承，这就是武宗。武宗在位四年多（1307年～1311年），后由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即仁宗。仁宗在位九年多（1311年～1320年），死后，传位于儿子英宗。英宗统治时期，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皇权之争与权臣派系之争非常激烈，政局不稳。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一派权臣，勾结诸王亲贵，发动政变，于上都之南三十里的南坡，刺杀英宗，史称“南坡之变”。他们拥立忽必烈孙、晋王也孙铁木耳为帝，是为泰定帝。
而泰定帝死后的五年之间，换了五个皇帝。泰定帝的儿子天顺帝在位不到两个月，就被武宗次子文宗图帖睦尔赶下台。文宗即位一年后，迫于形势，又让位于总领漠北军事的异母兄明宗和世瑓。明宗自一月即位于和宁之北，至八月，就被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密谋害死，文宗复位。他在位四年，死后，由文宗皇后与燕铁木儿等立明宗年仅七岁的次子为帝，即宁宗。他十月即位，十一月就死了。燕铁木儿和文宗皇后又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儿为帝，即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他利用权臣之间的矛盾，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统治。
关于元朝灭亡的预言
《推背图》第二十六象预言了元朝的灭亡。二十六象的图中画着一个僧人，后面跟着几个美女。暗指元顺帝受僧人迷惑，妄信房中术，整天沉迷于女色中。
谶文是：“时无夜，年无米。花不飞，贼四起。”第一句指元顺帝与僧人整日淫乐，不分昼夜，而庄稼却是年年欠收，百姓家里没有隔夜的粮食。老百姓没办法生活，只好四处为贼，但元顺帝却根本听不到这方面的消息。
颂文是“鼎沸中原木木来，四方警报起边陔。房中自有长生术，莫怪都城澈夜开。”其中“木木”合起来是个林字，指红巾军所立的皇帝韩林儿。意思是说中原红巾军起，韩林儿已经逼近京城；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警报。而元顺帝却相信房中有长生术，不分昼夜的在宫闱中淫乐。
元朝末年的天灾和元朝的灭亡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是顺帝，在位35年（1333年至1368年）。因为他荒淫无道，因此他在位期间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疫病在顺帝至正后期尤其集中，几乎到了每年都有一场疫病的地步。
至正十二年（1352年）以后，大疫一场连着一场爆发，社会秩序混乱。这年正月，翼州、保德州发生大疫。至夏天，龙兴发生大疫。至正十三年（1353年），黄州、饶州大疫。十二月，大同路大疫，许多人得病死去，文书记载是“死者大半”。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月，江西、湖广先是出现大饥荒，后是“民疫疠者甚众”。十月，京师先是大饥，“民有父子相食者”，疫病又接踵而至。至正十六年春天，河南大疫流行。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菖州蒙阳县大疫。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汾州大疫。这时期中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府派军队前去围剿，“两河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师，重以饥疫，死者枕藉”。宦官朴不花雇人收埋尸体，到至正二十年四月，累计掩埋了20余万人。这场京师大疫连续两年之久。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这年二月，在金陵建立政权的朱元璋派兵突然攻至杭州，杭州被迫关闭城门达三月之久。城门被围不久，城内粮食吃尽，由于四周交通被切断，粮食无法运入城内。 “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朱元璋兵退后，从吴淞江里来的运米船先后到达，人们眼看可以活命了，传染病却开始蔓延，死亡大半。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天，南方一些地区疫病流传，其中绍兴路的山阴、会稽二县疫病最为严重。二年之后的春夏之交，绍兴路又一次出现大疫。
同那些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朝代一样，蒙古人缔造的帝国和王朝的崩溃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昏庸无道。
元朝末年，统治黑暗，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害连年，而顺帝对此不闻不问，继续行其荒淫之事。政治的腐败，军费的无限扩张，皇帝、贵族和官僚，只知享乐，欺压百姓，各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激化的地步。尽管中国老百姓一向不过问政治，但就如温州、台州老百姓的旗子所写的：“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就如《醉太平小令》所描述的：“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哭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于是，当积怨达到饱和状态时，就会喷发而出。元朝末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中，以方国珍举兵最早，首先在浙江沿海袭击官船。此后白莲教成为反元的中心，以韩山童为首领，密谋起兵，后来因计划泄露被杀！韩山童死后，刘福通立其子韩林儿为帝，组成红巾军。另有自称红巾南派的徐寿辉、陈友谅、方国珍等人，以及不属于红巾的张世诚。
朱元璋为后起之秀，他先依附郭子兴，待郭子兴死后，余将归朱元璋，兵势强盛，其后阳奉韩林儿为北方屏障，依序击败南方之陈友谅、张世诚、方国珍。大局已定，朱元璋在应天府即位，是为明太祖，改元为"洪武"。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命将领徐达、常遇春北伐，第二年，攻占大都，元朝灭亡。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入主中原仅九十年。
文学和史学篇
文学
元朝文学的最高成就─元曲
元曲，是元朝文学上的最高成就，与唐诗宋词可以比肩。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60多种。
元朝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而从元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有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的戏剧。
在至元、大德时期（1264年～1307年），出现的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人，世称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等。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散曲，是指象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或者简而言之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数”和“小令”，据不完全统计，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温州杂剧等地方戏发展成为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四大传奇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多方面的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
史诗
元朝除了为后世留下了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外，还留下了一些优秀的史诗。比如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在元朝写就的。当时在全国广泛流传。还有《密勒日巴传》，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主要描写僧人密勒日巴的一生。
此外，还有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而且也是诗歌、口碑、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汇编，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也是蒙古族的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史学
元朝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马端临（1254年～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仿照唐代杜佑《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
此外，元朝官修史书也十分盛行。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的《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遗失，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
由翰林国史院用蒙文编写、类似汉文《实录》的《脱卜赤颜》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编写，藏在奎章阁。《脱卜赤颜》后来不断续修。原本已佚，但在后来编写的《黄金史》等书中，尚保存一些片断。
绘画篇
元·钱选 《归去来辞图》 横卷 纸本 设色 纵26厘米 横104厘米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文人画和山水画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在元代短短90余年内，画坛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王渊等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画坛的主要倾向，影响后世也最深远。元初山水画家以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为代表，他们均对传统山水画進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钱选善画青绿山水，师法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赵伯驹，并融進文人画的笔意和气韵，具有一种生拙之趣。高克恭变化出入于米芾、董源、李成之间，形成了浑穆秀润的独特风格，在元初与赵孟頫、钱选并驱。元代中后期，崛起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这四大家。元四家以他们各自的创新风格和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
元代还有一批山水画家，各有师承，自具特色，在画史上也享誉颇高。其中受赵孟頫影响，兼宗李成、郭熙画法的画家，有盛懋、商琦、曹知白、朱德润、唐棣等人。受黄公望和王蒙影响，兼师董源、巨然的有陆广、马琬、陈汝言、方从义、赵原等人。学习南宋院体山水画法，保留马远、夏圭遗风者有孙君泽、丁野夫等人。此外，王振鹏、李容瑾、朱玉等人的山水楼阁，用笔工整细密，折算精确，为元代界画名家。
元代人物画远不如山水、花鸟画兴盛。由于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大多数画家避世，漠视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于表现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极少。而随着宗教的风行，在佛道人物画方面，有一定提高。艺术方面，有些画家汲取文人画的笔墨技巧，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刘贯道师法晋唐，集古人之长，笔法凝重坚实，人物意态舒畅，为元初高手。何澄继承南宋院体遗规，开元代人物画逸笔先路。王振鹏师法李公麟，笔法流畅劲健，人物神情生动，白描间以淡墨渲染，突破了一般只用线描的程式。钱选人物画学自晋、唐，衣纹多用顾恺之高古游丝描，工稳而不板滞，蕴清秀于古拙，自成一种格调。任仁发人物鞍马师法唐人，笔法工细流畅，笔调明快清丽，保留了较多的唐人传统，但亦有自己风貌，在元初与赵孟頫齐名。张渥以画白描人物见长，师法李公麟，用笔流畅飘逸，形象真实，栩栩如生，被誉为“妙绝当世”。王绎善画肖像，笔法细劲，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在元代肖像画家中成就最为突出。颜辉在宗教人物画方面，负有盛誉，他用笔粗润豪放，略近南宋梁楷泼墨法，于水墨晕染中现出凹凸效果。
随着文人画的兴盛，元代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发展，并发生显著变化。其题材往往寓意高洁、孤傲，寄托画家的思想情操。艺术上讲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饰和工丽，提倡以素净为贵。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现。其画风开启了后来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声。钱选变工丽细密为清润淡雅，晚年更创不假雕饰的水墨写意和彩色没骨的画法。王渊师法黄荃，作品多用水墨法，变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鸟画大家。陈琳、张中笔法粗简，突破了宋代院体绘画一丝不苟的规格。竹石画家最著名的有高克恭、赵孟頫、柯九思、吴镇、顾安、倪瓒等人，大都继承文同、苏轼或王庭筠的传统而有自己特色，以水墨法见长。张逊善画双钩竹，在元代几成绝响。其他竹石名家尚有李倜、谢庭芝等人。以画梅著称者有邹复雷、王冕等人，他们多学自仲仁和尚和杨无咎。
壁画
元代壁画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分布地区也很广，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有元寺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山水、竹石、花鸟等题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画的显著特点之一。如敦煌、安西榆林窟（万佛峡）等地保存的元代壁画，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里的壁画，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壁画，山西洪洞广胜寺元代杂剧的壁画等，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见于记载的壁画画家有朱玉、李时等名手。元代壁画的盛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雕塑艺术
在雕塑方面，元代的大师们，吸收了外来的技巧，继承了中原的传统，特点在于力求表现出个性来。代表任务是刘元。
刘元字秉元，河北宝坻人，幼年跟道士学中国的传统技法，后来又跟尼泊尔人阿尼哥学“画、塑、铸金之艺”，学塑“西天梵相”，神思妙合，称为绝艺。
音乐和服饰篇
音乐
元代在艺术上也是一个绚丽多姿的时代。蒙古早期的音乐很简朴，仅有锣、鼓、拍板、胡琴等乐器。成吉思汗根据西夏旧贵族高智耀的推荐，把西夏旧乐引入宫廷。窝阔台汗时又征用金太常遗乐于燕京。蒙哥汗时逐渐采用一部分中原音乐。
世祖忽必烈以后，宋朝的雅乐在祭祀中也被采用。而宴乐时则是汉、回回、西夏的乐队，同陈并奏。乐器中有经过中国音乐家改進的由阿拉伯等地传来的风琴，有从波斯传来的火不思（拨弦乐器），也有流行于波斯和阿拉伯一带的唢呐，还有胡琴、箜篌、琵琶、云璈等。元曲的兴起，和当时音乐的发展交流是有密切联系的。
服饰
元代服装大量用金，超过以往历代。织物加金，早在秦代以前就已出现。至于汉族服饰上得到运用，时间大约在东汉或东汉以后，而且主要在宫廷中使用。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服饰织金的风气才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宋代贵族服饰用金，在技术上已发展到了十八种之多。辽、金统治地区织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尤以回鹘族地区最为流行，所织衣料最为精美。元代继辽、金之后，在织物上用金更胜于前代。
元代贵妇服饰特征是：一般身份较高的妇女，都戴顾姑冠。普通妇女则戴皮帽。身上所穿的服装都是宽广松肥大，长度大多垂足，衣边扫地，以至在行走时，不得不由奴仆在后跟着托起，敦煌壁画元代供养人形象，就是这种情况。
元代贵族袭汉族制度，在服装上广织龙纹。据《圆史舆服志》记载，皇帝祭祀用衮服、蔽膝、玉簪、革带、绶环等有饰有各种龙纹，仅衮一件就有八条龙，领袖衣边的小龙还不计。龙的图案是汉族人的传统图案，代表着华夏民族的文化。晚唐五代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都无例外沿用了这一图案。到了元代更加突出，除服饰大量用龙之外，在其它生活器具中也广泛使用。元代蒙古族男子，戴一种用藤篾做的“瓦楞帽”，有方圆两种样式，顶中装饰有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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