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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华民国政府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仪式，并在其投降书上签了字。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因为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坚苦卓绝的对日持久抗战，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凡属于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中华民国政府在指挥和接受对日受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毫无疑问的。
就中共而言，也根本不具备单独对日受降的权利。首先，其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已经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其次，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避免中共乘机叛乱，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蒋介石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此后，各战区开始次第受降；10月，国民政府正式收复台湾。
但是，经过八年抗战得以养精蓄锐的中共，早已不顾什么道义的中共，早已将阴谋之术运用自如的中共，根本不考虑人民期盼和平的中共，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和与国民党夺权了，首先就是强行夺取对日的受降权。与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的1936年时相比，1943年的中共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到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中共党员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众，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这与在十四年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
8月9日夜，当延安获悉日本投降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進军”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中共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甯次向中共军队投降。
而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流氓嘴脸可见一斑。
8 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的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進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進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10月17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获得了八年全面抗战以来“ 专打友军”的又一个辉煌“革命战果”。
而在毛看来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的东北在日本投降后是否能据为己有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苏联不仅与英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而且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中共能否夺取东北还要看苏联的态度。但毛泽东大胆的進行了试探，并为将来夺取东北進行了军事准备。
在毛8月10日至11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其发出的第二、三、六号命令就是以“为配合苏军進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進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進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進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進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同时，毛下令派遣千余中共干部迅速進入东北，进行舆论上的先期宣传。此后，中共中央又命令部分中共军队相机進入东北。
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远离中原时机，迅速攫取地盘。其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是十分惊人的。在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后的8月26日，毛就在其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赤裸裸的说道：“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此后，中共在苏联的默许和暗中帮助下，数十万军队开入了东北。1945年10月28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到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進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11月7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進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11月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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