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真象

　　关于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的本相前文已经进行过揭露，但是不择手段的中共并非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而是以扩张为目地，抗日只是幌子。因此，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日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造成了中国抗日阵营的分裂。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定，中共红军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是，根据中共借抗日之名而图谋扩张的算盘，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这样，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日军。中共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甚至在后来成为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见后文)。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象，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藉口抗日以扩张，藉口抗日以反蒋的种种行为，终于在皖南事变中得到了报应。但是中共却借此大叫冤枉，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