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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3年7月1日香港五十万人游行反对香港二十三条立法案后，2004年，又有超过五十万的香港人在同一天举行了大游行，抗议北京当局否决他们争取普选的要求，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在2003 年香港爆发大游行后，中共中央政府不满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未能如期将二十三条立法，此后一方面刻意架空董的权力，并在香港政改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包括 4月6日进行释法，将修改立法会及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启动权，交在行政长官手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4月26日否决香港进行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普选等。另一方面，企图以经济作为诱饵，让香港人放弃政治诉求。比如容许中国国内居民以个人游身份去香港消费，并以多项更紧密经贸关系措施让香港人在国人享有多种优惠或是接近国民待遇的政策。但令中共没有想到的是，中共的政策使香港市民与中央的矛盾凸显，而香港人并不愿意放弃更大民主的诉求，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普选。
被中共逐渐抛弃的董建华，不仅要面对香港市民的不满情绪，还要面对被其昔日在港的盟友抛弃的局面。一向挺董的亲政府人士公开指称他为“三零特首”，即作为政治领袖应具备的政治理念、政治手腕和政治魅力，董建华在这三面的分数却是零；也有新中商界人士公开指他被中央架空。
香港再现“七一”大游行后，董建华应邀于7月7日同民主派立法会22名议员会面，商讨七一游行后的形势，以及重新向中央提交政改程式问题。董建华表示明白他们对普选的要求，但自认无权要求中央更改早前的决定，即2007和2008年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将不会有普选。
而七一当天，中共高层领导没有在香港庆祝回归中国七周年的仪式上露面，大陆外媒体对游行的报导在大陆也被切断信号。由于香港问题自去年七一后一直由江的亲信曾庆红处理，香港“七一大游行”不啻是对江氏人马的重大打击。江的权力继续受到挑战。
中国问题专栏作家凌锋说：“中共对付它的对手，如果不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之，而必须谈判或对话的话，它的策略一向就是以强硬姿态向对手迫近九十九步，令对方感到毫无希望乃至窒息，然后退后一步，令对手感到中共的宽容、让步与善意，以致心甘情愿接受条件，乃至臣服。现在北京对香港，就是重演故伎。”
早在2003年5月至6月，港电台节目主持人郑经翰、黄毓民、李鹏飞相继被迫封嘴，香港民主派刘慧卿议员的办事处被纵火威胁。7月1日前夕，曾庆红在非洲向香港“释放善意”，随后又发生去南非请愿和起诉曾庆红的法轮功人员被枪手袭击，数人几乎车毁人亡。香港七一游行组织者网站被骇客入侵并发布伪消息改变游行日期。
同2003年不同之处在于，2003年游行的目标是借反对23条表达对港府不满，今年港人不满对象直指北京当局。分析家指， 2004年以来中共对反对派人士的一系列恐怖威胁以及和中央对香港政治采取的缺乏理智的极端做法，虽然压制了一部份人，却更激化了香港矛盾，引发更大的反弹。
据美国之音分析报导，七一民主大游行在被外界称为“经济动物”的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六四”的定期化、定型化、持续化的民众聚会。“七一大游行”的品牌，在香港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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